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平图书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现收藏革命历史文献近两万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献。七七事变爆发后，以袁同礼[1]为代表的一代国图人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令，奔赴西南地区开展图书馆业务，征集抗战史料，参与战时服务，也是在这一时期北平图书馆开始较大规模地征集中国共产党文献，这些文献奠定了国图收藏革命历史文献的基础。国图档案中保存了当时北平图书馆与中国共产党往来的若干信函，从这些信函中可见北平图书馆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的征集历程。

一、北平图书馆南迁与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成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的部分馆务南迁至长沙，后受战争局势的影响，于1938年4月再次迁往昆明，在这里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合大学合办图书馆，袁同礼任馆长。当时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都意识到抗战资料的珍贵，“此次中日战事，其规模之广，意义之大，为我国历史中空前所未有；关于此次战事之文献，亟应搜集整理，加以保存，以备将来国史之采择，及战后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问题者之参考。”[2]故而双方组织成立了“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3]，对抗战时期的各类文献资料多方搜集整理。
　　抗战史料的征集、采访工作主要由北平图书馆负责，搜集的资料内容十分广泛，“所集史料之性质，不仅限于战争，即政治社会经济交通教育各方面，亦均注意；采访之范围，不限于本国，即敌国以及各中立国之出版品，凡与此次战事有关者，亦均采集”[4]，如抗战资料、敌伪资料、敌后资料等，除在昆明本地进行搜集外，还涉及重庆、上海、武汉、香港等地。

二、北平图书馆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的征集

　　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对中国共产党文献的征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主动联系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请求支援搜集；二是广泛订购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社出版的书报。
　　（一）主动联系，寻求支援
　　为更加全面地征集抗战史料，袁同礼还致函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驻陕办事处，广泛征集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抗战文献资料。
　　1939年初袁同礼写信给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请求支持抗战史料的征集工作。重庆办事处接到信函后，时任重庆办事处通讯处处长的周怡[5]专程前往袁同礼寓所拜谒，但因各种原因未能见面。3月16日周怡致函袁同礼说明情况，并按照袁同礼的信件内容，积极准备延安抗战文献的搜集、寄送工作。函云：“同礼先生：恩来同志因公赴前方，于月前即已离渝。接奉先生致恩来同志函后，当即趋贵寓拜谒。因先生教育会议忙碌，数次均无缘晤谈。现除将先生大函留交恩来同志外，已函延安方面搜集有关抗战文献，直寄昆明。”[6]（见图1）同年7月17日重庆办事处致信袁同礼，寄送周恩来交下的书籍、报刊近30件。函称：“……兹有周副部长[7]交下书籍数十本，特函付上，并付书单一纸……今后尚有书，继续寄上……”[8]（见图2）这批资料中，有《共产党宣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选集》《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等书籍，报刊有《新华日报》《拂晓报》《捷报号外》等，数量较多，种类较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珍贵抗战史料。此后，重庆办事处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献源源不断地寄送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这些资料不仅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同时也为后方抗战提供了思想源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物正式入藏北平图书馆的新纪元。
　　除重庆办事处外，驻陕办事处也参与到抗战文献的搜集、寄送工作中。1939年4月10日，驻陕办事处代表林伯渠致信李乐知[9]，望其代为转交寄送北平图书馆的文献。函云：“李乐知先生大鉴：径启者：国立北平图书馆前函索各种书籍，由尊处代转。兹特送联共历史等书共五十本，请查收并转为荷。”[10]
　　（二）广泛订购，加强沟通
　　北平图书馆还积极与延安解放社、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机关报社取得联系，并建立经常性的订购业务。1939年2月21日，延安解放社致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赠书函，“兹奉寄共产国际七次决议二册，至解放周刊，最好向重庆新华日报去要，因彼处负责翻印蔽刊，地距较便故也”[11]。4月3日，延安新华书店致函北平圖书馆：“兹按期寄奉《解放》《中华》《新华日报》各一份”[12]。4月3日及6月24日，延安解放社及新华书店致北平图书馆赠书函，通知后续寄赠事宜，“所需本社出版图书，准照尊嘱，以后如有出版，已开赠户，当不断寄来”[13]。从“兹奉寄”“兹按期寄奉”“准照遵嘱”等字样可知，延安解放社、新华书店等所提供的书刊报纸皆是按照北平图书馆的订购需求寄送。
　　根据现有资料，北平图书馆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的征集工作主要集中在1939年，双方之间的往来信函较多，涉及的书籍、报刊等文献也十分丰富。1940年仅发现一份重庆新华日报社发来的迁址信函，信中言及1940年8月初日军狂炸重庆，导致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毁，被迫迁址，《新华日报》暂行停刊，所载“时论”“专论”改载《群众周刊》，附寄《群众周刊》，并告知新的办公地址。[14]1940年后有两份信函，一份是1941年10月28日，延安新华书店致函北平图书馆，告知账务已结清，并询问之前邮寄的书报是否收到以及现在的详细邮寄地址，“再敝店赠送贵处之书报，是否能按期收到？……又你们的地址，我们有点弄不清，因从前你们的地址是云南昆明，后接重庆一信说，你们的地址改重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转，不知详情如何？”[15]。据国图档案显示，1941年11月25日北平图书馆回复了延安新华书店，同时将收据交会计留存，“已覆，收据存会计。1941年11月25日到”[16]。另一份是1942年3月2日，新华日报社复函北平图书馆，言无法补寄《解放》，建议与位于重庆的新知书店联系，并附新知书店地址。函云：“所云补寄《解放》，查该报三期均已无存，未便照办。赠阅一节，因该刊系新知书店翻印，务祈与该书店函给为荷。该店地点：重庆武库街100号二楼。”[17]这是1940年后，双方仅有的两份往来信函。推其原因，一是信函资料的缺失，二是经费短缺，三是国共关系紧张。1940年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导致国民政府教育部投入史料征集会的资金一再减少，即使北平图书馆多次请求教育部将经费列入预算，但始终未果。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的壮大，国民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进一步加强，直接导致了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在这样的形势下，由国民政府支持的史料征集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献的征集工作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三、结语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1947年夏，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将征集到的抗战文献随西南联大的仪器一并运往平津，经多方协商讨论，这批文献最终入藏北平图书馆。1948年5月16日，北平图书馆举办抗战史料展览，将征集到的中国共产党文献与其他抗战文献一同展出，“此项史料为国内仅有之一部，展览中对各次战役及游击战等珍贵重要史料均已陈列，展览充分展示了八年艰苦努力结出的累累硕果”[18]。1958年北京图书馆[19]出版了《馆藏解放区出版文艺作品书目》一书，书中收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版社的文艺作品800余种，其中一些文献便是抗战时期征集的。
　　在社会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及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这一艰苦时期，北平图书馆的馆员们经过艰苦卓绝地努力，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文献和抗战文献征集、编纂、保存下来，并公开入藏北平图书馆实属不易。双方的往来信函见证了北平图书馆对中国共产党文献的征集历程，这批文献为后来学者了解当时社会现状、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物及抗战史实的重要依据。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袁同礼，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因馆长蔡元培工作事务众多，北平图书馆的实际掌管人为袁同礼。
　　[2][4]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工作报告（1939年1月至4月）[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687.
　　[3]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于1939年1月成立于昆明，其中国立北平图书馆负责搜集保存工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负责整理编纂。因整理编纂工作需待战后，所以北平图书馆的搜集保存工作是史料征集会前期工作的重点。
　　[5]周怡，时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通讯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病逝。
　　[6]1939年3月16日周怡致袁同礼函复来信已留交周恩来[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679.
　　[7]周副部长即周恩来，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8]1939年7月17日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致馆长赠书函[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692.
　　[9]李乐知，即中科院前学术部委员李俨。
　　[10] 1939年4月10日林伯渠致李乐知转送国立北平图书馆联共历史等50册图书函[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681—682.
　　[11]1939年2月21日延安解放社致昆明辦事处赠书函[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677.
　　[12][14][16][17]《图书馆学通讯》资料组.在周恩来林祖涵同志关怀下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我党早期出版的书刊文献纪实[J].图书馆学通讯，1981（3）：6—7.
　　[13]1939年4月3日及6月24日解放社及新华书店致昆明办事处赠书函[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690—691.
　　[15]1941年10月28日延安新华书店函问通信地址[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734.
　　[18]戚志芬.袁同礼与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M]//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360.
　　[19]北京图书馆，1949年9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更名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