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党的七大和1956年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曾多次提到：“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这是发自毛泽东内心的公正的历史评价。
　　张闻天，又名洛甫，1900年出生于上海南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先后人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张闻天回国后，于1931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瑞金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己处书记。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秦邦宪(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失误，红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到贵州遵义时，8万红军只剩下3万余人。在此危急时刻，张闻天、王稼样等人建议召开会议，得到当时中央领导和红军指挥员的一致赞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就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博古首先作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即所谓的“正报告”。博古在说明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苏区的原因时，虽然也说到一些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也不明显地把它放在次要地位，但过分强调了客观的困难，实质上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造成的恶果。
　　周恩来在“副报告”中，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作了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
　　张闻天的报告凝聚着“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共同思想，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他在“反报告”中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错误的军事领导，对这次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奠定了基调。他说：这条“左”倾军事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国民党向中央苏区进攻时，则表现为单纯的防御主义，实行堡垒战，死守硬拼；广昌失守后，又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节节抵御，因而处处被动，苏区被封锁压缩得越来越小，结果不得不丢掉苏区，突围转移，表现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张闻天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大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后来，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统一指挥红军长征中的一切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领导下，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由于张闻天的卓越才智和正确主张，在危急时刻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最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遂人愿，为党奋斗了一生的张闻天同志，在1976年7月1日党的55周岁生日这天病逝于江苏无锡，为其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责编　周志清)
　　(题图为遵义会议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