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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说法》20年的制作中,自然不乏大案、奇案。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今日说法》简直就是电视界的“老干妈”。一波三折的剧情,恰到好处的剪辑总能让人欲罢不能,并在茶余饭后发出一句慨叹:“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1998年,《今日说法》到北大招主持人,老师觉得撒贝宁平时话多,就让他去了。在北京西长安街木樨地桥边的一栋老民居里,撒贝宁遇上了同样话多的张绍刚。尽管只差三岁,嘴甜的撒贝宁还是张口就喊“张老师”。而张绍刚是这样形容和撒贝宁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像没长毛的猴子。”
1999年1月2日中午12点38分起,中国人多了一顿“法律午餐”。
中国人的“法律午餐”
作为中国第一档以“法”为名、以案说法的法制节目,《今日说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垃圾时间”的午间时段扛起了普法重任。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今日说法》的话,20 年来它只做了一件微小的工作:最重要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器上,而是刻在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今日说法》早期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其绝大部分内容仍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父母打孩子违法吗?抓到小偷是交给公安局还是自行处理?常回家看看是口号还是法律义务?家庭暴力只是私事吗?
法治无小事,这些问题放在今天来看似乎已经是不必再讨论的公理,然而在《今日说法》的节目单上都是值得好好讨论的选题。
一方面当然可以从中窥看20年前普通民众法律知识的严重匮乏,但另一方面却是《今日说法》清醒的自我定位——普法。
有学者将《今日说法》称为“姥姥文化”,换言之就是连家里年事已高、文化水平不足的老年人也能看懂的节目。
放弃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高屋建瓴式的宏大叙事,《今日说法》选择把法律这个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武器,以近乎笨拙的方式交到了他们手里。
电视界的“老干妈”
作为以案说法的节目,案件永远是每天的主角。在《今日说法》20年的制作中,自然不乏大案、奇案。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今日说法》简直就是电视界的“老干妈”。
一波三折的剧情,恰到好处的剪辑总能让人欲罢不能,并在茶余饭后发出一句慨叹:“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大概由于《今日说法》给不少人留下了童年阴影,《今日说法》的忠实观众们还评出了《今日说法》十大奇案,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烟锁殡仪馆”。
2010年7月13日,山东商河孙集乡。在一處废弃农田的机井中,有人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全裸男尸倒插在井底。经尸检,死者是由于脑后遭到重击导致粉碎性骨折而死,但警方在检查现场遗留的斧子时并未发现血迹和指纹。通过详细比对尸体特征和斧子的形状,民警追查出一起雇凶杀人案,但经过审讯却发现凶手就是死者本人。随着案情的推进,又牵扯出案中案,嫌疑人在多个出场人物间反复摇摆,你方唱罢我登场,竟无一人有善行。配合撒贝宁的金牌解说和“年薪百万”的大佬剪辑,活脱脱一出现实版的《低俗小说》。
独特的节目形式却让并不追求收视率的《今日说法》自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稳居央视所有节目的收视前十名,甚至一度超过了《焦点访谈》而直逼央视的头牌节目《新闻联播》。这也让众多地方台开始效仿《今日说法》开办各自的法制栏目,可以说正是这一大批后起的模仿者和《今日说法》一起推动了普法工作。但随着收视率竞争的加剧,不少法制栏目开始异化为一味追求“腥、星、性”的娱乐节目。
2015 年,律师陈秋实在《我是演说家》节目中讽刺了时下法制节目故作神秘的套路:“寂静的夜,一双黑手伸向了她。如花似玉的少女,又是否会惨遭蹂躏与摧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曾有记者问撒贝宁:“在见识了如此多的人性灰暗之后,是如何保持阳光的?”撒贝宁回答:“到今天为止,再罪大恶极的案例,我都不会说枪毙他。他干了坏事,回家抱着孩子,很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慈爱父亲中的一个。我看得越多,我越能理解别人,我就越爱这个世界。”
这或许就是《今日说法》与其他法律节目在出发点上的不同,法律不是为了让人恐惧不安,而是使恶念感到敬畏,使善意感到安全。
普法之后
《今日说法》不仅仅是说法、普法,它也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1999 年,8岁男童傅强在做疝气手术的进程中,因麻醉出了问题成为植物人,家人要求进行医疗鉴定。
但当时实施的还是80年代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卫生行政机关集医疗鉴定的组织权、实施权、决策权于一体。此时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竟然是该医院的副院长,家人要求回避未遂,最终几经周折才认定这是一次医疗责任事故。
2002年4月,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专门规定了鉴定中的回避制度。
纵览中国数十年来的法治进步,每一个脚印背后都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
在一个个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时刻,《今日说法》与其说是冷静的旁观者,不如说是扶持弱者的同路人。在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更为纷繁的节目选择的大环境下,20年“高龄”的《今日说法》无可避免地显露出一些老迈和不合时宜——在说法、普法之后,《今日说法》何去何从?
随着创办者肖晓琳病故,撒贝宁和张绍刚转型综艺,如今的《今日说法》慢慢归于平淡,或许这才是《今日说法》在创办之时想看到的。
2001年冬天,《今日说法》团队在和网民线上交流时,有人问及《今日说法》的创办初衷,肖晓琳回答道:“古代有句话,‘不教而诛,谓之虐’。我国有了三百多部法律,公民有了解法律内容的知情权,办《今日说法》就是为了把这个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
(《南方人物周刊》等)
1998年,《今日说法》到北大招主持人,老师觉得撒贝宁平时话多,就让他去了。在北京西长安街木樨地桥边的一栋老民居里,撒贝宁遇上了同样话多的张绍刚。尽管只差三岁,嘴甜的撒贝宁还是张口就喊“张老师”。而张绍刚是这样形容和撒贝宁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像没长毛的猴子。”
1999年1月2日中午12点38分起,中国人多了一顿“法律午餐”。
中国人的“法律午餐”
作为中国第一档以“法”为名、以案说法的法制节目,《今日说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垃圾时间”的午间时段扛起了普法重任。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今日说法》的话,20 年来它只做了一件微小的工作:最重要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器上,而是刻在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今日说法》早期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其绝大部分内容仍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父母打孩子违法吗?抓到小偷是交给公安局还是自行处理?常回家看看是口号还是法律义务?家庭暴力只是私事吗?
法治无小事,这些问题放在今天来看似乎已经是不必再讨论的公理,然而在《今日说法》的节目单上都是值得好好讨论的选题。
一方面当然可以从中窥看20年前普通民众法律知识的严重匮乏,但另一方面却是《今日说法》清醒的自我定位——普法。
有学者将《今日说法》称为“姥姥文化”,换言之就是连家里年事已高、文化水平不足的老年人也能看懂的节目。
放弃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高屋建瓴式的宏大叙事,《今日说法》选择把法律这个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武器,以近乎笨拙的方式交到了他们手里。
电视界的“老干妈”
作为以案说法的节目,案件永远是每天的主角。在《今日说法》20年的制作中,自然不乏大案、奇案。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今日说法》简直就是电视界的“老干妈”。
一波三折的剧情,恰到好处的剪辑总能让人欲罢不能,并在茶余饭后发出一句慨叹:“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大概由于《今日说法》给不少人留下了童年阴影,《今日说法》的忠实观众们还评出了《今日说法》十大奇案,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烟锁殡仪馆”。
2010年7月13日,山东商河孙集乡。在一處废弃农田的机井中,有人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全裸男尸倒插在井底。经尸检,死者是由于脑后遭到重击导致粉碎性骨折而死,但警方在检查现场遗留的斧子时并未发现血迹和指纹。通过详细比对尸体特征和斧子的形状,民警追查出一起雇凶杀人案,但经过审讯却发现凶手就是死者本人。随着案情的推进,又牵扯出案中案,嫌疑人在多个出场人物间反复摇摆,你方唱罢我登场,竟无一人有善行。配合撒贝宁的金牌解说和“年薪百万”的大佬剪辑,活脱脱一出现实版的《低俗小说》。
独特的节目形式却让并不追求收视率的《今日说法》自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稳居央视所有节目的收视前十名,甚至一度超过了《焦点访谈》而直逼央视的头牌节目《新闻联播》。这也让众多地方台开始效仿《今日说法》开办各自的法制栏目,可以说正是这一大批后起的模仿者和《今日说法》一起推动了普法工作。但随着收视率竞争的加剧,不少法制栏目开始异化为一味追求“腥、星、性”的娱乐节目。
2015 年,律师陈秋实在《我是演说家》节目中讽刺了时下法制节目故作神秘的套路:“寂静的夜,一双黑手伸向了她。如花似玉的少女,又是否会惨遭蹂躏与摧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曾有记者问撒贝宁:“在见识了如此多的人性灰暗之后,是如何保持阳光的?”撒贝宁回答:“到今天为止,再罪大恶极的案例,我都不会说枪毙他。他干了坏事,回家抱着孩子,很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慈爱父亲中的一个。我看得越多,我越能理解别人,我就越爱这个世界。”
这或许就是《今日说法》与其他法律节目在出发点上的不同,法律不是为了让人恐惧不安,而是使恶念感到敬畏,使善意感到安全。
普法之后
《今日说法》不仅仅是说法、普法,它也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1999 年,8岁男童傅强在做疝气手术的进程中,因麻醉出了问题成为植物人,家人要求进行医疗鉴定。
但当时实施的还是80年代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卫生行政机关集医疗鉴定的组织权、实施权、决策权于一体。此时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竟然是该医院的副院长,家人要求回避未遂,最终几经周折才认定这是一次医疗责任事故。
2002年4月,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专门规定了鉴定中的回避制度。
纵览中国数十年来的法治进步,每一个脚印背后都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
在一个个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时刻,《今日说法》与其说是冷静的旁观者,不如说是扶持弱者的同路人。在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更为纷繁的节目选择的大环境下,20年“高龄”的《今日说法》无可避免地显露出一些老迈和不合时宜——在说法、普法之后,《今日说法》何去何从?
随着创办者肖晓琳病故,撒贝宁和张绍刚转型综艺,如今的《今日说法》慢慢归于平淡,或许这才是《今日说法》在创办之时想看到的。
2001年冬天,《今日说法》团队在和网民线上交流时,有人问及《今日说法》的创办初衷,肖晓琳回答道:“古代有句话,‘不教而诛,谓之虐’。我国有了三百多部法律,公民有了解法律内容的知情权,办《今日说法》就是为了把这个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
(《南方人物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