正在出差途中，收到一条信息，问“儿子借给同学两万块钱，找不到对方了，怎么办？”发件人是曾春亮的哥哥。2020年8月，曾春亮杀害3人成为舆论热点，我因此来到江西乐安县，认识了他哥。
　　那时我们约好晚上在县城的广场见，音乐吵闹，路边的台阶成了天然的采访地。作为一个十级社交恐惧患者，我每次都为开场白发愁，典型表现就是打电话希望对面没人接，最好Ta更有毅力，多次短信、电话都别理我，这样最后我能写一句“多次联系未得到回复”，显得更真诚。
　　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很意外的收获。他告诉我，自己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才有空;在一根又一根烟的间隙，他讲了许多关于弟弟的故事，最后问，“这次会判死刑吗？”
　　写下这篇文章的半个月前，曾春亮被判处死刑。所有人的结局都已写好，因为记者这份工作，我们在某些片刻相逢。
　　听说要写2020年的年度总结，这个标题一下子跃入脑海。我非常想写遇见的人们，在他们刚好产生了故事、我们刚好产生了交集的片刻。
　　还记得写曾春亮的报道时，朋友推荐了一部影片，贾樟柯的《天注定》。人会逐渐同他的遭遇混为一体，当一切退无可退，当命运无法挽回，他会亲手把自己送入深渊，连同够得到的一切。
　　关于曾春亮的故事也在脑海中回放。我很好奇，不知道在最后的节点，他脑海中浮现的会是什么，是最难捱而不想重来的漫长监狱岁月，还是年少时唱卡拉OK打台球拽着一双双姑娘的手溜冰，还是童年卖完毒蛇、把没毒的一串串盘在脖子上回家。
　　做每一个案件的报道，都习惯于尽可能完整寻找到故事图景下的每一个人，有的不会出现在成稿里，但正是倚赖更多信息的交叉，写作得以抵达更大的真实。
　　还记得12月份在大理写一篇报道，是个陈年旧案。跟着75岁的喊冤“凶手”张满，我们走过长长的田野、零散的村落，去找当时的每一个人，试图串联起完整的经过。
　　那些曾被怀疑的青壮年，已经垂垂老矣，有的早已离世。在陌生的地方，很多时候找人要依赖当地的熟人网络。张满应该出发过很多次，到邻村、到古城。他找人的方式很执拗，总让我想到《平原上的夏洛克》。他的妻子玉吉腿脚不好，我问她能不能走，她说，“张老师被抓后，我就成跑江湖的了。”
　　现实比戏剧更荒诞，这句陈年台词，在我一次又一次采访中成为切身体会。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路上，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各的遭遇。
　　有次出差，打车去北京大兴机场，很久都打不到，后来派单来了个离我十分钟的司机。他解释，现在好多都不敢往大兴跑，之前4号线在排查，可能有疫情。
　　我问他，您怎么敢？他说欠了一屁股债。
　　漫长的半小时里，他讲了更为漫长的故事。开端是15岁少年，揣着8000块钱从安徽到北京，高光后又在疫情中辗转跌落。
　　他现在是房产中介，兼做快车司机，还买了POS机代刷信用卡，印着红黑大字的宣传单压在副驾前。即便如此，每个月也只是勉强支撑银行利息，欠债总共有60万，他说。
　　自然地在他人身上捕获故事，渐渐成为我的本能。感觉裂缝扩大的时候，有时会刻意翻一翻新闻当事人的朋友圈，他们都曾走在自己生活的悬崖之上。
　　以前采访时说话都在颤抖的年轻女孩，刚拍了很可爱的抖音视频，她年迈的父母一度差点双双入狱;
　　养老金被骗干净的老人家们，不久前曾结伴去旅游。人多到后来不记得名字，我只能把他们备注成“某叔叔（阿姨）-某某案”，每天点赞微信运动，不知道代表什么;
　　意外失去双眼双手的年轻男孩，不发动态，节日会给我发来少熬夜的问候。我是个没什么节日习惯的人，收到就提醒自己下次记得提前发给他，又每次都忘。他喜欢甩空空的袖管，断肢的温度总让我感觉比常人凉一些……
　　还有西北黄河边的乐队、江南凌晨的雨，太多的悬崖，最终被如履平地，而与这些人，我们曾经相逢在无数的片刻。
　　2020年年底，很多案子迎来节点，比如劳荣枝、曾春亮、杨松发、许建成、翟欣欣，一个个名字突然涌现。时间无尽流驶，岁月全无刻度，是这些具体的事件标注了很多人的今天和明天，也分割了我的一年又一年。
　　年底，编辑部开会，和很多同事都是第一次见，因为疫情关系，也因为平时不坐班，大家都是各自走在路上。晚上，在方迎忠老师推荐下，我们去了家居酒屋，这是个会随身带蓝牙音箱的中年男子，酒还没开，他的胡德夫便溢满房间。杯子碰在一起，我们相聚又分离。
　　后来的很多个周二夜晚，我都会翻方老师的朋友圈，这一天，是杂志编版的日子，通常也是编辑部最忙的一天。第二天凌晨忙完，编辑部同事一般会出去聚聚。方老师总能把吃吃喝喝拍得美感十足，也总能捕捉到我的编辑黄剑老师的丑照。
　　倚赖陌生人真诚的善意，倚赖着朋友们线上的陪伴，我们走过城市，也走过山村;去过矿难，也去过疫区，以后还会抵达更多的未知。
　　在变化与追逐中也塑造着自我，成为万千种模样。但就像博尔赫斯在《岁末》中写的，“尽管意外层出不窮，尽管我们都是赫拉克利特的河中的水滴，我们身上总保留有某种静止不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