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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 年代末，跟全国一样，广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彼时，贫穷、落魄的广东与毗邻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广东边境的农民外逃出港成为突出现象。
1977 年11 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贫穷而生的强烈的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1979 年2 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震惊。“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吴南生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找来香港商界的朋友们帮忙出主意，他们建议说，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这样最快，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马上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
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此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吴南生说：“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 个地方搞。”习仲勋要求他们写一个报告，当年4月他到北京开会，当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建议。最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地区试办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对媒体回忆说，深圳当时就是一穷二白，基础设施条件极差，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宾馆，什么也没有。“你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给点钱。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血路怎么来的？中央给了几个政策，允许外来资本，允许银行贷款，从各种渠道筹钱。后来才知道钱能生钱，这个理念是香港人带进来的。”邹尔康举例说，有个外商在深圳建一个楼，规划是建5 层，第3 层建好了，就开始卖，一路建，一路卖房子，就这样滚动。“钱能生钱，这就是市场经济。”
但万事开头难，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础设施建设给做起来，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深圳，吴南生陪着一路看，当时正在修路，到处灰尘滚滚。他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 万，3000 万你一年也够用了。”靠着这3000 万，吴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
如今，沿着深南大道由东向西，从罗湖的国贸大厦，途经福田的华强北，再到南山的粤海街道，这条全程25.6公里的大道一路见证了这个由“三来一补”起步的城市，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新的40年产业升级史。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总商会的人建议吴南生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外国人最怕。”吴南生深以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
一年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条例一宣布，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钱人却跨过罗湖桥来赚钱了。吸引他们的是深圳的商机，这里税收便宜、工资便宜、土地便宜……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份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吴南生形容说，那是藏龙卧虎之地。“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您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深圳的工资远高于内陆地区，对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谷牧有一次到深圳来，在酒店吃饭，他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服务员回答说：“450。”谷牧开玩笑说，“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吴南生生前对媒体回忆说：“1982 年最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来到广东过年，任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关键时刻，谷牧一直为吴南生顶着。“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一切的问题一直等到特区成立5 年以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才得以解决。
吴南生回忆，邓小平到了深圳，他们给他汇报工作，完了请他作指示，邓小平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
“把大家都吓坏了。”吴南生说，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點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
邓小平最后题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2年春天，这位老人再次视察南方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疑惑。视察结束离开深圳，他拉着时任深圳市领导的手话别，再三叮嘱道：“你们要搞快一点。”
之后，震惊世界的“深圳速度”不仅远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期，也刷新了世界的想象。
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深圳从一个偏居一隅的边陲小镇跃升为知名的国际一线城市，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最直观的是一路高歌猛进的GDP增速，从1979年的1.96亿，到2019年的2.69万亿，GDP足足涨了12000倍！2018年，深圳的GDP首次超越了香港;2019年，深圳的GDP又超过了新加坡，位列全球第21名。
这一切得益于党中央决策者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
最初的拓荒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南方谈话之后，深圳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以“三来一补”起步的深圳明确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立市”的目标。在1994年深圳市政府下发的《关于经济特区停止审批“三来一补”等項目的通知》中，不仅要求原特区内限制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同时大力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积极引导原“三来一补”企业升级转型。
1996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规划面积11.5平方公里，作为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发展战略的6家试点园区之一，其中的中区和南区分布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占了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二。
当时的规划对标的是美国硅谷，最早建设的楼宇都是仿照硅谷环境比较宽松的矮楼，甚至不设中餐厅，怕有油烟味污染。按原来的规划，高新区容纳就业人口12万人左右，其中计划在高新区内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其余2万人在高新区以外的地方解决居住问题。
但很快，发展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想象，目前园区内企业员工的数量已超45万人，人们惊叹于周围楼宇拔地而起的速度。“谁也没有想到发展的速度如此迅猛，而这个速度比硅谷的速度快太多了。”
如今，那里引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粤海街道已经成为观察深圳特区的一个窗口。在粤海街道23.8平方公里的辖区里，密集分布了212个产业园区，活跃着超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走出了华为、中兴、大疆这样令美国忌惮的硬核企业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贡献了超过3000亿元的GDP——一条街道足令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乃至一些省份望尘莫及。
作为粤海街道最初的拓荒者，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侯为贵带领的中兴均发迹于此。
最早来到粤海街道的是侯为贵，一开始靠着电话机的加工订单，赚取微薄的利润。凭借着加工订单的积累，侯为贵带着技术人员进行数字交换机的研发，开始了中兴通讯的奋斗史。
1992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离开南油集团，在粤海街道辖区内注册创办了华为，在科技工业园的深意工业大厦租了两层办公室，开始了现在看来堪称伟大的创业。10年后，华为总部迁往龙岗区的坂田，但在粤海街道仍然保留了办公地点。
马化腾在腾讯2004年上市之后选择了位于粤海街道的飞亚达大厦，租下了那里的六层办公室。那时候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集聚了一批工程师，但很快，这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大约4年后，腾讯在高新科技园内拥有了第一座自建写字楼。而如今，腾讯在粤海街道的第二座大楼滨海大厦已经落成，相当于3个腾讯大厦，成为这里的新地标。
在粤海街道上，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在巨无霸企业之外，那里的写字楼里高密度地分布着约2万家大大小小的科创企业。在粤海街道的商业街区，“跟党一起创业”的口号随处可见。
在多年的观察中，粤海街道办企业服务部部长古明发现，只要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并生存下去的企业，找准了定位和方向之后发展都会很快。他们的成长一望而知：从共享办公空间的一个隔间起步，两年后租下半层，再过两年租下整一层，最后在高新技术园区拥有自己的整栋楼宇。
这也是粤海街道上很多巨无霸企业和独角兽公司的成长路径。那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从成立特区的第一天起，深圳就是奋斗者的天堂。
每天早上9点，45万年轻人从四面八方集中涌向粤海街道的212个园区。
“潮水一般的年轻面孔。”粤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李业甫做了极为形象的比喻。
在大厂、小厂林立的粤海街道，涌动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和对财富的渴望。这条街道上，从不缺少机遇和传奇，总部企业多、实力强、薪资高。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一句极具感召力的口号，继续吸引无数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
责编：杨琳 guofang@ceweekly.cn
美编：孙珍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