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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30 发觞
上海摩登便是欧化，而其他地区则以效法上海为摩登。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亦有不同的品位所好。发端于辛亥革命的现代上流时尚，开启了百年以来的品位之门。
辛亥革命打响了中国民主与共和的第一炮，满清政府应声垮台，只是谁能否认它是一场并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然而，作为副产品的服饰变革，却从此深入人心而延续下去，清代延续几百年的服饰制度—“人分五等，衣分五色”，人们按照严格的身份、等级穿衣着色—被瓦解。
时装逐渐出现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穿西装的革命党与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带来了海外的新派奢华时尚。人们的生活形态，也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当年大上海的上流生活风尚，金碧辉煌的舞厅和爵士乐、浓荫蔽日的花园洋房和风姿绰约的美人儿，流线型汽车和西装革履的绅士至今仍为人向往不已。我们怀民国之旧，脑中依然会萦绕这些“不夜城”的升平之景。
欧化之风，在诘难中劲吹
辛亥革命后，“假洋鬼子”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因为西服竟然逐渐成为上层社会流行的“官服”。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服制，西装成为民国男性的半正式礼服，与长袍马褂一道，并行于民国初年的政治社交场合。
翻看老照片，1911年12月29日，南京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代表40余人，六成穿长袍马褂，四成穿西服；而1912年3月2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接收临时政府，孙中山率总统职员和唐绍仪合影，40余人绝大多数已穿上西服。即便后来孙中山创制中山装，甚至被列为公务员服装，但也未能撼动西服在人心中的地位。
“欧化”已不再是秘密，“摩登”一词也频繁见诸报端。有报纸认为，上海摩登便是欧化，而其他地区则以效法上海为摩登。有当年的小报作《摩登赋》曰：摩登为致病之媒介，摩登为败德之歧途。尽管遭此“诘难”，摩登于中国女性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心头之好。当年的摩登之谓，并非大众生活方式，它只“贡献”给少数富裕阶层，而中下层市民是无福消受的。因而可如此定义：摩登者，上流社会之时尚也。
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摩登还存有“中西合璧”的不伦不类之貌，穿西装者却在袖中藏着一个精致的水烟袋、喜庆寿宴上给人长揖跪拜，以至于遭人耻笑；穿旗袍的女子套上一件西式短大衣—这种短大衣，“西人谓之猴儿褂”；西方女性崇尚“露”，于是改良旗袍也“越穿越窄，越穿越短”，旁边的衩越开越高，接近腰际。《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一书称：上海某些所谓名人“所穿西服俨然十九世纪末叶之装束”，自己全然不知，还以为是摩登；沈从文也在小说 《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上海的异域化倾向。
然而这些风言风语之辞，并不影响洋货的上市与流通。如果游走在当年上海的南京路，你会看到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BVD内衣、HOUBIGANT（霍比格恩特）香水、FLORSHEIM（富乐绅）鞋，卡尔登、恩派亚、夏令配克、美琪、维多利亚等豪华影院正放映欧美影片。20年代末期，已领略到“曲线美”的中国美人儿行走在大街小巷。她们的衣服裁制得合身适体，加上高跟皮鞋的衬托，可谓十分性感。那时候“时兴剪发，以缎带扎起，或以珠宝翠石和鲜花编成发箍”，路上的她们可谓“云鬓花颜金步摇”，甚为惹人注目—甚至连女学生，也开始接受上海的摩登之风，小报于是连连发出悲叹。
摩登人物也出现在杂志封面上。1928年6月9日 《上海漫画》第8期封面画 《魔力》，描绘了一位当年的摩登女郎形象：短发，细眉，涂眼影，身着紧身西装，口吸香烟，戴着项链、耳环、手镯、戒指，指甲涂成银色；1930年5月17日第107期封面，一个爱打扮、烫发的摩登女郎用粉扑涂抹脸蛋，旁边则是一个口叼烟斗、穿着和她同样颜色衣服的“摩登先生”，正驾驶着一辆红色的英国Austin敞篷车；107期内页，也画有一个身穿洋装、脚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正在戏弄、挑逗男人。当时的奢侈风尚，于此可见一斑。
奢华风景演绎阶层文化
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奢侈风的衍变也往往伴随着畸形社会现象的出现。有当时的报纸刻画了一位打扮成摩登绅士的和尚：梳着分披的头发，搽着发光的司丹康，穿起漂亮的西装，蹬着很考究的革履，戴着手表，套着戒指，敷着雪白的膏霜，走到人面前，一阵奇香；谁都揣测着他们定是王孙公子，拥着摩登透顶的情侣，坐上风驰电掣的汽车，招摇过市，人人看了羡煞。
畸形至此，无怪乎文人们要批判。穆时英有名言为：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又在小说《黑牡丹》中借舞女的口说：“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虽为批判，却间接让我们目睹了一番当年的奢华风景。
20年代，交谊舞在上等华人和家境殷实的市民中流行，当时跳舞显然是奢侈行为，有报纸这样说道：“一跳而半月薪水去，再跳而一月薪水光，三跳而债台筑，四跳而生意歇，五跳而家破产，六跳而困水门汀。”跳舞的平民化，则要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
上流社会的上流生活，于大众而言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力，铺天盖地的报纸广告，也时时刺激人们的“上流嗅觉”。
二三十年代的《申报》，香烟、饮料、服饰、汽车、住宅等广告，无不充斥着“上等人”、“上等社会”、“上等人士”、“上等士女”、“上流社会”、“高雅人士”等词语，它们为大家虚拟了一个上流社会：吸着三五、吉士、美丽、双婴孩等牌子的香烟，喝着三桶、八卦、斧头等牌子的白兰地，开着罗斯罗朗斯、锵特兰、林肯等牌子的轿车，住着有白瓷浴缸的上等住宅，坐在有包间的影剧院里看好莱坞的电影、听梅兰芳唱戏。上流即意味着受人尊重，“老美女雪茄烟”的广告词即为：社会上之眼光，每重吸上品雪茄烟之人，以其必富有声势与资财也；老美女雪茄烟为市上各处雪茄之冠，故吸之者必备受社会之尊重。
上流社会之人，也有更深入的细分：同是穿着华丽的人，爱穿长袍的是有着传统文化情结的士绅，爱穿西装的是西化色彩浓厚的绅士；同是吸高等香烟的人，那些抽长城、联珠、双喜等牌子的，属于老成持重、事业有成的一群，爱抽吉士、三五、美丽等牌子的，则属于追逐时髦、有点颓废色彩的年轻人。这与当今风尚完全一样，同被冠以奢华、摩登、上流之称，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亦有不同的品位所好。发端于辛亥革命的现代上流时尚，开启了百年以来的品位之门。
上海摩登便是欧化，而其他地区则以效法上海为摩登。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亦有不同的品位所好。发端于辛亥革命的现代上流时尚，开启了百年以来的品位之门。
辛亥革命打响了中国民主与共和的第一炮，满清政府应声垮台，只是谁能否认它是一场并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然而，作为副产品的服饰变革，却从此深入人心而延续下去，清代延续几百年的服饰制度—“人分五等，衣分五色”，人们按照严格的身份、等级穿衣着色—被瓦解。
时装逐渐出现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穿西装的革命党与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带来了海外的新派奢华时尚。人们的生活形态，也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当年大上海的上流生活风尚，金碧辉煌的舞厅和爵士乐、浓荫蔽日的花园洋房和风姿绰约的美人儿，流线型汽车和西装革履的绅士至今仍为人向往不已。我们怀民国之旧，脑中依然会萦绕这些“不夜城”的升平之景。
欧化之风，在诘难中劲吹
辛亥革命后，“假洋鬼子”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因为西服竟然逐渐成为上层社会流行的“官服”。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服制，西装成为民国男性的半正式礼服，与长袍马褂一道，并行于民国初年的政治社交场合。
翻看老照片，1911年12月29日，南京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代表40余人，六成穿长袍马褂，四成穿西服；而1912年3月2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接收临时政府，孙中山率总统职员和唐绍仪合影，40余人绝大多数已穿上西服。即便后来孙中山创制中山装，甚至被列为公务员服装，但也未能撼动西服在人心中的地位。
“欧化”已不再是秘密，“摩登”一词也频繁见诸报端。有报纸认为，上海摩登便是欧化，而其他地区则以效法上海为摩登。有当年的小报作《摩登赋》曰：摩登为致病之媒介，摩登为败德之歧途。尽管遭此“诘难”，摩登于中国女性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心头之好。当年的摩登之谓，并非大众生活方式，它只“贡献”给少数富裕阶层，而中下层市民是无福消受的。因而可如此定义：摩登者，上流社会之时尚也。
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摩登还存有“中西合璧”的不伦不类之貌，穿西装者却在袖中藏着一个精致的水烟袋、喜庆寿宴上给人长揖跪拜，以至于遭人耻笑；穿旗袍的女子套上一件西式短大衣—这种短大衣，“西人谓之猴儿褂”；西方女性崇尚“露”，于是改良旗袍也“越穿越窄，越穿越短”，旁边的衩越开越高，接近腰际。《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一书称：上海某些所谓名人“所穿西服俨然十九世纪末叶之装束”，自己全然不知，还以为是摩登；沈从文也在小说 《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上海的异域化倾向。
然而这些风言风语之辞，并不影响洋货的上市与流通。如果游走在当年上海的南京路，你会看到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BVD内衣、HOUBIGANT（霍比格恩特）香水、FLORSHEIM（富乐绅）鞋，卡尔登、恩派亚、夏令配克、美琪、维多利亚等豪华影院正放映欧美影片。20年代末期，已领略到“曲线美”的中国美人儿行走在大街小巷。她们的衣服裁制得合身适体，加上高跟皮鞋的衬托，可谓十分性感。那时候“时兴剪发，以缎带扎起，或以珠宝翠石和鲜花编成发箍”，路上的她们可谓“云鬓花颜金步摇”，甚为惹人注目—甚至连女学生，也开始接受上海的摩登之风，小报于是连连发出悲叹。
摩登人物也出现在杂志封面上。1928年6月9日 《上海漫画》第8期封面画 《魔力》，描绘了一位当年的摩登女郎形象：短发，细眉，涂眼影，身着紧身西装，口吸香烟，戴着项链、耳环、手镯、戒指，指甲涂成银色；1930年5月17日第107期封面，一个爱打扮、烫发的摩登女郎用粉扑涂抹脸蛋，旁边则是一个口叼烟斗、穿着和她同样颜色衣服的“摩登先生”，正驾驶着一辆红色的英国Austin敞篷车；107期内页，也画有一个身穿洋装、脚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正在戏弄、挑逗男人。当时的奢侈风尚，于此可见一斑。
奢华风景演绎阶层文化
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奢侈风的衍变也往往伴随着畸形社会现象的出现。有当时的报纸刻画了一位打扮成摩登绅士的和尚：梳着分披的头发，搽着发光的司丹康，穿起漂亮的西装，蹬着很考究的革履，戴着手表，套着戒指，敷着雪白的膏霜，走到人面前，一阵奇香；谁都揣测着他们定是王孙公子，拥着摩登透顶的情侣，坐上风驰电掣的汽车，招摇过市，人人看了羡煞。
畸形至此，无怪乎文人们要批判。穆时英有名言为：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又在小说《黑牡丹》中借舞女的口说：“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虽为批判，却间接让我们目睹了一番当年的奢华风景。
20年代，交谊舞在上等华人和家境殷实的市民中流行，当时跳舞显然是奢侈行为，有报纸这样说道：“一跳而半月薪水去，再跳而一月薪水光，三跳而债台筑，四跳而生意歇，五跳而家破产，六跳而困水门汀。”跳舞的平民化，则要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
上流社会的上流生活，于大众而言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力，铺天盖地的报纸广告，也时时刺激人们的“上流嗅觉”。
二三十年代的《申报》，香烟、饮料、服饰、汽车、住宅等广告，无不充斥着“上等人”、“上等社会”、“上等人士”、“上等士女”、“上流社会”、“高雅人士”等词语，它们为大家虚拟了一个上流社会：吸着三五、吉士、美丽、双婴孩等牌子的香烟，喝着三桶、八卦、斧头等牌子的白兰地，开着罗斯罗朗斯、锵特兰、林肯等牌子的轿车，住着有白瓷浴缸的上等住宅，坐在有包间的影剧院里看好莱坞的电影、听梅兰芳唱戏。上流即意味着受人尊重，“老美女雪茄烟”的广告词即为：社会上之眼光，每重吸上品雪茄烟之人，以其必富有声势与资财也；老美女雪茄烟为市上各处雪茄之冠，故吸之者必备受社会之尊重。
上流社会之人，也有更深入的细分：同是穿着华丽的人，爱穿长袍的是有着传统文化情结的士绅，爱穿西装的是西化色彩浓厚的绅士；同是吸高等香烟的人，那些抽长城、联珠、双喜等牌子的，属于老成持重、事业有成的一群，爱抽吉士、三五、美丽等牌子的，则属于追逐时髦、有点颓废色彩的年轻人。这与当今风尚完全一样，同被冠以奢华、摩登、上流之称，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亦有不同的品位所好。发端于辛亥革命的现代上流时尚，开启了百年以来的品位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