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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普林斯
泰德·普林斯博士是佩斯领导力研究院(The Perth Leader-ship Institute)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是领导力和财务绩效领域的专家,著有《卓越领导者的三大财务风格》(The Three Financial Styles of Very Successful Leaders)专著。他还是佛罗里达大学课座教授,最近被聘为上海财经大学MBA学院高顿财务金融培训中心课座教授。
美国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目前,有三个由布什政府签订但没有得到奥巴马政府批准的贸易协定,即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协定。
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多哈回合正处于停滞状态,部分原因是美国(得到欧洲支持)并不希望放弃农业补贴这一保护主义的措施。2007年美国民主党占上风时,美国国会中止了签订贸易协定的快速通道。目前的政治气氛是反对任何贸易自由化,尤其是针对中国。
如果共和党在国会中占据主动,或者下一任总统落到了共和党人头上,那么这个局势将发生变化,但也不一定。保护不是政府的必然行为而是出于利益考虑。除了美国工会通过民主党极力推动保护主义,很多共和党人也青睐保护主义,其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反对对外开放贸易,尤其是对中国。
从美国这方面来说,未来将在WTO采取更多的保护行动来反对中国,并且更多地表现在狭义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广泛的战略贸易问题。因而,中国不能期望通过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或多或少的利益。
美国的经济相对封闭,其GDP的25%来自于贸易。中国的经济则相对开放,GDP的65%来自于贸易。所以一旦美国限制贸易,对自己伤害不大,但如中国限制贸易就会伤到自己。美国的保护主义对中国的伤害将远远超过对自身的伤害。中国需要把策略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
当国家更强大时,将有能力实现贸易开放。但当国家变弱时,其开放性将会降低。美国正是如此。过去50年,美国在推动全球贸易上承担了很多,它不会再继续这么做。
这种观点在奥巴马政府中成了定论,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现在应该分担美国的一些担子,最好是中国、日本、印度和巴西。但美国的想法是,假如这些国家不能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也不会叫板。美国已经决定它不能,也不会做得更多。中国不会喜欢美国这样,但基本事实是衰退中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
一些专家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亚洲世纪。美国理想化地认为,亚洲应承担起推动全球贸易的任务,既然中国和日本是大国而且正在扩张的经济体(至少中国是这样),它们可以也应该做的更多。
当然,这不太现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充分发展成承担主导全球贸易的角色,至少现在不行。日本在经济上太弱,也根本无意来做这件事。但中国正在采取一些有益的步骤来促进全球贸易,包括在非洲的贸易推进,并大力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如东亚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支持上海合作组织(SCO),即欧亚六国的共同安全协定,并逐步演变为一个自由贸易区。
但中国的这些举动并没有让美国或欧洲满意,因为发达国家希望亚洲国家现在就接过担子,而不是50年之后。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僵局:美国希望中国赶紧承担推动全球贸易的任务,而中国希望美国马上让贸易自由化。双方都一样不现实。
目前中国即将施行的贸易动议不会让美国改变其贸易政策或给予中国想要的贸易利益。美国所能做的是在保护主义高涨的限制下增加一些行动。在中美贸易政策的限制下,最可能出现的是在WTO中双方互相反对。这不是一个愉快的场景,但很现实。除非中国能跳出固有的框架来思考。中国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就必须有战略性的思考,知道美国和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什么、能做什么。
北美和欧洲的富裕国家有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质条件,所以用不着再去谈判。但生活质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污染和碳排放对于他们比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
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但在碳排放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可以选择利用碳杠杆来获得贸易利益。最近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就彰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措施是需要的,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将成为解决贸易问题的一个可能办法。
当然不是每个美国人或欧洲人都关心碳排放,很多人甚至持反对态度。但人们希望美国和欧洲能真正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和欧洲的领导人迫切期望中国能在碳排放上给予支持和合作。美欧有能力来对抗国内的反对自由贸易者,但要有代价,即得到中国在碳排放上的合作,对他们来说这是正确的代价。中国的每一项动议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目前,美欧和中国之间将迎来一场大交易。在这场谈判中,碳成了贸易平衡和贸易自由化的核心要素。这场交易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减排。而这取决于中国。美国和欧洲不太可能支持贸易自由化,如果中国想让美欧支持贸易自由化,就要做出让步。唯有如此,中国才会根本改变贸易环境,并找到使双方获利的有效途径。
(翻译:许玫)
泰德·普林斯博士是佩斯领导力研究院(The Perth Leader-ship Institute)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是领导力和财务绩效领域的专家,著有《卓越领导者的三大财务风格》(The Three Financial Styles of Very Successful Leaders)专著。他还是佛罗里达大学课座教授,最近被聘为上海财经大学MBA学院高顿财务金融培训中心课座教授。
美国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目前,有三个由布什政府签订但没有得到奥巴马政府批准的贸易协定,即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协定。
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多哈回合正处于停滞状态,部分原因是美国(得到欧洲支持)并不希望放弃农业补贴这一保护主义的措施。2007年美国民主党占上风时,美国国会中止了签订贸易协定的快速通道。目前的政治气氛是反对任何贸易自由化,尤其是针对中国。
如果共和党在国会中占据主动,或者下一任总统落到了共和党人头上,那么这个局势将发生变化,但也不一定。保护不是政府的必然行为而是出于利益考虑。除了美国工会通过民主党极力推动保护主义,很多共和党人也青睐保护主义,其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反对对外开放贸易,尤其是对中国。
从美国这方面来说,未来将在WTO采取更多的保护行动来反对中国,并且更多地表现在狭义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广泛的战略贸易问题。因而,中国不能期望通过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或多或少的利益。
美国的经济相对封闭,其GDP的25%来自于贸易。中国的经济则相对开放,GDP的65%来自于贸易。所以一旦美国限制贸易,对自己伤害不大,但如中国限制贸易就会伤到自己。美国的保护主义对中国的伤害将远远超过对自身的伤害。中国需要把策略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
当国家更强大时,将有能力实现贸易开放。但当国家变弱时,其开放性将会降低。美国正是如此。过去50年,美国在推动全球贸易上承担了很多,它不会再继续这么做。
这种观点在奥巴马政府中成了定论,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现在应该分担美国的一些担子,最好是中国、日本、印度和巴西。但美国的想法是,假如这些国家不能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也不会叫板。美国已经决定它不能,也不会做得更多。中国不会喜欢美国这样,但基本事实是衰退中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
一些专家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亚洲世纪。美国理想化地认为,亚洲应承担起推动全球贸易的任务,既然中国和日本是大国而且正在扩张的经济体(至少中国是这样),它们可以也应该做的更多。
当然,这不太现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充分发展成承担主导全球贸易的角色,至少现在不行。日本在经济上太弱,也根本无意来做这件事。但中国正在采取一些有益的步骤来促进全球贸易,包括在非洲的贸易推进,并大力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如东亚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支持上海合作组织(SCO),即欧亚六国的共同安全协定,并逐步演变为一个自由贸易区。
但中国的这些举动并没有让美国或欧洲满意,因为发达国家希望亚洲国家现在就接过担子,而不是50年之后。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僵局:美国希望中国赶紧承担推动全球贸易的任务,而中国希望美国马上让贸易自由化。双方都一样不现实。
目前中国即将施行的贸易动议不会让美国改变其贸易政策或给予中国想要的贸易利益。美国所能做的是在保护主义高涨的限制下增加一些行动。在中美贸易政策的限制下,最可能出现的是在WTO中双方互相反对。这不是一个愉快的场景,但很现实。除非中国能跳出固有的框架来思考。中国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就必须有战略性的思考,知道美国和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什么、能做什么。
北美和欧洲的富裕国家有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质条件,所以用不着再去谈判。但生活质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污染和碳排放对于他们比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
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但在碳排放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可以选择利用碳杠杆来获得贸易利益。最近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就彰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措施是需要的,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将成为解决贸易问题的一个可能办法。
当然不是每个美国人或欧洲人都关心碳排放,很多人甚至持反对态度。但人们希望美国和欧洲能真正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和欧洲的领导人迫切期望中国能在碳排放上给予支持和合作。美欧有能力来对抗国内的反对自由贸易者,但要有代价,即得到中国在碳排放上的合作,对他们来说这是正确的代价。中国的每一项动议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目前,美欧和中国之间将迎来一场大交易。在这场谈判中,碳成了贸易平衡和贸易自由化的核心要素。这场交易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减排。而这取决于中国。美国和欧洲不太可能支持贸易自由化,如果中国想让美欧支持贸易自由化,就要做出让步。唯有如此,中国才会根本改变贸易环境,并找到使双方获利的有效途径。
(翻译:许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