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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材料
当面交给了贺龙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要吴法宪搞的诬告材料，当面交给了贺龙。材料中说：“贺龙有一条黑线在部队搞夺权活动。”对此，贺龙既痛苦又气愤。毛泽东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曾向贺龙谈到过林彪其人。毛泽东说，长征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他的领导，背地里却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大局。林彪得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一直耿耿于怀。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
叶群策动宋治国诬告贺龙
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同时，“志同道合”的夫人叶群也策动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诬告贺龙。
9月5日、6日接连两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拉着宋治国窃窃私语。此后，宋治国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并找来纸和笔，伏案作起文章来。宋治国写完四封揭发信后，亲自送往叶群办公室。
宋治国的“材料”写道：“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
而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李仲公伪造了两封贺龙
早年的“亲笔信”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李仲公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历史上，1927年3月，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现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总理伸手要官，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得不到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总理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尴尬难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辞。
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但他对贺龙一直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
（摘自《新闻信息报》）
当面交给了贺龙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要吴法宪搞的诬告材料，当面交给了贺龙。材料中说：“贺龙有一条黑线在部队搞夺权活动。”对此，贺龙既痛苦又气愤。毛泽东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曾向贺龙谈到过林彪其人。毛泽东说，长征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他的领导，背地里却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大局。林彪得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一直耿耿于怀。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
叶群策动宋治国诬告贺龙
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同时，“志同道合”的夫人叶群也策动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诬告贺龙。
9月5日、6日接连两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拉着宋治国窃窃私语。此后，宋治国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并找来纸和笔，伏案作起文章来。宋治国写完四封揭发信后，亲自送往叶群办公室。
宋治国的“材料”写道：“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
而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李仲公伪造了两封贺龙
早年的“亲笔信”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李仲公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历史上，1927年3月，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现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总理伸手要官，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得不到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总理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尴尬难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辞。
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但他对贺龙一直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
（摘自《新闻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