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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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自1962年出版至今，已达36年。该刊以发表民国人物传记及有关史料为特色，出版后，风行多年，长盛不衰，被誉为“民国史长城”。由于该刊系刘绍唐以个人之力创办，因此又被称为“野史馆”。最近，该刊为适应电脑世纪的到来，特别发行光盘版，时间起自1962年6月，止于1998年6月，共收72卷433期杂志，15000篇文章，一亿余字。内容包括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名人日记、重要手迹、珍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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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自1962年出版至今，已达36年。该刊以发表民国人物传记及有关史料为特色，出版后，风行多年，长盛不衰，被誉为“民国史长城”。由于该刊系刘绍唐以个人之力创办，因此又被称为“野史馆”。最近，该刊为适应电脑世纪的到来，特别发行光盘版，时间起自1962年6月，止于1998年6月，共收72卷433期杂志，15000篇文章，一亿余字。内容包括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名人日记、重要手迹、珍贵史料、史事研究等，附500余万字的检索资料库，共光盘11张。这样，学者通过检索软件，就可以方便地利用该杂志所蕴含的大量史料，虽大海捞针，而检索自如，所需资料，弹指即得，并可立即复印。1998年10月22日，该刊假座台湾师范大学举行光盘版发表会，与会者一致充分肯定该社的这一举措，认为它“为将来研究民国历史的人带来莫大的方便，真是功德无量”。（史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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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刊1997年第4期报道邓小平一份珍贵手稿的发现以来，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人们不仅从邓小平留下的亲笔提纲中，更深人地了解到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思想源头，而且也为这一珍贵文物的发掘故事所吸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走访了著名学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的组织者之一于光远先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有关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形成的情况。 又意外找到邓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遗产之一。 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将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自然的、道德的，都要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如果不经过这个过程，不重新再认识、再评价那些已被自己接受的既定观念，就根本谈不到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由来。今天不是简单地完全按着“五四”的道路走；“五四”未完成的任务应当继承
在毛泽东听夫划汇报的会上，潘梓年提出“重理轻文”的问题，毛泽东说：“理”还是要重的，“文”文也不要轻，概括为“重理不轻文”。 李真真(以下简称李)：我想从中宣部与科学院关系的角度，请二位谈谈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时对科学院历史的了解。 于光远(以下简称于)：1966年以前我们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了十多年，文革后重建中宣部时再没有科学处的建制。那段时间工作的情况，我们有责任向你们介绍。 中共中央宣传
目前已经有很多美国、英国的科学家都在讲，中国会出现科学复兴。大跃进时期我说过中国科学可以后来居上。从大历史长距离考察，这个话现在还有一定的价值。 刘振坤：(以下简称刘)想请您谈谈在科学院工作的经历。您是怎样调到科学院的? 杜润生：(以下简称杜)1953年，毛主席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我被调到北京。邓子恢任部长，叫我当秘书长，帮助他工作。毛主席交待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按中央决议搞好农业互助合作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离休干部张伯良： 《百年潮》的文章说真话说实话，使我明白了或弄清了很多历史真相和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虽高度近视，每期都要认真地读完全刊。从你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冤假错案的重新回顾与反思，对一些被掩盖或歪曲了的历史真相的揭示与剖析，我由衷地感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感到刘少奇、彭德怀等许多为党为人民而蒙冤受屈的英灵得到了慰藉。 作为一名普通的老党员，《百年
程中原记录整理 我和你(指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是在中央苏区才熟悉的，同闻天，我到莫斯科后就比较熟。他在重庆二女师教书的时候，同我的四哥杨闇公是朋友。他那时宣传新文化，提倡自由恋爱，是个才子。杨闇公支持他。四川军阀要把他驱逐出境时，他还在我家里住过十几天。李伯钊比我先到莫斯科。她在重庆二女师时，是张闻天的学生，对张闻天很佩服。我一去，她就向我介绍张闻天。由于有这些关系，我一到莫斯科就同闻天同志比较
刚到台北，住进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中心。早上起来下楼吃饭，要了一份小米粥加豆包，我按照价目表伸手从兜里摸了40元台币递到柜台里面。只见那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舞动着两只裸露的细白胳膊的厨子，一面敏捷地接过钱丢进钱箱，一面从嘴里响亮地吐出两个字来：“细细!” “细细！？”乍到台北，多少还有点不适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眼见他转过头去笑容可掬地同后面的顾客打招呼，我急忙端起盘子溜到一边去了。 当然
因为爱看电影，我坐长途飞机最怕坐在离投影屏太远的位置上。前面隔着十几二十排人，又没有坡度和错位，屏幕又小，伸着脖子探头探脑，那滋味太难受了。早就听说在有些波音767客机上，每位旅客的眼前都有一部液晶显示的电视可看，却一直没碰上。这回从香港转乘华航的飞机，却意外地有了这番小小的享受。只是，从香港到台北总共不过一个多小时，根本不可能放电影，只好拿它看电视，真觉得有点奢侈过了头。 飞机升空后，我随便转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 对斯大林专制统治的大胆揭露，本来是苏联人自己开始的。奇怪的是，中国直到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几乎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所摘掉斯大林画像，也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辩护的。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
《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的《刘大年忆郭沫若》一文，讲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 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建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一所请郭沫若兼所长，二所请陈寅恪任所长，三所请范文澜当所长。当时，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由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寅恪的弟子汪篯南下敦请。不想汪、陈相见之后，陈寅恪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感激或感动，还提出了担任所长的苛刻条件：请毛、刘二公(即毛泽东、刘少奇)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