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国藩和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同为湘人，又同属湘军，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曾一度倾心相交，但却最终失和，史称“曾左交恶”。那么两人为何失和呢？最有意味的一种说法是他们的失和是故意的，二人为免遭朝廷嫉恨、打击而联手演戏。
曾左失和
左宗棠和曾国藩原本“情意孚洽之至”：是左宗棠力邀曾国藩出山主持团练，是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带兵打仗，两人还曾于1860年春密谈二十余天。此后，虽然在用兵、用人上有过一些纷争，但总体上看他们还是互相尊重、支持，合作也非常紧密、共赢。左宗棠曾率军在1861年化解祁门危机救了曾国藩，曾国藩则于1860年保举左宗棠担任了浙江巡抚。
就在左宗棠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不久，两人突然失和。1864年6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终于用大炮轰开了南京城门，宣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基本被扑灭。朝廷上下额手称庆，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是清朝文人封侯的第一人。可就在此时，左宗棠却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称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并没有被抓住，从南京逃出来的太平军也有很多。而之前，曾国藩的奏折则称洪天贵福已经“积薪自焚”，南京叛军已被剿灭干净。
慈禧太后看到左宗棠的奏折后勃然大怒，责问曾国藩，让他查清楚到底逃出多少太平军，并从严处理防范不力的将领。对此，曾国藩一方面积极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则向朝廷举报，说左宗棠当年打下杭州城时也有数万叛军逃出，而他上奏称只有几千人。对于曾国藩的反咬，慈禧太后下旨道，左宗棠如实举报属于公事公办，且让曾国藩向左宗棠学习，“朝廷所望该督者，至大且远……”朝廷对左宗棠的明褒、对曾国藩的暗贬使得两人从此绝交，“彼此不通书问”。
曾左主动失和？
左宗棠为何“忘恩负义”要举报曾国藩呢？曾国藩为何又对此小题大做、不依不饶呢？就因为这点小事而导致两人失和？这些看起来似乎都很蹊跷，不符合两人素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身份，也不符合两人情深义重的交往历史。因此，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认为两人失和乃是假象，是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
左景伊的一個证据是，左宗棠曾在给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他和曾国藩“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鉏去陵谷，绝无城府”。从前两人每次争论国事向朝廷上奏后，总是将奏章送给彼此看。这说明，两人的互参内容彼此知晓，不会因此大动干戈，而之所以就此断交乃是演戏给朝廷看，以免朝廷猜疑。
“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不挂曾字旗”，曾国藩的势力当时正如日中天，且已有部下簇拥他自立，清廷对此不免忧虑重重。那时，全国的军事势力几乎全部控制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手中，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肯定会支持曾国藩，如果左宗棠再联手曾国藩，则清廷危如累卵。因此，当时便有官文、僧格林沁等满蒙重臣受命监视曾、左、李三人动向。“功高震主，过河拆桥”的道理，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很清楚，因此他们主动失和，便能免了朝廷的担心，也便能各自自保。这便是左景伊的推测、论证。
曾左为何失和？
左景伊的推测貌似很有道理，历史似乎也验证了其合理性。“曾左交恶”后，左宗棠受到重用，后来朝廷竟然放心地派他率领八万大军平反新疆回乱，曾国藩也得以位极人臣而善终。曾国藩、左宗棠两人还“暗地”里互相支持、欣赏。左宗棠平反西路捻军、新疆回乱时，是曾国藩把刘松山、刘锦棠等老湘营交给左宗棠，给了左宗棠很大支持。曾国藩还低调地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左宗棠平定西捻时则曾上书清廷：“臣以此服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曾国藩死后，左宗棠赠送挽联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见到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还“以三百金赠之”。
但左景伊的推测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左宗棠向来刚直，断不会为自保而演戏，即使演也只能演得了一时，演不了一世。左宗棠晚年以骂曾国藩为乐事，每天大骂小骂不断，有时骂得连客人都听不下去而逃走。曾国藩虽然自觉“拙于口而钝于辩”，对此只能“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但也是不能原谅左宗棠。“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曾国藩晚年对左宗棠当年举报他的事还是耿耿于怀。即使当初真是左曾二人联手演戏，在曾国藩主动裁军后，已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那么这出戏也不必没完没了地演下去。
笔者认为，曾国藩、左宗棠两人的失和，其实最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左宗棠的性格上。他个性太强、锋芒毕露，见不得曾国藩造假。当年，曾国藩领军的首战——靖港之战——一败涂地，跳水自杀被救起后就一蹶不振，被左宗棠一通大骂。曾国藩后来借口父亲去世要守孝，先斩后奏径自回家，又被左宗棠连去五封信痛骂。这样的“第一印象”，使得左宗棠始终缺乏对曾国藩应有的敬意，何况后来两人都是督抚大臣，谁也不服谁，失和后都不肯低头和好。
其实，在“曾左交恶”之前，两人已有不和。曾国藩曾经有个部下叫王錱，他自负有才且办团练资格老，一直不服曾国藩的管教。后来，王錱干脆自己带队离开了曾国藩，服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指挥，并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过从甚密。曾国藩靖港之战失利时，恰好附近的王錱率部歼灭了一些太平军。随后，骆秉章的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还报告了王錱的胜利，这让曾国藩颇为不快。这份奏稿最后的定稿人就是左宗棠，因此，曾国藩对左宗棠很有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左景伊的“故意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有美化曾祖父左宗棠的缘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左宗棠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他和曾国藩的恩怨。无论怎样“攻错若石”，终究“同心若金”，“两人相期毋负平生”。
（摘自《书报文摘》）
曾左失和
左宗棠和曾国藩原本“情意孚洽之至”：是左宗棠力邀曾国藩出山主持团练，是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带兵打仗，两人还曾于1860年春密谈二十余天。此后，虽然在用兵、用人上有过一些纷争，但总体上看他们还是互相尊重、支持，合作也非常紧密、共赢。左宗棠曾率军在1861年化解祁门危机救了曾国藩，曾国藩则于1860年保举左宗棠担任了浙江巡抚。
就在左宗棠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不久，两人突然失和。1864年6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终于用大炮轰开了南京城门，宣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基本被扑灭。朝廷上下额手称庆，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是清朝文人封侯的第一人。可就在此时，左宗棠却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称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并没有被抓住，从南京逃出来的太平军也有很多。而之前，曾国藩的奏折则称洪天贵福已经“积薪自焚”，南京叛军已被剿灭干净。
慈禧太后看到左宗棠的奏折后勃然大怒，责问曾国藩，让他查清楚到底逃出多少太平军，并从严处理防范不力的将领。对此，曾国藩一方面积极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则向朝廷举报，说左宗棠当年打下杭州城时也有数万叛军逃出，而他上奏称只有几千人。对于曾国藩的反咬，慈禧太后下旨道，左宗棠如实举报属于公事公办，且让曾国藩向左宗棠学习，“朝廷所望该督者，至大且远……”朝廷对左宗棠的明褒、对曾国藩的暗贬使得两人从此绝交，“彼此不通书问”。
曾左主动失和？
左宗棠为何“忘恩负义”要举报曾国藩呢？曾国藩为何又对此小题大做、不依不饶呢？就因为这点小事而导致两人失和？这些看起来似乎都很蹊跷，不符合两人素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身份，也不符合两人情深义重的交往历史。因此，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认为两人失和乃是假象，是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
左景伊的一個证据是，左宗棠曾在给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他和曾国藩“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鉏去陵谷，绝无城府”。从前两人每次争论国事向朝廷上奏后，总是将奏章送给彼此看。这说明，两人的互参内容彼此知晓，不会因此大动干戈，而之所以就此断交乃是演戏给朝廷看，以免朝廷猜疑。
“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不挂曾字旗”，曾国藩的势力当时正如日中天，且已有部下簇拥他自立，清廷对此不免忧虑重重。那时，全国的军事势力几乎全部控制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手中，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肯定会支持曾国藩，如果左宗棠再联手曾国藩，则清廷危如累卵。因此，当时便有官文、僧格林沁等满蒙重臣受命监视曾、左、李三人动向。“功高震主，过河拆桥”的道理，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很清楚，因此他们主动失和，便能免了朝廷的担心，也便能各自自保。这便是左景伊的推测、论证。
曾左为何失和？
左景伊的推测貌似很有道理，历史似乎也验证了其合理性。“曾左交恶”后，左宗棠受到重用，后来朝廷竟然放心地派他率领八万大军平反新疆回乱，曾国藩也得以位极人臣而善终。曾国藩、左宗棠两人还“暗地”里互相支持、欣赏。左宗棠平反西路捻军、新疆回乱时，是曾国藩把刘松山、刘锦棠等老湘营交给左宗棠，给了左宗棠很大支持。曾国藩还低调地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左宗棠平定西捻时则曾上书清廷：“臣以此服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曾国藩死后，左宗棠赠送挽联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见到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还“以三百金赠之”。
但左景伊的推测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左宗棠向来刚直，断不会为自保而演戏，即使演也只能演得了一时，演不了一世。左宗棠晚年以骂曾国藩为乐事，每天大骂小骂不断，有时骂得连客人都听不下去而逃走。曾国藩虽然自觉“拙于口而钝于辩”，对此只能“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但也是不能原谅左宗棠。“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曾国藩晚年对左宗棠当年举报他的事还是耿耿于怀。即使当初真是左曾二人联手演戏，在曾国藩主动裁军后，已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那么这出戏也不必没完没了地演下去。
笔者认为，曾国藩、左宗棠两人的失和，其实最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左宗棠的性格上。他个性太强、锋芒毕露，见不得曾国藩造假。当年，曾国藩领军的首战——靖港之战——一败涂地，跳水自杀被救起后就一蹶不振，被左宗棠一通大骂。曾国藩后来借口父亲去世要守孝，先斩后奏径自回家，又被左宗棠连去五封信痛骂。这样的“第一印象”，使得左宗棠始终缺乏对曾国藩应有的敬意，何况后来两人都是督抚大臣，谁也不服谁，失和后都不肯低头和好。
其实，在“曾左交恶”之前，两人已有不和。曾国藩曾经有个部下叫王錱，他自负有才且办团练资格老，一直不服曾国藩的管教。后来，王錱干脆自己带队离开了曾国藩，服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指挥，并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过从甚密。曾国藩靖港之战失利时，恰好附近的王錱率部歼灭了一些太平军。随后，骆秉章的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还报告了王錱的胜利，这让曾国藩颇为不快。这份奏稿最后的定稿人就是左宗棠，因此，曾国藩对左宗棠很有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左景伊的“故意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有美化曾祖父左宗棠的缘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左宗棠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他和曾国藩的恩怨。无论怎样“攻错若石”，终究“同心若金”，“两人相期毋负平生”。
（摘自《书报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