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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想过好日子，“阿灿”(香港人对初到香港来的农村小子的称呼)们带着梦想来到富裕香江。过去几十年来，位居九龙西北，占地约9.5平方公里的“深水埠区”，一直是他们来港主要的落脚之地。然而，香江梦的起点往往是严峻的考验。早在定居前，多次持“双程证”探望先生的陈太太，就对此地高得令人咋舌的物价心存畏惧。
计算过工资和物价水平后，她力劝丈夫回珠海。紧邻澳门的珠海，近年虽然经济起飞，物价和房价仍远远低于香港。
“不过，每次跟他谈起这件事，他总是一句，“好不容易出来了，怎么能随便回去”!”陈太太说。
拗不过好面子的丈夫，2003年，申请多时的“单程证”(港澳定居证)批准后，她带着年纪分别为16和12岁的两个孩子跨过珠江来港。
香江梦醒
新移民刚入大都会，就业和经济问题最为迫切，陈家自不例外。
一家人，靠着陈先生“打地盘”(建筑工)薪水过活，每个月只有5,000港币不到。这个数字即使在全港18区中平均月收入最低、仅达1万4,000港币的深水埠，仍显得微薄。如果再对照香港为数众多的外籍主管们动辄300万港币以上的年薪，更可看出“放任式自由主义天堂”的残酷特质。
根据特区政府的定义，所谓“新移民”，指的是来港居住未满7年，尚未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移民。
然而，“在港人心中，只要走不出深水埠，一辈子都是阿灿、都是新移民，”辅导移民最有经验的“香港社区发展组织”(SOCO)干事施丽珊指出。这个有“香港哈林区”之称、令新移民爱恨交织的深水埠，是香港早期的工商业中心之一。在轻工业盛行的1960年代，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纺织、制衣、罐头及副食品批发零售业。不过，当香港经济转型升级，曾经繁荣的轻工业景象就慢慢沉寂下来，工厂家数由高峰的6,000多间，跌至目前不足一半。
也因此，SOCO的调查指出，该会在此地辅导的新移民案例当中，大多数家庭只靠一份薪水支撑，其中又有超过6成，其收入完全仰赖“地盘工”，或是工资水平相当的“看更”(大楼管理)和清洁等粗重低薪工作。
艰困的经济条件，不仅让深水埠屋舍更新的速度在全港殿后，许多专门租给新移民和弱势者、空间狭小的“笼屋”(只有一个床位，四周围上铁笼以防遭窃)和“板间屋”(隔板屋)在此群集，更是富裕香港最令人难堪的一面。
距离陈太太居住的公共屋不到10分钟步行路程，另一位从广东中山县前来的方太太一家，处境更显艰难。
看不见深水埠
面对移居香港的内地人，早期港英殖民当局采取“过关留人”的策略：在人道考虑下，只要内地人通过海关抵达香港，就给予居留权。
1983年，港英当局开放内地人依法赴香港“依亲”，并在住满7年后可获得香港护照和永久居留权。1997年后，特区政府签发的“单程证”数量提升到每日150张，等于每年有超过5万名新移民在香港落脚，至今总人数已超过50万人，而同期香港本地人口也不过才增加70万人。近3年经济帐面亮丽的香港贫富差距拉大，新移民更是首当其冲。2004年时，当年的特首董建华就公开承认，贫穷扩大的危机是富裕香港极大的社会问题，他提出计划，以成立“扶贫委员会”和“广建公屋”来解决彼此紧密连动的新移民和贫穷问题。然而，随着董建华请辞下台，这些构想并未完全落实。
在种种不利的经济条件外，如影随形的歧视，更让新移民有如芒刺在背。
尴尬的注视
“新移民身份挥之不去，一直到我进入港大就学都还受到影响，”在香港一家国际航空公司担任主管的Lisa说。1983年和母亲一起来港的她，是“依亲”开放的首批受惠者。为了让她接受香港主流教育，Lisa刚从国小毕业，经济不宽裕的父母就咬牙把她送出深水，就读以英语授课的基督教铭贤书院。1990年毕业后，Lisa也不负父母期望，考上第一志愿香港大学。
承继英国传统的港大，同样学到了上流社会注重阶级的势利作风，以学生背景分配的住宿生活即是一例。讲究竞争与荣誉的宿舍间不仅有各种体育和其他专长的对抗，“老鬼”(毕业的学长姐)更会时时刻刻拜访在学学生，维持情谊。
“但你住在哪个宿舍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根据你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安排的。”说起自己只被分派到没有显赫历史、离校又远的RC LEEHALL，Lisa口气仍带着遗憾。
此外，虽然每年涌入香港的上千万名大陆观光客创造了超过2百亿港币的经济效益，商家和大陆客起冲突的事件仍时有所闻。“在香港，英语高级，广东话亲切，但要是说普通话，商家通常没好有脸色，”一位旅港的台湾作家说出她的经验。
正视融合问题
这样讲当然不厚道，也不是事实。中国的竞争企图和能力早已震撼全球，而来港“阿灿”们想自食其力的心也比谁都迫切。何况对港人来说，内地还是自己赖以生存、享尽他国艳羡眼光的生产基地和获利市场。
10年回归，融合的课题恼人。要继续拥抱中国的香港，这堂课没有缺席的权利。
(责任编辑 唐 馨)
计算过工资和物价水平后，她力劝丈夫回珠海。紧邻澳门的珠海，近年虽然经济起飞，物价和房价仍远远低于香港。
“不过，每次跟他谈起这件事，他总是一句，“好不容易出来了，怎么能随便回去”!”陈太太说。
拗不过好面子的丈夫，2003年，申请多时的“单程证”(港澳定居证)批准后，她带着年纪分别为16和12岁的两个孩子跨过珠江来港。
香江梦醒
新移民刚入大都会，就业和经济问题最为迫切，陈家自不例外。
一家人，靠着陈先生“打地盘”(建筑工)薪水过活，每个月只有5,000港币不到。这个数字即使在全港18区中平均月收入最低、仅达1万4,000港币的深水埠，仍显得微薄。如果再对照香港为数众多的外籍主管们动辄300万港币以上的年薪，更可看出“放任式自由主义天堂”的残酷特质。
根据特区政府的定义，所谓“新移民”，指的是来港居住未满7年，尚未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移民。
然而，“在港人心中，只要走不出深水埠，一辈子都是阿灿、都是新移民，”辅导移民最有经验的“香港社区发展组织”(SOCO)干事施丽珊指出。这个有“香港哈林区”之称、令新移民爱恨交织的深水埠，是香港早期的工商业中心之一。在轻工业盛行的1960年代，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纺织、制衣、罐头及副食品批发零售业。不过，当香港经济转型升级，曾经繁荣的轻工业景象就慢慢沉寂下来，工厂家数由高峰的6,000多间，跌至目前不足一半。
也因此，SOCO的调查指出，该会在此地辅导的新移民案例当中，大多数家庭只靠一份薪水支撑，其中又有超过6成，其收入完全仰赖“地盘工”，或是工资水平相当的“看更”(大楼管理)和清洁等粗重低薪工作。
艰困的经济条件，不仅让深水埠屋舍更新的速度在全港殿后，许多专门租给新移民和弱势者、空间狭小的“笼屋”(只有一个床位，四周围上铁笼以防遭窃)和“板间屋”(隔板屋)在此群集，更是富裕香港最令人难堪的一面。
距离陈太太居住的公共屋不到10分钟步行路程，另一位从广东中山县前来的方太太一家，处境更显艰难。
看不见深水埠
面对移居香港的内地人，早期港英殖民当局采取“过关留人”的策略：在人道考虑下，只要内地人通过海关抵达香港，就给予居留权。
1983年，港英当局开放内地人依法赴香港“依亲”，并在住满7年后可获得香港护照和永久居留权。1997年后，特区政府签发的“单程证”数量提升到每日150张，等于每年有超过5万名新移民在香港落脚，至今总人数已超过50万人，而同期香港本地人口也不过才增加70万人。近3年经济帐面亮丽的香港贫富差距拉大，新移民更是首当其冲。2004年时，当年的特首董建华就公开承认，贫穷扩大的危机是富裕香港极大的社会问题，他提出计划，以成立“扶贫委员会”和“广建公屋”来解决彼此紧密连动的新移民和贫穷问题。然而，随着董建华请辞下台，这些构想并未完全落实。
在种种不利的经济条件外，如影随形的歧视，更让新移民有如芒刺在背。
尴尬的注视
“新移民身份挥之不去，一直到我进入港大就学都还受到影响，”在香港一家国际航空公司担任主管的Lisa说。1983年和母亲一起来港的她，是“依亲”开放的首批受惠者。为了让她接受香港主流教育，Lisa刚从国小毕业，经济不宽裕的父母就咬牙把她送出深水，就读以英语授课的基督教铭贤书院。1990年毕业后，Lisa也不负父母期望，考上第一志愿香港大学。
承继英国传统的港大，同样学到了上流社会注重阶级的势利作风，以学生背景分配的住宿生活即是一例。讲究竞争与荣誉的宿舍间不仅有各种体育和其他专长的对抗，“老鬼”(毕业的学长姐)更会时时刻刻拜访在学学生，维持情谊。
“但你住在哪个宿舍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根据你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安排的。”说起自己只被分派到没有显赫历史、离校又远的RC LEEHALL，Lisa口气仍带着遗憾。
此外，虽然每年涌入香港的上千万名大陆观光客创造了超过2百亿港币的经济效益，商家和大陆客起冲突的事件仍时有所闻。“在香港，英语高级，广东话亲切，但要是说普通话，商家通常没好有脸色，”一位旅港的台湾作家说出她的经验。
正视融合问题
这样讲当然不厚道，也不是事实。中国的竞争企图和能力早已震撼全球，而来港“阿灿”们想自食其力的心也比谁都迫切。何况对港人来说，内地还是自己赖以生存、享尽他国艳羡眼光的生产基地和获利市场。
10年回归，融合的课题恼人。要继续拥抱中国的香港，这堂课没有缺席的权利。
(责任编辑 唐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