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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无限力量的根源。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团结人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扭转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改变了人民遭受苦难和屈辱的命运，推动中国從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走向人民民主;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进行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改革开放，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人民生活发生质的飞跃，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中国社会孕育形成集体主义主流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又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当今世界，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价值观，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之上;一种是中国的集体主义，主张集体利益至上，强调保护个人利益，但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而且也表现为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远的不说，面对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社会表现出的不同应对方式，其背后实际反映的就是深层次的价值观的差异。在肆虐的疫情之下，14亿中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在最短时间控制了疫情。奉行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很难理解：在一个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为什么能够很快形成这种一呼百应的协同力？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骨子里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
当然，中国人民这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形成，除了中国传统家国文化的熏陶之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宣传、教育与引导。
关于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很多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把集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集体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集体”是“虚构的集体”，无产阶级的“集体”才是“真实的集体”。所谓“真实的集体”，就是肩负着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同全体劳动人民的联合。在“真实的集体”中，“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他们反复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其本质是大公无私，一切以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建设、改革及新时代赋予集体主义更丰富的历史内涵，并在实践中教育、引导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树立集体主义大局观，由此逐步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身陷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战乱不断的苦难深渊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挽救民族于危亡、解救人民于水火，主动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领导、号召、组织全国各阶层人民精诚团结，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翻了一切反动统治和压迫，人民翻身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的集体”的新篇章。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献身牺牲，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集体主义的坚定信念。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红岩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牺牲精神的代表，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都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号召全体党员、全国各族人民，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齐心协力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规定：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在两种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坚决地服从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这里第一次把集体主义写进党章，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1957年，毛泽东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集体主义逐步成为社会道德的评判准则。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是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集体主义精神的代表符号，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来自西方个人主义的冲击和侵蚀。面对这些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扶贫济困的精神。谈到集体主义问题时，邓小平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作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在这里，集体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既注重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又注重发扬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大局观念。为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深入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彰显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倡导促进社会共同富裕，丰富和充实了新时代集体主义精神的内涵。实践中，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深层次的集体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不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价值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性。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新时代中国人民集体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最为亮丽的精神标识。 经过长期教育与引导，经过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反复比较，集体主义精神早已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心中，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中国人崇尚的集体主义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非但不排斥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而且要实现个人利益、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国家理想同频共振。这种中国式的集体主义，能够使全社会资源迅速集结起来，使14亿中国人统一行动，克服别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干成别人干不成的大事。与此相反，一个政治极化、政党纷争、个人至上、阶层对立的社会，不仅很难推进高效率的发展，更难以在重大危机面前形成社会共识。
纵观百年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率先垂范之下，在日积月累的培育与引导下，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不但没有因时代发展而褪色，而且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愈加浓烈。如今，集体主义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成为凝聚民族团结、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集体主义精神
2020年2月8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CEO兼大众汽车品牌中国CEO冯思翰通过其个人社交账户呼吁人们团结起来抗击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表示，中国正倾举国之力投入这场抗击病毒的战役，中国人正团结到一起，只为实现一个目标——战胜病毒。他这样评价中国人团结一致抗疫精神：“我从未见过一个国家的社会拥有如此的集体奉献精神，通过牺牲个人的便利来将事情变得更好。为此，我也正通过在家工作，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冯思翰写道，团结起来是解决这一影响全人类的挑战的唯一途径。不仅仅是在中国，全球的人们都需要携起手来。
中国建立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更是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实行什么样的治理体系，走什么样的治理道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息息相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从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构成来看，主要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三部分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指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的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加上一个“等”字就是表明：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基本制度是会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扩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指的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等，都属于重要制度范畴。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底层。
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相比较，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犹如“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地避免在中国出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且可以确保国家政治长期稳定、国家发展中长期目标的实现。
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集中到一点，就是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事实确实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济极端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帝国主义封锁等严峻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继而，研制出“两弹一星”，打破美苏等国的核讹诈;勘探和开发大庆油田，摘掉了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家的帽子，等等。这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国家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策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独特优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开办“经济特区”，修建世界上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启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工程，推进载人航天工程，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党中央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嫦娥奔月”、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发威”、港珠澳大桥、大兴国际机场等创造了中国式奇迹;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现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实力持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西方有些人很是好奇，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执行效率为什么会如此之高？答案就在于中国独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治理体系。法国知名学者戴维·戈塞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使得中国有了连续数十年的飞速发展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治理体制的高效和成功。他强调，从具体的国家治理来看，中国执政方式优势明显：中国政策具有延续性。中共长期执政，可以按照“五年规划”持续推进国家治理和进步，而西方政府的政策只能着眼于任期内。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像中国人民这么幸运，有一个类似“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主心骨，有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治理体系，引领着国家走出混乱和困境，踏上奔向美好生活的幸福列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在民族革命后，选择了以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为模板，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现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国家除了极少数较为稳定外，其余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党争，走向了不负责任又没有效率的多元政治和政党国家化，其政府形式变成了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物，又因治理失灵而变成了“失败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如此失败，以至于很快又爆发了“颜色革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政治拉锯战。
通过历史与现实纵向、横向的反复比较，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为什么“党是领导一切的”，明白了为什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解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蕴含的力量，懂得了什么是“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道理。
总之，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适合中国国情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颜色革命”致国家失序
21世纪以来，以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为核心地带，“颜色革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形成了浪潮式运动或连绵不绝的国际政治事件。各国的“颜色革命”大多以美丽的花朵命名，但几乎都结出了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各国“颜色革命”的发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就是奉西方制度为圭臬而加以效仿。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与解决矛盾的方案。用西方制度这一张药方，无法治好各国不同的病症。乌克兰、埃及等都是“颜色革命”的受害者，如今两国政治动荡，腐败不治，经济乏力，民众关切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中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人类工业化运动起源于欧洲，更贴切地说起源于英国。自彼时起，人类社会正式开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巨大转型。
马克思在谈到工业革命及其主导者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时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正是因为这种生产力的革命，欧美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一跃进入世界强国俱乐部。
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部交往，从而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使得原来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远远跑在中国的前面。
落后就要挨打。到19世紀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中国从此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严酷的现实，使得当时仁人志士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尽管他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努力，但均被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所打断，因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化并没有取得进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独立和解放。这一切为中国摆脱落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虽然“一五”计划开始之前，中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6%。毛泽东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这一时期，中国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很大增长。尤其是中国电子工业、石油工业、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国家工业布局，形成了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制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低成本出口导向、建设开放型经济、基于产业演进规律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工业化战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为5.42亿，其中农业人口有4.84亿，当时农业和传统手工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接近90%，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印度的一半，也远低于亚洲平均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是一个典型的“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大国。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产出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90%，主要工农产品产量大都居世界前列，粮食、油料、肉类、原煤、水泥、粗钢、钢材和发电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工业大国不等于工业强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工业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之所以提出“四化同步”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可以引导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形成一个国内版的制造业雁阵模式，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的成果，加快掌握核心技术、获得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可以说，“四化同步”战略的提出，是中国主动顺应、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要求，为实现工业强国目标指明前进方向。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突破人类自身局限与资源环境瓶颈，显著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大量新的思想、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要素、设施、组织、模式、市场应运而生，不仅对不同产业、资源配置、生产流通、生活消费、工作学习、文化思维等带来重大影响，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改变着世界的格局。面对新工业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性的交汇，如何牢牢把握时代赋予的机遇，研究制定新工业革命战略，全面引领产业变革，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课题。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没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富强的发达国家。即使在当今时代，一些发达国家仍然主张推进所谓“再工业化”。实际上，从全世界范围看，尽管中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但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跨越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制造业做大做强是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因而，抓住制造业这个关键，过去是、现在是而且未来仍将是保证国家强大的支柱和基础，关系到中国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能否实现。
中国已逐步步入现代法治社会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执政兴国，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从传统宗法社会到现代法治社会，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印迹。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人与人之间通过邻居、亲戚、同事、利益等方式构成了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相应地其流动性和接纳性就比较差，生活相对“静止”。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人一出生就基于地缘、血缘、姻亲关系而拥有了特定的身份，终身处于长幼差序的人情格局之中，人们在牢固的关系网络之下工作生活、世代传递。在这种“人情”差序社会中，已公开的法律制度往往被虚置，而潜规则却容易盛行。这种潜规则代替正式规则之后形成的社会空间，主要是靠人情关系来调整。这种人情一旦介入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
从根本上治愈宗法社会的弊病，必须相应地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所谓法治社会，包含三个层面含义：一是法律在国家治理中拥有最高权威;二是法治的根本在于公权力守法;三是全社会普遍守法。这三个层面的顺序是依次递进，而不能轻易颠倒，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基本逻辑。
遵循这样的逻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建设理念，推动中国法治建设进入全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建立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有了突破性进展。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等内容写入宪法，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至2011年，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以此为标志，中国形成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同时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仅仅是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尽管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仍然比较严重，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问题，正说明法治意识还没有在全社会广泛地、牢固地树立起来。由此可见，依法治国更需要全社会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信仰法律。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现如今，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从制定外商投资法到编纂民法典，从修改环境保护法到修改食品安全法，聚焦重要领域开展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依法执政自觉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律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这些进步与发展，标志着中国法治国家建设迈上新的历史台阶。
全社会逐步树立起对法律的真诚信仰。设立国家宪法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法治承载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使之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挥法润人心及强基固本的独特作用，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改变了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就能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法治社会建设有没有成效，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建设在身边、有实招、见成效，让法治中国建设更广泛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利、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增强。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4亿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不断开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国家宪法日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现行宪法是对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决定将现行宪法公布施行的日期，即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落后农业国，到改革开放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再到迈向高质量的发展，见证了中国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高速增长，部分年份增速达两位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大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的经济总量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
然而，中国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动、投资驱动、规模扩张实现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世界经验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极少数经济体，其余均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完成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顺利转轨。
中国经济在变，对于这个深刻变化，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早有洞察。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7年黨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一个全新明确的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面对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加快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等。
具体来说，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发展之中。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不再是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也不再回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搞所谓发展的做法上去，更没有再回到粗放式发展的模式上去。相反，中国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大力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近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消费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中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积极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断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同时，中国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力、打造新引擎。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近年来，中国围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高水平开放，经济发展的内需潜力、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释放。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由于党中央科学研判了经济发展形势，提出了正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采取了恰如其分的应对之策，中国经济经受住全球化逆流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经济实力稳步增长。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标志着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又迈出坚实一步。
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中国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二，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高，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集成电路、量子通信、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明显提升。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0多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一大市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以上。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增速高达20%左右，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
中高端产业结构正在形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速壮大，智能制造深入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批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初步建成。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兴起，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绿色制造工程持续推进，近五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下降27.5%。“增品種、提品质、创品牌”战略深入实施，标准体系持续完善。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发展壮大。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优化，新经济新动能快速增长并达到可观规模，使中国经济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这些都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鲜明特征。
当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中长期规划建议中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战略部署，描绘了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为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
中国创新能力排名持续上升
2020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中国保持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第14名，同时也是前3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近几年来，中国的这一排名迅速攀升。中国已经确立了作为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在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和创意产品出口等重要指标上名列前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分别位居第二和第四。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报告还显示，中国等亚洲经济体的创新能力逐年提升，世界创新的核心区域也正在逐渐东移。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空前高涨
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国家治理能力和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同和信任。一个高度自信的民族，背后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与之相反，一个缺乏自信的民族，背后一定是一个衰败落魄的国家。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国运积弱，屡遭凌辱，使得当时许多中国人心中埋下了失败的阴影，一时间国内悲观论调甚嚣尘上。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孔子诞辰纪念》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现不讨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仅就当时一部分国人而言，自卑的情形确实是存在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鲁迅先生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他说，从古至今都有不失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与一切抗日的进步力量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加紧从废墟中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血肉之躯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正如彭德怀所说：“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脚跟。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等。这些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后来邓小平这样评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人民站起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启了走向富裕和强大的新征程。实际上，改革开放之路，就是探索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之路。为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构想。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根据邓小平这一构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中国不仅提前完成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而且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第三步目标的时间提前到2035年，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远大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激荡的岁月里，中国创造了令亿万中国人自豪的“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方面，中国用数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贫穷落后跃升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近几年来高达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令世界上不少国家羡慕。另一方面，同世界上一些国家频现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经济波动、社会分裂、暴力泛滥、枪击不断、疫情蔓延等现象不同，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到处呈现一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景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在长时间跨度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则世所罕见。
“两大奇迹”的创造，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在谈到中国快速发展与巨大进步时，习近平总书记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里所说的自信，指的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念。而在这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中华民族永不退却的底色和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回头看这过去的百年，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撤侨行动
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22日，中国政府决定分批组织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国驻利比亚人员撤离。从2月22日至3月2日，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轮船11艘，中远、中海货轮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这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更是一次影响巨大的海外中国公民救援行动。
中国社会已终结绝对贫困的历史
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2020年是一个特别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收官、中国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性步伐。
贫困这一难题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数十年前，贫困仍然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期间的一次演讲中，回忆起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他说：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这样的贫困情形，在当时的中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中国广大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之战，让7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至2012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899万人。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 尽管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向全国人民作出郑重承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意味着每年要脱贫约1000万人，每月要脱贫近100万人，每分钟脱贫约20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阶段的决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骨头。
为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彻底消除贫困人口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目标，谋划制定总体扶贫战略，提出“精准扶贫”新理念，大幅度调整扶贫政策，创新扶贫工作方式。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脱贫攻坚战的总指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内80多次考察中，脱贫攻坚是重要主题之一。他来到海拔2000米的村落，入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他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去边境小镇看望困难林业职工，察地窖，摸火墙，看年货;他来到红军烈士后代的家，仔细察看厨房、卧室、后院和厕所，询问还有什么困难和愿望;他走进农业园区的智能温控大棚，同正在劳动的村民聊如何脱贫;他来到少数民族村民的家中，了解就业、收入、看病、社保等情况。
经过持续大力度减贫行动，全党上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并取得决定性成就。截至2020年末，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6%以下。全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增加到近1万元。很多农村老百姓生活有了质的飞跃，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式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成就之大，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中国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表示，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摆脱贫困，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段性任务，让人民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才是其执政的根本旨意。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做大经济总量蛋糕的同时，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过去的40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发生历史性变化。据统计，至2019年，中国年均收入12万元至50万元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成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中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家电全面普及，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近36辆，这反映了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升级。中国居民旅游人次激增，旅游经济稳步增长。据统计，2015至2019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累计超过249.8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合计超过7.8亿人次，接待入境旅游者8.3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收入7208.3亿美元。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的大幅增长，中国加快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覆盖全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住房保障方面，中国城乡居民住房水平明显提高，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中国建成世界最大住房保障体系，仅过去五年棚改累计开工预计超过2300万套，帮助5000多万居民搬出棚户区住进楼房。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仅2019、2020年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1400多亿元，支持各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惠及居民约1043万户。
在教育保障方面，中国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推动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至2019年，中国拥有各级各类学校53.01万所，在校生2.82亿，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进入普及化阶段。过去的五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累计达4000多万，中高职毕业生累计达4400多万。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以上，新增劳动力中有51%左右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
在医疗保障方面，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居民健康指标居世界前列。据统计，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高近5岁。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10万分之20.1、千分之8.1、千分之10.7降到了10万分之17.8、千分之5.6、千分之7.8，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人数持续增加，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截至2020年9月底，中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87亿人、2.12亿人、2.63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25亿人，覆盖95%人口。近五年来，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平均超1200万人，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共有185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范畴。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短短数十年时间，使8亿人摆脱了贫困，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幸福生活。
中国为加速世界减贫进程贡献力量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作为曾拥有世界上最多贫困人口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已成为最早在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减贫奇迹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对促进世界人权进步、提升全球减贫治理效能、推動世界减贫进程也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5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在推动自身减贫进程的同时，始终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积极助力其他国家加快减贫步伐。 中国的发展进步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经过新中国7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今的中国已经沧海桑田，翻天覆地，那段令人感叹又心酸的往事终于成为历史。中国在推动自身的发展、繁荣与进步的同时，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增长乏力，中国迅速走出危机和控制住疫情，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对外开放，释放内需潜力，增强新动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辐射和带动周边及一大批国家联动发展。中国逐年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蝉联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地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超过10%。中国制造，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诸多实惠。中国的消费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
中国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重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改革开放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关系，集中力量进行减贫，使全体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等等。这些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重要方法和重大举措，解决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共性发展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积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积极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日益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理念对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全新的方案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被多次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产生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资金提供者，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人员遍布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达尔富尔等地，被国际社会誉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
中国积极为世界各国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逐渐由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发展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和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新思维新模式，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建设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中国的发展未来仍将是各国发展的重要机遇，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社会孕育形成集体主义主流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又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当今世界，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价值观，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之上;一种是中国的集体主义，主张集体利益至上，强调保护个人利益，但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而且也表现为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远的不说，面对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社会表现出的不同应对方式，其背后实际反映的就是深层次的价值观的差异。在肆虐的疫情之下，14亿中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在最短时间控制了疫情。奉行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很难理解：在一个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为什么能够很快形成这种一呼百应的协同力？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骨子里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
当然，中国人民这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形成，除了中国传统家国文化的熏陶之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宣传、教育与引导。
关于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很多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把集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集体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集体”是“虚构的集体”，无产阶级的“集体”才是“真实的集体”。所谓“真实的集体”，就是肩负着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同全体劳动人民的联合。在“真实的集体”中，“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他们反复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其本质是大公无私，一切以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建设、改革及新时代赋予集体主义更丰富的历史内涵，并在实践中教育、引导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树立集体主义大局观，由此逐步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身陷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战乱不断的苦难深渊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挽救民族于危亡、解救人民于水火，主动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领导、号召、组织全国各阶层人民精诚团结，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翻了一切反动统治和压迫，人民翻身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的集体”的新篇章。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献身牺牲，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集体主义的坚定信念。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红岩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牺牲精神的代表，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都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号召全体党员、全国各族人民，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齐心协力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规定：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在两种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坚决地服从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这里第一次把集体主义写进党章，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1957年，毛泽东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集体主义逐步成为社会道德的评判准则。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是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集体主义精神的代表符号，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来自西方个人主义的冲击和侵蚀。面对这些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扶贫济困的精神。谈到集体主义问题时，邓小平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作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在这里，集体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既注重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又注重发扬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大局观念。为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深入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彰显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倡导促进社会共同富裕，丰富和充实了新时代集体主义精神的内涵。实践中，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深层次的集体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不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价值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性。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新时代中国人民集体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最为亮丽的精神标识。 经过长期教育与引导，经过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反复比较，集体主义精神早已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心中，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中国人崇尚的集体主义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非但不排斥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而且要实现个人利益、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国家理想同频共振。这种中国式的集体主义，能够使全社会资源迅速集结起来，使14亿中国人统一行动，克服别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干成别人干不成的大事。与此相反，一个政治极化、政党纷争、个人至上、阶层对立的社会，不仅很难推进高效率的发展，更难以在重大危机面前形成社会共识。
纵观百年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率先垂范之下，在日积月累的培育与引导下，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不但没有因时代发展而褪色，而且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愈加浓烈。如今，集体主义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成为凝聚民族团结、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集体主义精神
2020年2月8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CEO兼大众汽车品牌中国CEO冯思翰通过其个人社交账户呼吁人们团结起来抗击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表示，中国正倾举国之力投入这场抗击病毒的战役，中国人正团结到一起，只为实现一个目标——战胜病毒。他这样评价中国人团结一致抗疫精神：“我从未见过一个国家的社会拥有如此的集体奉献精神，通过牺牲个人的便利来将事情变得更好。为此，我也正通过在家工作，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冯思翰写道，团结起来是解决这一影响全人类的挑战的唯一途径。不仅仅是在中国，全球的人们都需要携起手来。
中国建立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更是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实行什么样的治理体系，走什么样的治理道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息息相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从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构成来看，主要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三部分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指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的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加上一个“等”字就是表明：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基本制度是会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扩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指的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等，都属于重要制度范畴。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底层。
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相比较，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犹如“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地避免在中国出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且可以确保国家政治长期稳定、国家发展中长期目标的实现。
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集中到一点，就是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事实确实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济极端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帝国主义封锁等严峻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继而，研制出“两弹一星”，打破美苏等国的核讹诈;勘探和开发大庆油田，摘掉了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家的帽子，等等。这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国家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策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独特优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开办“经济特区”，修建世界上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启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工程，推进载人航天工程，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凸显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党中央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嫦娥奔月”、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发威”、港珠澳大桥、大兴国际机场等创造了中国式奇迹;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现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实力持续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西方有些人很是好奇，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执行效率为什么会如此之高？答案就在于中国独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治理体系。法国知名学者戴维·戈塞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使得中国有了连续数十年的飞速发展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治理体制的高效和成功。他强调，从具体的国家治理来看，中国执政方式优势明显：中国政策具有延续性。中共长期执政，可以按照“五年规划”持续推进国家治理和进步，而西方政府的政策只能着眼于任期内。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像中国人民这么幸运，有一个类似“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主心骨，有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治理体系，引领着国家走出混乱和困境，踏上奔向美好生活的幸福列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在民族革命后，选择了以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为模板，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现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国家除了极少数较为稳定外，其余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党争，走向了不负责任又没有效率的多元政治和政党国家化，其政府形式变成了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物，又因治理失灵而变成了“失败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如此失败，以至于很快又爆发了“颜色革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政治拉锯战。
通过历史与现实纵向、横向的反复比较，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为什么“党是领导一切的”，明白了为什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解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蕴含的力量，懂得了什么是“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道理。
总之，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适合中国国情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颜色革命”致国家失序
21世纪以来，以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为核心地带，“颜色革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形成了浪潮式运动或连绵不绝的国际政治事件。各国的“颜色革命”大多以美丽的花朵命名，但几乎都结出了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各国“颜色革命”的发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就是奉西方制度为圭臬而加以效仿。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与解决矛盾的方案。用西方制度这一张药方，无法治好各国不同的病症。乌克兰、埃及等都是“颜色革命”的受害者，如今两国政治动荡，腐败不治，经济乏力，民众关切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中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人类工业化运动起源于欧洲，更贴切地说起源于英国。自彼时起，人类社会正式开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巨大转型。
马克思在谈到工业革命及其主导者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时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正是因为这种生产力的革命，欧美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一跃进入世界强国俱乐部。
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部交往，从而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使得原来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远远跑在中国的前面。
落后就要挨打。到19世紀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中国从此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严酷的现实，使得当时仁人志士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尽管他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努力，但均被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所打断，因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化并没有取得进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独立和解放。这一切为中国摆脱落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虽然“一五”计划开始之前，中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6%。毛泽东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这一时期，中国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很大增长。尤其是中国电子工业、石油工业、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国家工业布局，形成了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制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低成本出口导向、建设开放型经济、基于产业演进规律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工业化战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为5.42亿，其中农业人口有4.84亿，当时农业和传统手工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接近90%，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印度的一半，也远低于亚洲平均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是一个典型的“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大国。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产出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90%，主要工农产品产量大都居世界前列，粮食、油料、肉类、原煤、水泥、粗钢、钢材和发电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工业大国不等于工业强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工业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之所以提出“四化同步”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可以引导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形成一个国内版的制造业雁阵模式，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的成果，加快掌握核心技术、获得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可以说，“四化同步”战略的提出，是中国主动顺应、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要求，为实现工业强国目标指明前进方向。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突破人类自身局限与资源环境瓶颈，显著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大量新的思想、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要素、设施、组织、模式、市场应运而生，不仅对不同产业、资源配置、生产流通、生活消费、工作学习、文化思维等带来重大影响，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改变着世界的格局。面对新工业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性的交汇，如何牢牢把握时代赋予的机遇，研究制定新工业革命战略，全面引领产业变革，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课题。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没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富强的发达国家。即使在当今时代，一些发达国家仍然主张推进所谓“再工业化”。实际上，从全世界范围看，尽管中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但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跨越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制造业做大做强是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因而，抓住制造业这个关键，过去是、现在是而且未来仍将是保证国家强大的支柱和基础，关系到中国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能否实现。
中国已逐步步入现代法治社会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执政兴国，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从传统宗法社会到现代法治社会，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印迹。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人与人之间通过邻居、亲戚、同事、利益等方式构成了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相应地其流动性和接纳性就比较差，生活相对“静止”。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人一出生就基于地缘、血缘、姻亲关系而拥有了特定的身份，终身处于长幼差序的人情格局之中，人们在牢固的关系网络之下工作生活、世代传递。在这种“人情”差序社会中，已公开的法律制度往往被虚置，而潜规则却容易盛行。这种潜规则代替正式规则之后形成的社会空间，主要是靠人情关系来调整。这种人情一旦介入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
从根本上治愈宗法社会的弊病，必须相应地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所谓法治社会，包含三个层面含义：一是法律在国家治理中拥有最高权威;二是法治的根本在于公权力守法;三是全社会普遍守法。这三个层面的顺序是依次递进，而不能轻易颠倒，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基本逻辑。
遵循这样的逻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建设理念，推动中国法治建设进入全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建立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有了突破性进展。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等内容写入宪法，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至2011年，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以此为标志，中国形成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同时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仅仅是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尽管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仍然比较严重，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问题，正说明法治意识还没有在全社会广泛地、牢固地树立起来。由此可见，依法治国更需要全社会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信仰法律。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现如今，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从制定外商投资法到编纂民法典，从修改环境保护法到修改食品安全法，聚焦重要领域开展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依法执政自觉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律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这些进步与发展，标志着中国法治国家建设迈上新的历史台阶。
全社会逐步树立起对法律的真诚信仰。设立国家宪法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法治承载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使之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挥法润人心及强基固本的独特作用，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改变了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就能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法治社会建设有没有成效，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建设在身边、有实招、见成效，让法治中国建设更广泛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利、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增强。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4亿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不断开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国家宪法日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现行宪法是对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决定将现行宪法公布施行的日期，即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落后农业国，到改革开放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再到迈向高质量的发展，见证了中国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高速增长，部分年份增速达两位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大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的经济总量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
然而，中国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动、投资驱动、规模扩张实现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世界经验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极少数经济体，其余均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完成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顺利转轨。
中国经济在变，对于这个深刻变化，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早有洞察。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7年黨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一个全新明确的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面对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加快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等。
具体来说，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发展之中。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不再是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也不再回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搞所谓发展的做法上去，更没有再回到粗放式发展的模式上去。相反，中国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大力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近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消费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中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积极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断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同时，中国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力、打造新引擎。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近年来，中国围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高水平开放，经济发展的内需潜力、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释放。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由于党中央科学研判了经济发展形势，提出了正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采取了恰如其分的应对之策，中国经济经受住全球化逆流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经济实力稳步增长。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标志着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又迈出坚实一步。
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中国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二，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高，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集成电路、量子通信、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明显提升。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0多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一大市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以上。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增速高达20%左右，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
中高端产业结构正在形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速壮大，智能制造深入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批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初步建成。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兴起，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绿色制造工程持续推进，近五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1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下降27.5%。“增品種、提品质、创品牌”战略深入实施，标准体系持续完善。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发展壮大。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优化，新经济新动能快速增长并达到可观规模，使中国经济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这些都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鲜明特征。
当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中长期规划建议中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战略部署，描绘了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为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
中国创新能力排名持续上升
2020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中国保持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第14名，同时也是前3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近几年来，中国的这一排名迅速攀升。中国已经确立了作为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在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和创意产品出口等重要指标上名列前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分别位居第二和第四。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报告还显示，中国等亚洲经济体的创新能力逐年提升，世界创新的核心区域也正在逐渐东移。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空前高涨
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国家治理能力和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同和信任。一个高度自信的民族，背后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与之相反，一个缺乏自信的民族，背后一定是一个衰败落魄的国家。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国运积弱，屡遭凌辱，使得当时许多中国人心中埋下了失败的阴影，一时间国内悲观论调甚嚣尘上。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孔子诞辰纪念》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现不讨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仅就当时一部分国人而言，自卑的情形确实是存在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鲁迅先生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他说，从古至今都有不失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与一切抗日的进步力量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加紧从废墟中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血肉之躯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正如彭德怀所说：“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脚跟。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等。这些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后来邓小平这样评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人民站起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启了走向富裕和强大的新征程。实际上，改革开放之路，就是探索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之路。为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构想。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根据邓小平这一构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中国不仅提前完成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而且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第三步目标的时间提前到2035年，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远大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激荡的岁月里，中国创造了令亿万中国人自豪的“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方面，中国用数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贫穷落后跃升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近几年来高达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令世界上不少国家羡慕。另一方面，同世界上一些国家频现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经济波动、社会分裂、暴力泛滥、枪击不断、疫情蔓延等现象不同，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到处呈现一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景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在长时间跨度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则世所罕见。
“两大奇迹”的创造，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在谈到中国快速发展与巨大进步时，习近平总书记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里所说的自信，指的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念。而在这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中华民族永不退却的底色和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回头看这过去的百年，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撤侨行动
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22日，中国政府决定分批组织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国驻利比亚人员撤离。从2月22日至3月2日，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轮船11艘，中远、中海货轮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这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更是一次影响巨大的海外中国公民救援行动。
中国社会已终结绝对贫困的历史
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2020年是一个特别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收官、中国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性步伐。
贫困这一难题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数十年前，贫困仍然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期间的一次演讲中，回忆起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他说：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这样的贫困情形，在当时的中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中国广大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之战，让7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至2012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899万人。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 尽管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向全国人民作出郑重承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意味着每年要脱贫约1000万人，每月要脱贫近100万人，每分钟脱贫约20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阶段的决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骨头。
为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彻底消除贫困人口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目标，谋划制定总体扶贫战略，提出“精准扶贫”新理念，大幅度调整扶贫政策，创新扶贫工作方式。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脱贫攻坚战的总指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内80多次考察中，脱贫攻坚是重要主题之一。他来到海拔2000米的村落，入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他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去边境小镇看望困难林业职工，察地窖，摸火墙，看年货;他来到红军烈士后代的家，仔细察看厨房、卧室、后院和厕所，询问还有什么困难和愿望;他走进农业园区的智能温控大棚，同正在劳动的村民聊如何脱贫;他来到少数民族村民的家中，了解就业、收入、看病、社保等情况。
经过持续大力度减贫行动，全党上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并取得决定性成就。截至2020年末，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6%以下。全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增加到近1万元。很多农村老百姓生活有了质的飞跃，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式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成就之大，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中国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表示，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摆脱贫困，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段性任务，让人民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才是其执政的根本旨意。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做大经济总量蛋糕的同时，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过去的40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发生历史性变化。据统计，至2019年，中国年均收入12万元至50万元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成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中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家电全面普及，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近36辆，这反映了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升级。中国居民旅游人次激增，旅游经济稳步增长。据统计，2015至2019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累计超过249.8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合计超过7.8亿人次，接待入境旅游者8.3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收入7208.3亿美元。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的大幅增长，中国加快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覆盖全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住房保障方面，中国城乡居民住房水平明显提高，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中国建成世界最大住房保障体系，仅过去五年棚改累计开工预计超过2300万套，帮助5000多万居民搬出棚户区住进楼房。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仅2019、2020年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1400多亿元，支持各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惠及居民约1043万户。
在教育保障方面，中国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推动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至2019年，中国拥有各级各类学校53.01万所，在校生2.82亿，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进入普及化阶段。过去的五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累计达4000多万，中高职毕业生累计达4400多万。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以上，新增劳动力中有51%左右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
在医疗保障方面，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居民健康指标居世界前列。据统计，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高近5岁。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10万分之20.1、千分之8.1、千分之10.7降到了10万分之17.8、千分之5.6、千分之7.8，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人数持续增加，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截至2020年9月底，中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87亿人、2.12亿人、2.63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25亿人，覆盖95%人口。近五年来，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平均超1200万人，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共有185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范畴。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短短数十年时间，使8亿人摆脱了贫困，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幸福生活。
中国为加速世界减贫进程贡献力量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作为曾拥有世界上最多贫困人口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已成为最早在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减贫奇迹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对促进世界人权进步、提升全球减贫治理效能、推動世界减贫进程也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5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在推动自身减贫进程的同时，始终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积极助力其他国家加快减贫步伐。 中国的发展进步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经过新中国7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今的中国已经沧海桑田，翻天覆地，那段令人感叹又心酸的往事终于成为历史。中国在推动自身的发展、繁荣与进步的同时，也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增长乏力，中国迅速走出危机和控制住疫情，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对外开放，释放内需潜力，增强新动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辐射和带动周边及一大批国家联动发展。中国逐年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蝉联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地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超过10%。中国制造，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诸多实惠。中国的消费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
中国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重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改革开放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关系，集中力量进行减贫，使全体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等等。这些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重要方法和重大举措，解决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共性发展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积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积极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日益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理念对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全新的方案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被多次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产生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资金提供者，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人员遍布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达尔富尔等地，被国际社会誉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
中国积极为世界各国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逐渐由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发展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和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新思维新模式，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建设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中国的发展未来仍将是各国发展的重要机遇，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