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虫草及松茸采集管理为例，讨论了甘孜藏区东部两个行政村资源边界与社会边界的流动性。绒村原有大村落分割为不同行政村之后，带来行政村之间资源边界的清晰化，以及利益的分化竞争。但是历史形成的共同体情感及社区现实需要促使不同行政村重新走向实质上的融合，表现为将资源权利分解为多重层次，并实行不同的管理实践。大村落观念的维持，自然资源的重新汇聚，端赖对社区宗教体系的有效运作，以及社区精英的能动发挥。龙村无法排除外来搭便车者，表面上降低了社区直接经济收益，实际上其缘由是对历史进程和空间关系的确认，其后果是持续促进了社区之间的互惠传统。两个案例反映了在当代公共资源市场化潮流之下，产权及行政区划变革并不能消除公共自然资源的道德经济属性，少数民族社区通过对非正式制度的创造性运用，重新塑造了资源管理的可借鉴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