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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去世，享年86岁。这是一位世界级的政治人物。他先后作为苏联外长、格鲁吉亚总统，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还是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先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又为发展中国与格鲁吉亚的友好合作，做出了宝贵贡献。
启动改善苏中关系
1985年3月5日，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早已看出苏联外交的种种弊端，便决定先从人事安排入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请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长。谢先以不懂外交为由婉拒，后被戈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到莫斯科试一试。这样，谢瓦尔德纳泽取代了任苏联外长达20多年之久的思想僵化的葛罗米柯。人们期待谢瓦尔德纳泽这匹“黑马”，能把苏联外交“拖出泥潭”。
戈尔巴乔夫急需缓和苏中关系，这是其外交新思维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谢瓦尔德纳泽与他志同道合。谢出任外长后，在内部曾多次谈到苏中关系问题。据苏联朋友透露，他的有关言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苏中对立、对抗了20多年，两国都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苏联本身就白白消耗掉了至少五千亿卢布，按当年的汇率算，达八九千亿美元之巨。二、对于苏中两国关系的恶化，苏联方面不是没有责任和过错。三、苏中关系的反常状态再也不能继续，应与中方相向而行，尽早加以改变。
在对华关系方面，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特别看重两个关键职位：一个是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外长，另一个是苏联驻华大使。在他的推荐下，戈尔巴乔夫任命罗高寿为前者，任命特罗扬诺夫斯基为后者。
罗高寿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著名汉学家，他换下了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有过诸多“不良记录”的贾丕才。贾丕才是苏联对华强硬派主要人物之一。在谢瓦尔德纳泽当上苏联外长后，他曾放出狂言：“要教会这个‘外来人’如何在谢诺—斯摩棱斯克广场（苏联外交部所在地）上工作。”罗高寿这一升迁，被苏联汉学界称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一记高招。
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家，曾长期担任斯大林的英语翻译，当过苏联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助理，多次随同他们到过中国。他还曾任驻日本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赴任前，戈尔巴乔夫本来要亲自向他交代任务的，但因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抽不开身，便委托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向他面授机宜：在北京要如实向国内反映情况，客观分析中国国内局势及其内外政策动向；实事求是地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提出改善两国关系切实可行的建议。
日后事态发展表明，谢瓦尔德纳泽这两名干将与他一道，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宝贵贡献。
被邓小平识破的“小计谋”
1982年秋，中苏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但由于三名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三年内相继去世，苏方没有下决心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磋商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成了“聋子对话”。 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长后，根据他的提议，戈尔巴乔夫任命副外长罗高寿为苏方新的谈判代表。罗高寿在谈判方式、用词与说话的口气方面与其前任明显不同，愿意通过务实的谈判解决双方的分歧。
1987年和1988年，是缓和中苏关系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密集式”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影响。据苏方人士透露，邓小平下面这番话引起了苏方严重关切：我目前身体还可以，各个主要部件尚好，不过，再过一两年，到了八十四五岁，就难说了，机会一错过，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事，只好留给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去办了。这番话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将来在北京见不到邓小平的话，戈氏对华外交就会黯然失色，他日后的访华，也难以收到巨大效果。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戈谢二人终于下决心迈出实质性步子，1988年底，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戈尔巴乔夫定于次年5月正式访华。
1988年底、1989年初，中苏外长钱其琛、谢瓦尔德纳泽实现了互访，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做准备。这是两国外长自新中国成立40年来首次正式访问对方国家。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虹桥国宾馆会见了来访的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并说出了已经成为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得很是感慨：我们为他准备的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两三万言，唯独没有这句言简意赅的话。邓小平还扼要点明，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他将讲些什么、怎么讲，并说，讲清楚了，问题就一风吹。后来邓小平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发表的那篇酝酿了三年多、成竹在胸的谈话，便是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他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邓小平确认上述访问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棘手的某些问题。邓小平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两位外长谈话还没有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地说：访问日期由你们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为推动戈尔巴乔夫访华释放正能量
1988年秋，谢瓦尔德纳泽的两员干将——罗高寿副外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联名向他提出，如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正面评价邓小平的文章，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谢瓦尔德纳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征得戈尔巴乔夫同意后，让《真理报》于8月12日以显著版面刊登题为《邓小平的政治画像》长文，称赞这位中国领导人“敢于放弃已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那些决定”，“以其勇气及现实主义精神，开创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自然得到了中国高层的重视。
1989年三四月份，北京的政治气候开始不平静起来，有些学生上街游行。在苏共高层，一些对华态度不积极的有影响的人物，主张推迟原定于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的访华行程。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让罗高寿副外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对此提出意见。他们二人力陈戈如期访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苏方如主动提出推迟此访，中方很可能将其无限期拖下去，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见就会成为泡影，他日后访华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他们两人还强调，中国领导人完全能够控制国内局面，不会出现不测情况。谢瓦尔德纳泽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推迟访华实乃下策，弊多利少，建议戈尔巴乔夫维持原议。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如期访华，实现与邓小平的历史性会见。 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曾出现过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随访的个别“民主派”，主张这位苏联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与当时聚集在那里的学生们见面，给他们“鼓鼓劲儿”。另一个情况是，北京个别高校有人持学生签名信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恳求戈尔巴乔夫拨冗到校发表演讲。在内部研究时，谢瓦尔德纳泽对上述两个提议都持否定态度，这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难缠的对手”
1995年春，我出任驻格鲁吉亚大使。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该国总统。有一次，我与他谈起当年的中苏专家划界谈判时，特别强调：这次谈判是在他（时任苏联外长）与钱其琛外长的共同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谢瓦尔德纳泽不假思索地说：我记得这次谈判，也记得您；我听他们说过，您是一位“难缠的”谈判对手。我回应说：听苏联朋友说，这是您送给我的雅号。谢瓦尔德纳泽一听便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还说：听说你们两个人（指我和苏方代表，由两国外长授权，负责划定中苏边界线走向）当时争得很凶；领土问题涉及国家的主权，你们作为国家的代表，当然要维护本国的利益；不过，谈判本身就是妥协，应当互谅互让。
“互谅互让”这句话让我回想起当年谈判的情况。我与苏方代表商谈几块争议领土的归属时，都打出高方案，互不相让，僵持了很长时间。大约半年过后，苏方代表才同意了我方的划界方案。这位代表私下对我说，这是按照谢瓦尔德纳泽的指示行事的。
陪他在格鲁吉亚视察
我在格鲁吉亚工作过一年零八个月，这段时间我享受到了在其他国家所享受不到的殊荣：应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盛情邀请，我曾有幸多次陪他到外地视察。
有一次，谢在一个大型群众集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格鲁吉亚目前很困难，我这个总统也很难，但有朋友们支持，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之后，他突然宣布：中国大使现在就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他坐在主席台上。总统接着说，格鲁吉亚人少，只有几百万，但中国人多，有十几亿；几百万加上十几亿，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出几百倍！话音未落，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我随谢总统在外地视察时，一般都注意跟在他的身边。有过好几次，格鲁吉亚人用格语介绍情况，总统一边听，一边主动给我“当翻译”。总统视察完与我告别时，每次都忘不了说：谢谢大使能来陪我，谢谢大使总是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
在格鲁吉亚工作期问，我常常与谢总统谈反对国家分裂的问题。他讲得很深、很透彻、很动感情。他曾动情地说，你们中国要是与我们格鲁吉亚为邻，那该多好啊！可惜的是，“邻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上帝安排的”。他不只一次说：格中两国真是心心相印，是天然的盟友；在所有外国朋友的声援与同情当中，来自远方中国的支持最有分量，最有价值！ 总统外事顾问格拉先生告诉我，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交待得很明确：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都要听中国大使的，不能“越线”，在具体操作时，有什么事如把握不准，要立即征求中国大使的意见。
中国元首的殊荣
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十分尊敬我国领导人，言谈举止间充满着一片深情。
199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告诉谢：江泽民主席出访乘坐的专机于7月2日中午飞越格鲁吉亚领空。总统得知后十分高兴，说他此刻心情比较矛盾：一方面当然希望中国主席的专机能准时、顺利地飞越格鲁吉亚的上空：另一方面则又盼望届时能出点不大不小的“情况”，好让中国主席能从天降。后来我得知，谢总统特地交待第比利斯机场领导，要做好中国主席专机临时降落的一切准备。他还让总统礼宾官将他7月2日整天的工作日程空着，以便随时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7月1日，机场场长请我去“看房子”。原来，机场大楼和机场旅馆已于6月30日提前两天腾出四五十个房间，供江主席和代表团人员一旦到第比利斯临时休息用。格方朋友说，外国元首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领空是常有的事，但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只有中国主席一人。
7月2日中午，江主席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鲁吉亚上空时，机场场长还特地邀我到塔台两个雷达屏幕前观看专机飞行的实况。次日，我向谢总统谈及此事时，他很高兴，风趣地说：还是你大使的面子大，别看我是总统，人家可不让我到塔台雷达屏幕前去享受这种殊荣。
1996年4月中旬，钱其琛副总理对格鲁吉亚进行了正式访问。事前，谢总统吩咐要“按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这位“老朋友”。他亲自与钱副总理会谈，还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和隆重的欢送仪式。两位领导人进行过五六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钱副总理对这次访问很满意，离开第比利斯之前在迎宾馆“总统楼”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很热情，把他当作元首接待了。
2003年初，在某一大国策划下，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发动“倒谢”运动，后来，“拥谢派”和“倒谢派”的对抗发展到首都街头上。11月，格鲁吉亚的反对派指责议会选举存在舞弊，在首都第比利斯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23日，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手持一朵玫瑰，带领大批支持者冲入议会，要求谢尔瓦德纳泽下台。这次事件被称做“玫瑰革命”。谢尔瓦德纳泽当日在议会庄重地说：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人民遭受灾难，我现在就辞去总统一职。近十年来，他一直在家静养，偶尔也写一写回忆录，追忆多彩的一生。
（作者为中国前驻格鲁吉亚大使。2007年第14期《世界知识》曾刊登本文作者撰写的《忆谢瓦尔德纳泽》）
启动改善苏中关系
1985年3月5日，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早已看出苏联外交的种种弊端，便决定先从人事安排入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请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长。谢先以不懂外交为由婉拒，后被戈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到莫斯科试一试。这样，谢瓦尔德纳泽取代了任苏联外长达20多年之久的思想僵化的葛罗米柯。人们期待谢瓦尔德纳泽这匹“黑马”，能把苏联外交“拖出泥潭”。
戈尔巴乔夫急需缓和苏中关系，这是其外交新思维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谢瓦尔德纳泽与他志同道合。谢出任外长后，在内部曾多次谈到苏中关系问题。据苏联朋友透露，他的有关言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苏中对立、对抗了20多年，两国都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苏联本身就白白消耗掉了至少五千亿卢布，按当年的汇率算，达八九千亿美元之巨。二、对于苏中两国关系的恶化，苏联方面不是没有责任和过错。三、苏中关系的反常状态再也不能继续，应与中方相向而行，尽早加以改变。
在对华关系方面，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特别看重两个关键职位：一个是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外长，另一个是苏联驻华大使。在他的推荐下，戈尔巴乔夫任命罗高寿为前者，任命特罗扬诺夫斯基为后者。
罗高寿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著名汉学家，他换下了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有过诸多“不良记录”的贾丕才。贾丕才是苏联对华强硬派主要人物之一。在谢瓦尔德纳泽当上苏联外长后，他曾放出狂言：“要教会这个‘外来人’如何在谢诺—斯摩棱斯克广场（苏联外交部所在地）上工作。”罗高寿这一升迁，被苏联汉学界称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一记高招。
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家，曾长期担任斯大林的英语翻译，当过苏联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助理，多次随同他们到过中国。他还曾任驻日本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赴任前，戈尔巴乔夫本来要亲自向他交代任务的，但因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抽不开身，便委托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向他面授机宜：在北京要如实向国内反映情况，客观分析中国国内局势及其内外政策动向；实事求是地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提出改善两国关系切实可行的建议。
日后事态发展表明，谢瓦尔德纳泽这两名干将与他一道，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宝贵贡献。
被邓小平识破的“小计谋”
1982年秋，中苏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但由于三名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三年内相继去世，苏方没有下决心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磋商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成了“聋子对话”。 谢瓦尔德纳泽出任外长后，根据他的提议，戈尔巴乔夫任命副外长罗高寿为苏方新的谈判代表。罗高寿在谈判方式、用词与说话的口气方面与其前任明显不同，愿意通过务实的谈判解决双方的分歧。
1987年和1988年，是缓和中苏关系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密集式”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影响。据苏方人士透露，邓小平下面这番话引起了苏方严重关切：我目前身体还可以，各个主要部件尚好，不过，再过一两年，到了八十四五岁，就难说了，机会一错过，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事，只好留给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去办了。这番话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将来在北京见不到邓小平的话，戈氏对华外交就会黯然失色，他日后的访华，也难以收到巨大效果。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戈谢二人终于下决心迈出实质性步子，1988年底，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戈尔巴乔夫定于次年5月正式访华。
1988年底、1989年初，中苏外长钱其琛、谢瓦尔德纳泽实现了互访，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做准备。这是两国外长自新中国成立40年来首次正式访问对方国家。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虹桥国宾馆会见了来访的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并说出了已经成为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得很是感慨：我们为他准备的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两三万言，唯独没有这句言简意赅的话。邓小平还扼要点明，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他将讲些什么、怎么讲，并说，讲清楚了，问题就一风吹。后来邓小平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发表的那篇酝酿了三年多、成竹在胸的谈话，便是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他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邓小平确认上述访问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棘手的某些问题。邓小平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两位外长谈话还没有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地说：访问日期由你们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为推动戈尔巴乔夫访华释放正能量
1988年秋，谢瓦尔德纳泽的两员干将——罗高寿副外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联名向他提出，如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正面评价邓小平的文章，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谢瓦尔德纳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征得戈尔巴乔夫同意后，让《真理报》于8月12日以显著版面刊登题为《邓小平的政治画像》长文，称赞这位中国领导人“敢于放弃已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那些决定”，“以其勇气及现实主义精神，开创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自然得到了中国高层的重视。
1989年三四月份，北京的政治气候开始不平静起来，有些学生上街游行。在苏共高层，一些对华态度不积极的有影响的人物，主张推迟原定于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的访华行程。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让罗高寿副外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对此提出意见。他们二人力陈戈如期访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苏方如主动提出推迟此访，中方很可能将其无限期拖下去，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见就会成为泡影，他日后访华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他们两人还强调，中国领导人完全能够控制国内局面，不会出现不测情况。谢瓦尔德纳泽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推迟访华实乃下策，弊多利少，建议戈尔巴乔夫维持原议。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如期访华，实现与邓小平的历史性会见。 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曾出现过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随访的个别“民主派”，主张这位苏联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与当时聚集在那里的学生们见面，给他们“鼓鼓劲儿”。另一个情况是，北京个别高校有人持学生签名信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恳求戈尔巴乔夫拨冗到校发表演讲。在内部研究时，谢瓦尔德纳泽对上述两个提议都持否定态度，这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难缠的对手”
1995年春，我出任驻格鲁吉亚大使。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该国总统。有一次，我与他谈起当年的中苏专家划界谈判时，特别强调：这次谈判是在他（时任苏联外长）与钱其琛外长的共同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谢瓦尔德纳泽不假思索地说：我记得这次谈判，也记得您；我听他们说过，您是一位“难缠的”谈判对手。我回应说：听苏联朋友说，这是您送给我的雅号。谢瓦尔德纳泽一听便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还说：听说你们两个人（指我和苏方代表，由两国外长授权，负责划定中苏边界线走向）当时争得很凶；领土问题涉及国家的主权，你们作为国家的代表，当然要维护本国的利益；不过，谈判本身就是妥协，应当互谅互让。
“互谅互让”这句话让我回想起当年谈判的情况。我与苏方代表商谈几块争议领土的归属时，都打出高方案，互不相让，僵持了很长时间。大约半年过后，苏方代表才同意了我方的划界方案。这位代表私下对我说，这是按照谢瓦尔德纳泽的指示行事的。
陪他在格鲁吉亚视察
我在格鲁吉亚工作过一年零八个月，这段时间我享受到了在其他国家所享受不到的殊荣：应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盛情邀请，我曾有幸多次陪他到外地视察。
有一次，谢在一个大型群众集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格鲁吉亚目前很困难，我这个总统也很难，但有朋友们支持，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之后，他突然宣布：中国大使现在就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他坐在主席台上。总统接着说，格鲁吉亚人少，只有几百万，但中国人多，有十几亿；几百万加上十几亿，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出几百倍！话音未落，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我随谢总统在外地视察时，一般都注意跟在他的身边。有过好几次，格鲁吉亚人用格语介绍情况，总统一边听，一边主动给我“当翻译”。总统视察完与我告别时，每次都忘不了说：谢谢大使能来陪我，谢谢大使总是同我们格鲁吉亚人在一起。
在格鲁吉亚工作期问，我常常与谢总统谈反对国家分裂的问题。他讲得很深、很透彻、很动感情。他曾动情地说，你们中国要是与我们格鲁吉亚为邻，那该多好啊！可惜的是，“邻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上帝安排的”。他不只一次说：格中两国真是心心相印，是天然的盟友；在所有外国朋友的声援与同情当中，来自远方中国的支持最有分量，最有价值！ 总统外事顾问格拉先生告诉我，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交待得很明确：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都要听中国大使的，不能“越线”，在具体操作时，有什么事如把握不准，要立即征求中国大使的意见。
中国元首的殊荣
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十分尊敬我国领导人，言谈举止间充满着一片深情。
199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告诉谢：江泽民主席出访乘坐的专机于7月2日中午飞越格鲁吉亚领空。总统得知后十分高兴，说他此刻心情比较矛盾：一方面当然希望中国主席的专机能准时、顺利地飞越格鲁吉亚的上空：另一方面则又盼望届时能出点不大不小的“情况”，好让中国主席能从天降。后来我得知，谢总统特地交待第比利斯机场领导，要做好中国主席专机临时降落的一切准备。他还让总统礼宾官将他7月2日整天的工作日程空着，以便随时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7月1日，机场场长请我去“看房子”。原来，机场大楼和机场旅馆已于6月30日提前两天腾出四五十个房间，供江主席和代表团人员一旦到第比利斯临时休息用。格方朋友说，外国元首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领空是常有的事，但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只有中国主席一人。
7月2日中午，江主席乘坐的专机飞越格鲁吉亚上空时，机场场长还特地邀我到塔台两个雷达屏幕前观看专机飞行的实况。次日，我向谢总统谈及此事时，他很高兴，风趣地说：还是你大使的面子大，别看我是总统，人家可不让我到塔台雷达屏幕前去享受这种殊荣。
1996年4月中旬，钱其琛副总理对格鲁吉亚进行了正式访问。事前，谢总统吩咐要“按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这位“老朋友”。他亲自与钱副总理会谈，还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和隆重的欢送仪式。两位领导人进行过五六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钱副总理对这次访问很满意，离开第比利斯之前在迎宾馆“总统楼”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很热情，把他当作元首接待了。
2003年初，在某一大国策划下，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发动“倒谢”运动，后来，“拥谢派”和“倒谢派”的对抗发展到首都街头上。11月，格鲁吉亚的反对派指责议会选举存在舞弊，在首都第比利斯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23日，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手持一朵玫瑰，带领大批支持者冲入议会，要求谢尔瓦德纳泽下台。这次事件被称做“玫瑰革命”。谢尔瓦德纳泽当日在议会庄重地说：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人民遭受灾难，我现在就辞去总统一职。近十年来，他一直在家静养，偶尔也写一写回忆录，追忆多彩的一生。
（作者为中国前驻格鲁吉亚大使。2007年第14期《世界知识》曾刊登本文作者撰写的《忆谢瓦尔德纳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