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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共组织创建前期,在赣东北地区,出现了对江西党的建设、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过重大贡献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弋阳的方志敏,一个是都昌的冯任,两人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初相识即成革命战友
冯任是1921年秋离开都昌考取省立南昌第一师范的,比方志敏到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晚了两年。这时冯任只有16岁,他身材高大,是个英俊少年。据时任一师教务主任的李孑云(都昌人)回忆:冯任“年纪在全校学生中比较小,而新旧文学的根底却比较扎实,思想新颖,进步又快,每周作文,常得满分,教职员中,都认为是优秀分子。”(李孑云《我所知道的革命先烈事略》,1955年12月10日)冯任到一师不久,就与同班的同学袁亚梅、朱由铿和晚一班的邹努等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由冯主编的读书会会刊《读书札记》在校内外颇有影响。
1922年下半年,比冯任大6岁的方志敏已经走出校门,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但年龄上的差异、参加革命的迟早,并不妨碍他们以后成为亲密的战友。这年9月,由袁玉冰、方志敏、赵醒侬等15人发起组织,方志敏负责经理的南昌文化书社在东湖边成立后,冯任就成为书社的忠实读者。1923年3月,冯任又参加了由袁玉冰、赵醒侬、方志敏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向导》《新青年》等书刊,思想进步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冯任先后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他们对追求进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冯任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1924年5月,赵醒侬、邓鹤鸣在南昌解家厂附近组建中共南昌支部,建党前先在团员中发展方志敏、傅清华入党。同年6月,党支部在百花洲锡厂街创办民星书社,这个书社既是党的秘密活动机关,又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赵醒侬也常来书社楼上工作。已在一师入团的冯任,被党支部选派到书社工作。他一面继续在一师读书,一面与书社经理曾天宇、同学邹努等在书社轮流值班,掩护党的活动,防止军阀密探的破坏。冯任年纪虽小,但很机灵,办事稳重,不喜欢张扬。他与曾天宇等制订对付意外情况的方案,规定了许多暗语,所以党在书社开展的秘密活动一直比较顺利。冯任深得赵醒侬的信任,这年底,他经赵酲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冯任与方志敏就成为革命的战友。
露锋芒获信任和器重
1925年12月17日,赵醒侬等三人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昌牛行车站被军阀方本仁部逮捕。随后,民星书社被封,南昌团地委宣传部主任王立生亦被捕。形势陡然紧张。身陷囹圄的赵醒侬设法传出一张字条,叮嘱战友说,万一他牺牲,留在南昌工作的同志要继续奋斗,决不能与反动势力妥协。但南昌团地委书记及其他领导人不知什么原因,已纷纷离开南昌。而从未在党团内担任过任何职务的冯任,临危不惧,毅然担负起代理南昌团地委书记的职务,先后主持召开三次团地委会议,不仅把党团工作开展起来,还四处奔走,营救赵醒侬等人。经各方营救,赵醒侬等三人于1月中旬被释放。经过这件事,冯任深得一些领导人的信任和器重,方志敏对这位小老弟也刮目相看。正在南昌巡视工作的团中央特派员刘九峰(又名刘峻山,化名君实),决定冯任正式担任南昌团地委书记。随后,团地委换届,冯任担任组织部主任。
1926年4月,中共南昌支部提升为中共江西地委,冯任调任地委秘书处干事,从此开始搞党务工作。同年7月,冯任在一师毕业,被派往九江,他化名王警吾,肩负起指导赣北工农运动、支援北伐的重任。10月中旬,他策动与帮助国民革命军地下工作者将北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装运军火的“江永”轮炸沉,给孙以沉重打击。冯任胆大心细的行为,在地委内部开始传开。
1927年1月,中共江西地委改称江西区委,冯任接替陈正人的区委秘书(此时未设秘书长)职务,此后,一直担任中共江西区委秘书、省委委员兼秘书,同担任省(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的方志敏在一起共事。冯任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给中共江西区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刘九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30余年后回忆说:“1926年底江西区委成立,冯任同志升任为区委秘书(实为秘书长,因初期没有设秘书长),进步很快,工作认真负责,精明细致,机关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省(区)委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和一些重要文告大都由冯任同志草拟。此外,有的工人学习材料也系由冯编写。他理解力很强,草拟文件都能贯彻当时省(区)委的意图和决议精神,他是一個很理想的秘书人才。”(刘九峰《冯任同志事略》,1960年10月7日于民盟江西省委)。
白色恐怖下担当重任
北伐胜利后,江西的革命运动虽遭蒋介石的多次破坏,但总的形势是好的。尽管如此,党的省级机关还是处在秘密状态。方志敏、邓鹤鸣、邹努等党的一些中坚骨干,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公开进行革命斗争,而冯任却一直在党的省级机关从事秘密的党务工作,同时为配合公开斗争,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做好组织联络、革命舆论和后勤工作,这很可能是当时的省(区)委有意的安排。
1927年初,赣东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邵式平率领农民自卫军打下了贵溪龙虎山上清宫,缴获张天师镇山的玉印、镇妖剑和噙水杯三件宝贝,连同张天师——张恩溥一道押到南昌,交给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方志敏又把这三件宝贝亲手交给区委秘书冯任。当时在场的方志纯后来回忆说:“方志敏又郑重其事地把玉印交给了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告诉他张天师就凭这颗印榨取了多少人的血汗,这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把它保存好!”(方志纯《张天师玉印的故事》,原载《江西革命文物》1987年12月26日第4期)冯任没有忘记战友的嘱托,一直把这三件宝贝保存在自己身边,1930年冯任牺牲后,由他的爱人郑若兰保管。抗战期间辗转流离,镇妖镜、噙水杯丢失,剩下的玉印在郑病逝后由其女冯玉霖保管,直至解放,交给了省长邵式平(现存省博物管)。
到了1927年6月初,形势开始紧张,方志敏、邓鹤鸣、邹努等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省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方志敏根据省委指示去吉安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根据战友们的建议,与在省委机关工作的缪敏结婚。婚礼在省委秘密机关举行,参加婚礼的有省委书记罗亦农、省委组织部长刘九峰,全国农协特派员彭湃以及冯任、邵式平、黄道、胡德兰、郑若兰等。冯任为方、缪的婚事简单地张罗了一下,办了一桌饭菜,大家为这对革命伴侣表示了祝福。第二天,方志敏告别了新婚妻子,嘱托战友冯任照顾好缪敏。说起方、缪二人的结合,冯任还做了工作。1922年冬,方志敏在家被迫与比自己大两岁的余维娇成婚,他对这桩包办的婚姻十分苦恼。而冯任到南昌读书也有摆脱包办婚姻的因素,对方江某也是比冯任大两岁。所以,冯任深知没有感情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很同情方志敏婚姻上的不幸。缪敏是在北伐胜利后到区委机关工作的,当时缪敏是个团员,因与冯任女友郑若兰是南昌职业女中的同学,所以冯任与缪敏早就认识。30余年后缪敏回忆说:“我记得冯任同志年轻,20岁左右,带着一副眼镜,白脸,身材高大,做事非常沉着老练,对同志的态度很和蔼,晚上总是深夜不睡地工作。详情我不够了解,因为我们在一个秘密机关工作时,彼此很少闲谈过。”(缪敏《回忆冯任》,1960年9月29日)方志敏与缪敏虽是同乡,但此前并不认识,正是冯任从中撮合,方、缪二人才谈起恋爱来了。此后,方志敏回家做母亲和余维娇的工作,与余正式离婚。
大革命失败后,江西部分党团员随起义部队南下,冯任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熟悉全省党组织情况,被留下来继续担任省委委员兼秘书工作。当时,全省各地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负责人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党的组织或停顿或解体,一片混乱。联络各地失散的党员,整顿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是摆在省委面前的重要任务。但省委书记汪泽楷、省委组织部长陈潭秀(后继任省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宛希俨等,都是刚从外地调到江西,情况不熟悉,所以冯任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很忙。经过冯任和省委的艰苦努力,9月底便恢复了九江、德安、鄱阳、吉安、临川和南昌近郊的党组织。冯任没有忘记要把缪敏尽快调到方志敏的身边。正好此时,省工委书记刘士奇调任鄱阳县委书记,冯任安排缪敏与刘同行,到鄱阳县委机关工作,方志敏很快见到了离别三个月的新婚妻子缪敏。同年12月,省委各部取消,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军事、交通四科,冯任为秘书长,全面负责省委机关工作。
1927年12月16日,中央常委会讨论江西工作问题。到会有瞿秋白、罗迈(李维汉)、周恩来、任弼时和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等。陈潭秋在会上全面汇报了“八一”南昌起义后的江西工作,指出省委力量薄弱,希望中央改组。会上最后决定增补冯任、彭义先(电话工人)、王凤飞(近郊农民)为省委常委。1928年初,省委常委兼宣传科长宛希俨调任赣南特委书记,省工委书记彭义先赴乐平巡视,省委组织科长王凤飞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省委常委只有陈潭秋、冯任两人在机关坚持工作。尽管如此,冯任还是协助陈潭秋把各项工作做好。他还针对当时全省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为省委起草了共产党员22条(后改为《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经陈潭秋修改审定,作为省委对全省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为全省党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配合方志敏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1927年7月下旬,全省第一次党代会在南昌松柏巷女子师范学校召开。会上传达了党的“五大”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但对今后省委工作决策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1928年1月,省委决定召开全省“二大”,后因中央正筹备召开全国“六大”,所以省委只好把“二大”推迟到“六大”以后召开。此时,作为协助省委书记掌握省委全面工作的秘书长,冯任想到最多的是方志敏。自从南昌分开以后,冯任就没有方志敏的消息,省委也与弋(阳)横(峰)党组织失掉联系,影响省委工作的开展。于是,经陈潭秋同意,冯任亲赴弋横地区。
1928年4月中下旬,冯任以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身份先到鄱阳,在赣东北特委书记饶漱石的陪同下,赴弋(阳)横(峰)巡视工作,在弋、横交界的磨盘山见到了五县工委书记方志敏和邵式平等。战友重逢,分外亲切,方、冯一见面都沉浸在回忆之中。想到赵醒侬、袁玉冰、邹努、曾天宇等相继牺牲,心情都很沉重。为了革命,赣江儿女付出了多大代价!用战友们的鲜血铸成的这段历史,将会深深地印在方志敏、冯任的脑海里。随后,他俩互相通报了分别后的各自情况,冯任对弋横地区党的建设、农民运动和武装割据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冯任告诉方志敏,省委已在鄱阳县成立了领导赣东北各县党组织的赣东北特委,五县工委撤销,成立弋阳县委,方任书记。随后,方志敏、邵式平陪同冯任、饶漱石到弋阳九区巡视。此时,九区已成为弋(阳)横(峰)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冯任深受鼓舞。巡视期间,应方志敏、邵式平要求,冯任还为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的共产党员和活动分子上了党课,就是共产党员守则22条。我们现在看到的22条是当年听课老同志的手抄件,不是原稿,所以文句有些不通。
笔者最近发现,这22条却被写进了《方志敏年谱》。《年谱》的作者很可能根据一位领导在延安时期写的回忆文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文稿认定22条是饶漱石写的,不是冯任写的:“江西省委派饶漱石、洪仁二同志来弋横巡视党的工作,饶同志亲自寫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22条”。据笔者所知,当年这位领导与冯任共事半年,饶漱石又是他的直接领导,应该知道冯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饶漱石(赣东北特委书记)到弋横巡视时的身份,而他却把饶漱石说成是省委领导人,相反,连冯任的名字都写错了。不过,那时冯任早已牺牲,而饶漱石正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其用意不言而喻。本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166页)对冯任、饶漱石到弋横的身份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前者是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后者是赣东北特委书记,但《年谱》的作者硬把饶漱石“提升”为“省委特派员”,而冯任只是当饶陪衬的省委秘书长(见《年谱》118页)。不这样写,后面就不好写成方志敏“与省委特派员一起,拟就《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又称《共产党员守则22条》”(见《年谱》119页)。这样,把22条写进《方志敏年谱》总算勉强可以。如果亮出了冯任、饶漱石到弋横的真实身份,这位领导还能说“饶同志亲自写了22条”、《年谱》作者还能把22条写进《方志敏年谱》吗?
1928年9月,出席全国“六大”的江西代表王凤飞、张世熙、曾文甫从莫斯科返回江西后,省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冯任改任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代理省委书记,负责筹办全省第二次党代会。会议原定在11月15日在岷山根据地召开,因敌人正向岷山“围剿”,故推迟到12月5日在鄱阳湖中召开,又发现敌船在湖中巡查很紧。冯任征求方志敏的意见,方建议到磨盘山召开,那里绝对安全,但代表们考虑到磨盘山容易被封锁,最后接受湖口代表的建议,到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召开。
代表共20人,分三组从鄱阳湖边出发,由冯任、方志敏、张金刃(中央代表)、张世熙、王凤飞和钱成九(湖口人)为第一组作向导,其他两组沈建华、贺俊、曹策、邵式平、蔡申熙、曾文甫等拉开距离跟上,沿景湖路步行3天,到达了王燧村。12月9日,全省“二大”在王燧村共产党员王文凤家中召开。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主持会议的冯任多次征求方志敏等代表的意见。会上传达了全国“六大”精神,讨论通过了各项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部署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张世熙为省委书记,冯任仍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省委执委,邵式平为候补执委。会议期间,冯任支持方志敏成立信江特委。
冯方分别后各自开创革命工作新局面
全省“二大”结束后,冯任与方志敏分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两人的思想还是相通的。
1929年2月,冯任赴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冯任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李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志敏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冯任认为,李立三企图以景德镇工人罢工影响弋阳农民运动为例来证明“城市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冯任说:“据我所知,景德镇工人大打派头是阳历六月间——即阴历五月,参加的只有四五万人左右,而没有八万人以上,结果没有得到任何胜利,而只是死了十三个首领。弋阳的事,更是相反,弋阳的农民没有因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而复动起来,年余来,都是自动,而景德镇工人反有希望弋阳方志敏打来的思想。”冯任既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又帮方志敏说了实话。
冯任从上海返回江西后,自请退出省委常委,为候补常委,到吉安任赣西特委书记。冯任要向方志敏学习,到地方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他上任后,从赣西实际出发,把城区工作与农村工作以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很快打开了局面,整个赣西武装割据的斗争发展很快,开辟了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在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中,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全赣西有党员2200余名,赣西进入全盛时期。同年8月25日,省委秘书长范自成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冯任,省候补常委,现任赣西特委书记。这个同志是江西省委中历史最长久的一个,工作能力很强,此次自请退出省常委,参加地方工作,积极的精神尤足表现。他到西特后,西特的工作焕然改观,在江西的干部中总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了”。此时,方志敏领导的革命斗争已由一年前冯任巡视时的弋横时期进入到信江苏维埃时期,成立信江特委,粉碎了敌人对信江苏区四次“进剿”,开创了信江流域的新局面。赣东北的方志敏与赣西的冯任遥相呼应,都为贯彻落实全省“二大”所提出的战斗任务而艰苦努力。
1930年2月初,冯任被中央调到湖北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委秘书长等职。仍战斗在赣东北的方志敏建立了赣东北根据地,成立了赣东北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红十军。此时,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了以武汉为全国武装暴动的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错误,要求湖北省委加快在武汉的行动,要求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攻打湖口,夺取九江,切断长江,配合武汉的总暴动。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方志敏、冯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这年7月,冯任被捕牺牲,时年25岁。○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初相识即成革命战友
冯任是1921年秋离开都昌考取省立南昌第一师范的,比方志敏到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晚了两年。这时冯任只有16岁,他身材高大,是个英俊少年。据时任一师教务主任的李孑云(都昌人)回忆:冯任“年纪在全校学生中比较小,而新旧文学的根底却比较扎实,思想新颖,进步又快,每周作文,常得满分,教职员中,都认为是优秀分子。”(李孑云《我所知道的革命先烈事略》,1955年12月10日)冯任到一师不久,就与同班的同学袁亚梅、朱由铿和晚一班的邹努等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由冯主编的读书会会刊《读书札记》在校内外颇有影响。
1922年下半年,比冯任大6岁的方志敏已经走出校门,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但年龄上的差异、参加革命的迟早,并不妨碍他们以后成为亲密的战友。这年9月,由袁玉冰、方志敏、赵醒侬等15人发起组织,方志敏负责经理的南昌文化书社在东湖边成立后,冯任就成为书社的忠实读者。1923年3月,冯任又参加了由袁玉冰、赵醒侬、方志敏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向导》《新青年》等书刊,思想进步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冯任先后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他们对追求进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冯任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1924年5月,赵醒侬、邓鹤鸣在南昌解家厂附近组建中共南昌支部,建党前先在团员中发展方志敏、傅清华入党。同年6月,党支部在百花洲锡厂街创办民星书社,这个书社既是党的秘密活动机关,又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赵醒侬也常来书社楼上工作。已在一师入团的冯任,被党支部选派到书社工作。他一面继续在一师读书,一面与书社经理曾天宇、同学邹努等在书社轮流值班,掩护党的活动,防止军阀密探的破坏。冯任年纪虽小,但很机灵,办事稳重,不喜欢张扬。他与曾天宇等制订对付意外情况的方案,规定了许多暗语,所以党在书社开展的秘密活动一直比较顺利。冯任深得赵醒侬的信任,这年底,他经赵酲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冯任与方志敏就成为革命的战友。
露锋芒获信任和器重
1925年12月17日,赵醒侬等三人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昌牛行车站被军阀方本仁部逮捕。随后,民星书社被封,南昌团地委宣传部主任王立生亦被捕。形势陡然紧张。身陷囹圄的赵醒侬设法传出一张字条,叮嘱战友说,万一他牺牲,留在南昌工作的同志要继续奋斗,决不能与反动势力妥协。但南昌团地委书记及其他领导人不知什么原因,已纷纷离开南昌。而从未在党团内担任过任何职务的冯任,临危不惧,毅然担负起代理南昌团地委书记的职务,先后主持召开三次团地委会议,不仅把党团工作开展起来,还四处奔走,营救赵醒侬等人。经各方营救,赵醒侬等三人于1月中旬被释放。经过这件事,冯任深得一些领导人的信任和器重,方志敏对这位小老弟也刮目相看。正在南昌巡视工作的团中央特派员刘九峰(又名刘峻山,化名君实),决定冯任正式担任南昌团地委书记。随后,团地委换届,冯任担任组织部主任。
1926年4月,中共南昌支部提升为中共江西地委,冯任调任地委秘书处干事,从此开始搞党务工作。同年7月,冯任在一师毕业,被派往九江,他化名王警吾,肩负起指导赣北工农运动、支援北伐的重任。10月中旬,他策动与帮助国民革命军地下工作者将北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装运军火的“江永”轮炸沉,给孙以沉重打击。冯任胆大心细的行为,在地委内部开始传开。
1927年1月,中共江西地委改称江西区委,冯任接替陈正人的区委秘书(此时未设秘书长)职务,此后,一直担任中共江西区委秘书、省委委员兼秘书,同担任省(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的方志敏在一起共事。冯任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给中共江西区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刘九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30余年后回忆说:“1926年底江西区委成立,冯任同志升任为区委秘书(实为秘书长,因初期没有设秘书长),进步很快,工作认真负责,精明细致,机关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省(区)委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和一些重要文告大都由冯任同志草拟。此外,有的工人学习材料也系由冯编写。他理解力很强,草拟文件都能贯彻当时省(区)委的意图和决议精神,他是一個很理想的秘书人才。”(刘九峰《冯任同志事略》,1960年10月7日于民盟江西省委)。
白色恐怖下担当重任
北伐胜利后,江西的革命运动虽遭蒋介石的多次破坏,但总的形势是好的。尽管如此,党的省级机关还是处在秘密状态。方志敏、邓鹤鸣、邹努等党的一些中坚骨干,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公开进行革命斗争,而冯任却一直在党的省级机关从事秘密的党务工作,同时为配合公开斗争,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做好组织联络、革命舆论和后勤工作,这很可能是当时的省(区)委有意的安排。
1927年初,赣东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邵式平率领农民自卫军打下了贵溪龙虎山上清宫,缴获张天师镇山的玉印、镇妖剑和噙水杯三件宝贝,连同张天师——张恩溥一道押到南昌,交给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方志敏又把这三件宝贝亲手交给区委秘书冯任。当时在场的方志纯后来回忆说:“方志敏又郑重其事地把玉印交给了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告诉他张天师就凭这颗印榨取了多少人的血汗,这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把它保存好!”(方志纯《张天师玉印的故事》,原载《江西革命文物》1987年12月26日第4期)冯任没有忘记战友的嘱托,一直把这三件宝贝保存在自己身边,1930年冯任牺牲后,由他的爱人郑若兰保管。抗战期间辗转流离,镇妖镜、噙水杯丢失,剩下的玉印在郑病逝后由其女冯玉霖保管,直至解放,交给了省长邵式平(现存省博物管)。
到了1927年6月初,形势开始紧张,方志敏、邓鹤鸣、邹努等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省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方志敏根据省委指示去吉安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根据战友们的建议,与在省委机关工作的缪敏结婚。婚礼在省委秘密机关举行,参加婚礼的有省委书记罗亦农、省委组织部长刘九峰,全国农协特派员彭湃以及冯任、邵式平、黄道、胡德兰、郑若兰等。冯任为方、缪的婚事简单地张罗了一下,办了一桌饭菜,大家为这对革命伴侣表示了祝福。第二天,方志敏告别了新婚妻子,嘱托战友冯任照顾好缪敏。说起方、缪二人的结合,冯任还做了工作。1922年冬,方志敏在家被迫与比自己大两岁的余维娇成婚,他对这桩包办的婚姻十分苦恼。而冯任到南昌读书也有摆脱包办婚姻的因素,对方江某也是比冯任大两岁。所以,冯任深知没有感情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很同情方志敏婚姻上的不幸。缪敏是在北伐胜利后到区委机关工作的,当时缪敏是个团员,因与冯任女友郑若兰是南昌职业女中的同学,所以冯任与缪敏早就认识。30余年后缪敏回忆说:“我记得冯任同志年轻,20岁左右,带着一副眼镜,白脸,身材高大,做事非常沉着老练,对同志的态度很和蔼,晚上总是深夜不睡地工作。详情我不够了解,因为我们在一个秘密机关工作时,彼此很少闲谈过。”(缪敏《回忆冯任》,1960年9月29日)方志敏与缪敏虽是同乡,但此前并不认识,正是冯任从中撮合,方、缪二人才谈起恋爱来了。此后,方志敏回家做母亲和余维娇的工作,与余正式离婚。
大革命失败后,江西部分党团员随起义部队南下,冯任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熟悉全省党组织情况,被留下来继续担任省委委员兼秘书工作。当时,全省各地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负责人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党的组织或停顿或解体,一片混乱。联络各地失散的党员,整顿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是摆在省委面前的重要任务。但省委书记汪泽楷、省委组织部长陈潭秀(后继任省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宛希俨等,都是刚从外地调到江西,情况不熟悉,所以冯任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很忙。经过冯任和省委的艰苦努力,9月底便恢复了九江、德安、鄱阳、吉安、临川和南昌近郊的党组织。冯任没有忘记要把缪敏尽快调到方志敏的身边。正好此时,省工委书记刘士奇调任鄱阳县委书记,冯任安排缪敏与刘同行,到鄱阳县委机关工作,方志敏很快见到了离别三个月的新婚妻子缪敏。同年12月,省委各部取消,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军事、交通四科,冯任为秘书长,全面负责省委机关工作。
1927年12月16日,中央常委会讨论江西工作问题。到会有瞿秋白、罗迈(李维汉)、周恩来、任弼时和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等。陈潭秋在会上全面汇报了“八一”南昌起义后的江西工作,指出省委力量薄弱,希望中央改组。会上最后决定增补冯任、彭义先(电话工人)、王凤飞(近郊农民)为省委常委。1928年初,省委常委兼宣传科长宛希俨调任赣南特委书记,省工委书记彭义先赴乐平巡视,省委组织科长王凤飞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省委常委只有陈潭秋、冯任两人在机关坚持工作。尽管如此,冯任还是协助陈潭秋把各项工作做好。他还针对当时全省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为省委起草了共产党员22条(后改为《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经陈潭秋修改审定,作为省委对全省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为全省党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配合方志敏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1927年7月下旬,全省第一次党代会在南昌松柏巷女子师范学校召开。会上传达了党的“五大”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但对今后省委工作决策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1928年1月,省委决定召开全省“二大”,后因中央正筹备召开全国“六大”,所以省委只好把“二大”推迟到“六大”以后召开。此时,作为协助省委书记掌握省委全面工作的秘书长,冯任想到最多的是方志敏。自从南昌分开以后,冯任就没有方志敏的消息,省委也与弋(阳)横(峰)党组织失掉联系,影响省委工作的开展。于是,经陈潭秋同意,冯任亲赴弋横地区。
1928年4月中下旬,冯任以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身份先到鄱阳,在赣东北特委书记饶漱石的陪同下,赴弋(阳)横(峰)巡视工作,在弋、横交界的磨盘山见到了五县工委书记方志敏和邵式平等。战友重逢,分外亲切,方、冯一见面都沉浸在回忆之中。想到赵醒侬、袁玉冰、邹努、曾天宇等相继牺牲,心情都很沉重。为了革命,赣江儿女付出了多大代价!用战友们的鲜血铸成的这段历史,将会深深地印在方志敏、冯任的脑海里。随后,他俩互相通报了分别后的各自情况,冯任对弋横地区党的建设、农民运动和武装割据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冯任告诉方志敏,省委已在鄱阳县成立了领导赣东北各县党组织的赣东北特委,五县工委撤销,成立弋阳县委,方任书记。随后,方志敏、邵式平陪同冯任、饶漱石到弋阳九区巡视。此时,九区已成为弋(阳)横(峰)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冯任深受鼓舞。巡视期间,应方志敏、邵式平要求,冯任还为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的共产党员和活动分子上了党课,就是共产党员守则22条。我们现在看到的22条是当年听课老同志的手抄件,不是原稿,所以文句有些不通。
笔者最近发现,这22条却被写进了《方志敏年谱》。《年谱》的作者很可能根据一位领导在延安时期写的回忆文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文稿认定22条是饶漱石写的,不是冯任写的:“江西省委派饶漱石、洪仁二同志来弋横巡视党的工作,饶同志亲自寫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22条”。据笔者所知,当年这位领导与冯任共事半年,饶漱石又是他的直接领导,应该知道冯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饶漱石(赣东北特委书记)到弋横巡视时的身份,而他却把饶漱石说成是省委领导人,相反,连冯任的名字都写错了。不过,那时冯任早已牺牲,而饶漱石正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其用意不言而喻。本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166页)对冯任、饶漱石到弋横的身份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前者是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后者是赣东北特委书记,但《年谱》的作者硬把饶漱石“提升”为“省委特派员”,而冯任只是当饶陪衬的省委秘书长(见《年谱》118页)。不这样写,后面就不好写成方志敏“与省委特派员一起,拟就《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又称《共产党员守则22条》”(见《年谱》119页)。这样,把22条写进《方志敏年谱》总算勉强可以。如果亮出了冯任、饶漱石到弋横的真实身份,这位领导还能说“饶同志亲自写了22条”、《年谱》作者还能把22条写进《方志敏年谱》吗?
1928年9月,出席全国“六大”的江西代表王凤飞、张世熙、曾文甫从莫斯科返回江西后,省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冯任改任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代理省委书记,负责筹办全省第二次党代会。会议原定在11月15日在岷山根据地召开,因敌人正向岷山“围剿”,故推迟到12月5日在鄱阳湖中召开,又发现敌船在湖中巡查很紧。冯任征求方志敏的意见,方建议到磨盘山召开,那里绝对安全,但代表们考虑到磨盘山容易被封锁,最后接受湖口代表的建议,到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召开。
代表共20人,分三组从鄱阳湖边出发,由冯任、方志敏、张金刃(中央代表)、张世熙、王凤飞和钱成九(湖口人)为第一组作向导,其他两组沈建华、贺俊、曹策、邵式平、蔡申熙、曾文甫等拉开距离跟上,沿景湖路步行3天,到达了王燧村。12月9日,全省“二大”在王燧村共产党员王文凤家中召开。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主持会议的冯任多次征求方志敏等代表的意见。会上传达了全国“六大”精神,讨论通过了各项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部署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张世熙为省委书记,冯任仍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省委执委,邵式平为候补执委。会议期间,冯任支持方志敏成立信江特委。
冯方分别后各自开创革命工作新局面
全省“二大”结束后,冯任与方志敏分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两人的思想还是相通的。
1929年2月,冯任赴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冯任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李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志敏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冯任认为,李立三企图以景德镇工人罢工影响弋阳农民运动为例来证明“城市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冯任说:“据我所知,景德镇工人大打派头是阳历六月间——即阴历五月,参加的只有四五万人左右,而没有八万人以上,结果没有得到任何胜利,而只是死了十三个首领。弋阳的事,更是相反,弋阳的农民没有因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而复动起来,年余来,都是自动,而景德镇工人反有希望弋阳方志敏打来的思想。”冯任既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又帮方志敏说了实话。
冯任从上海返回江西后,自请退出省委常委,为候补常委,到吉安任赣西特委书记。冯任要向方志敏学习,到地方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他上任后,从赣西实际出发,把城区工作与农村工作以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很快打开了局面,整个赣西武装割据的斗争发展很快,开辟了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在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中,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全赣西有党员2200余名,赣西进入全盛时期。同年8月25日,省委秘书长范自成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冯任,省候补常委,现任赣西特委书记。这个同志是江西省委中历史最长久的一个,工作能力很强,此次自请退出省常委,参加地方工作,积极的精神尤足表现。他到西特后,西特的工作焕然改观,在江西的干部中总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了”。此时,方志敏领导的革命斗争已由一年前冯任巡视时的弋横时期进入到信江苏维埃时期,成立信江特委,粉碎了敌人对信江苏区四次“进剿”,开创了信江流域的新局面。赣东北的方志敏与赣西的冯任遥相呼应,都为贯彻落实全省“二大”所提出的战斗任务而艰苦努力。
1930年2月初,冯任被中央调到湖北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委秘书长等职。仍战斗在赣东北的方志敏建立了赣东北根据地,成立了赣东北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红十军。此时,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了以武汉为全国武装暴动的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错误,要求湖北省委加快在武汉的行动,要求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攻打湖口,夺取九江,切断长江,配合武汉的总暴动。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方志敏、冯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这年7月,冯任被捕牺牲,时年25岁。○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