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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与初版本对照
所谓思想性,其实就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性鲜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手稿本其本身内容的非主流。实际上,二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距离,有些手稿本提法较初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敲击键盘,看着印刷体的字词一个个地在显示屏上跳将而出、排列组合,更加深切地感觉手稿时代的终结,电媒时代的大门早已经洞开。在这一全新的写作时代,看到《鲁迅回忆录》(许广平著)手稿本的印行(实即手稿排印本,不是影印本),倍感亲切。
方兴未艾的手稿学,尤须坚持学术规范,切忌与政治简单挂钩,以意逆志,随兴发挥。我们幸运地生活在当下社会,如果说当年出版《鲁迅回忆录》,囿于彼时政治情境,对手稿本作了不恰当改动的话,那么现在已是正确解读手稿本的时候了。
文海遗珠,逝水金沙
印行手稿本《魯迅回忆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伴随鲁迅度过重要的后十数年的许广平,是鲁迅许多事件的亲历者与旁证者,其特殊地位是别人无法比拟更是无法取代的。这应该也就是50多年前,有关部门向许广平约稿,撰写鲁迅回忆录的缘由。不过,较之许广平以前所写两本回忆鲁迅的书(《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这本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作的《鲁迅回忆录》,明显带有集体创作的痕迹,修改幅度较大,原稿与铅印本存有不少出入。印行手稿本,某种程度上是对原著者本意的还原,其中赋有的时代信息以及被删除的个人记忆最值得咂摸,而后者恰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以为,这是手稿本付印最有价值的地方。
鲁迅,已被过度阐释,宏篇大论、时兴比附何足道哉。实际上,只有围绕他的言行,哪怕是琐屑的生活细节,才会让“鲁迷”眼前一亮。手稿本《鲁迅回忆录》存有的一些独家“宝物”,如珍珠,如金屑,正是它闪烁傲人之处。
鲁迅形象。鲁迅形瘦面灰如同吸毒瘾君子,到杭一游备受军警盘查。此条是这些日子里手稿本《鲁迅回忆录》宣介的重头戏之一。
鲁迅与陈仪的交谊。鲁迅与陈仪熟识,鲁迅携许广平南下经过下关遇到搜查时,曾准备如遇麻烦就找陈仪。鲁迅、许广平折回上海时,正逢陈仪从德国归来不久,他亲自来访,并送鲁迅两本书。
鲁迅与李小峰及其北新书局的纠葛。手稿本第十四章“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当初并未发表。由于近年鲁迅学的进展,此章内容揭示的李小峰克扣鲁迅稿酬等事,已不是秘密。但,出之许广平之笔,似更多了一层亲历见证的意味。
鲁迅居沪时仍留意周作人的创作。鲁迅在上海时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曾买《谈虎集》、《谈龙集》。
鲁迅资助白薇,引来林语堂侄儿索债。鲁迅器重白薇女士的诗才,听说她要治病特筹了一笔款。不想林语堂侄儿闻讯,也向鲁迅借同样一笔款子。鲁迅拒绝了这一不合理要求,招致埋怨。
鲁迅帮助木村毅采访萧伯纳。萧伯纳来沪,日本记者木村毅打算采访未获允许,就通过内山完造向鲁迅求助,适逢鲁迅受宋庆龄之邀与萧相见,于是提供方便,使其获得了第一手的报道。
鲁迅曾作不骤然加入左联的假设。手稿本明确记载:“鲁迅有时也曾想到扩大统战面,他曾提到:如果自己一到上海时不那么骤然的加入左联,稍稍隐晦些,可以做更多的团结各方面的工作。”
鲁迅投稿《自由谈》的缘故。手稿本为作者删去的有关黎烈文的段落记述了一个传闻,黎烈文忙于办《自由谈》,夫人临蓐也无暇照顾,致其死亡。后《自由谈》登出一文,说每日给婴儿看母亲遗照,让其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
鲁迅做父亲的体会。与上一条文相关联,手稿本还有这么一段:鲁迅不断给《自由谈》投稿后,心里还挂念着“无母的孤儿的寒暖问题”,让许广平“编织毛绒小衣裤给黎的小孩”。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以下一句:“自从他做了父亲之后,他有时说,我现在才体会做父亲是怎样的。”
鲁迅称住院等于监房。因黎烈文编《中流》的约稿,鲁迅病中写作,许广平“因此曾请求医生设法让鲁迅住在病院里,或较清静些,但鲁迅却说:住在病院就等于监房了。我不要去”。
内山完造夫妇的诸多行迹。手稿本存有内山完造夫妇的诸多行迹,为1961年版本所无。一是鲁迅一·二八淞沪战争时避难内山书店,正患牙病,牙床都做手术,以致牙肉浮肿,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内山夫人设法提供稀粥、牛奶、鸡汤,又亲手将苹果磨成粉状,多方呵护。二是内山完造善待书店员工。三是史沫特莱离沪前请求鲁迅寄存一个文件箱子,还是托内山寄放在店里茶桌之下数月。四是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后还是由内山完造保释出来的。五是内山完造在上海沦陷期间获得汪精卫伪政权的文化奖金,就召集文化界汉奸和败类,骗邀许广平等人聚会叙谈,招使许广平的极大反感。六是日军投降后,内山书店散伙,内山完造境遇凄凉,眼见书店要东山重起,旋被国民党当局匆促押解回国。
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内山完造曾向鲁迅夫妇指示一个女人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大概是为尊者讳,初版本无此内容。
谢澹如,不平凡的房东。手稿本三次提到“谢澹如”这一名字,均与瞿秋白有关。党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秋白夫妇紧急避难,冯雪峰向他们推荐了热爱进步文学,参与“左联”活动的谢澹如。于是,谢家就成了秋白夫妇的暂居之地。为此,谢澹如曾陪同瞿秋白夫妇拜访过鲁迅,鲁迅也到过他在紫霞路的住处,探望租住在三楼的秋白夫妇(以租客为名,作为掩护)。这位非同寻常的“房东”,建国后担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
意识形态神话,谁能像明希豪森
《吹牛大王历险记》有一段经典故事:吹牛伯爵明希豪森骑马误入泥沼,处境危险,情急之下,他举手拎住自己的头发,结果——连人带马拔到了天上……
借此童话无非是说明:要靠一己之力凭空超拔于当时情境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吹牛狂言者。
《鲁迅回忆录》当年初版、二印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对此鲁迅家属作如下解:“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周海婴、马新云《序:妈妈的心血》)所谓“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手稿“前言”所示,“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所不同的是,当年许广平特别致谢此书“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而今人以为“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后者成为出版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的精神动力,意在“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维和史实”。
类似的意思,在媒体报道中表达得更为直接:希望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这个人和鲁迅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那些事,能通过这本书得到“还原”和“解放”。就这样,话题扯到了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个词挺怪的,它在马恩经典较早出现时还是一个贬义词,后来逐渐脱魅,凭其意义内核“思想体系”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宏观概括而迅速蹿红。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催化下,意识形态呈现出神话般的整合力,席卷一切,成为标志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体系。直至现今,意识形态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质言之,这是因为它揭橥了特定国家公民必然赋有的类似政治无意识的思想特质。
如果深切了解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那么就不得不承认身处其间的人很难超然世外。尤其是像许广平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感恩心理的人,更是如此。因此,想通过公开手稿本来达到所谓的“还原”目的,期待值未免过高。
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编者在每章起始的页底,都对初版本修改该章的情况作出评估,总体认定经过修改的初版本较手稿本更具思想性、理论性。所谓思想性,其实就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性鲜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手稿本其本身內容的非主流。实际上,二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距离,有些手稿本提法较初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手稿本,第13页)
“革命最快收效的是火与剑。要有党,这鲁迅是知道的。”(手稿本,第16页)
诸如此类言论,为初版本所无。
我并不认为这是许广平的违心之语,也丝毫没有贬斥之意,我只感觉到作者当时的一片真诚。谁也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超越所处的时代。手稿本不失为分析彼时意识形态的一个文本。
Ghost Writer的辛劳
因为奥巴马的当选,为奥氏演讲稿代笔的年轻捉刀人受到了媒体的关注,由此“幽灵写手”从历史黑幕中依稀浮现他们的面影。事实上,30年前就有人写过Ghost Writer的专书,当今更有同名电影进行精彩演绎。受此启发,也因为手稿本与初版本存有较大文字差异,对看之下,让人不由得对手稿本的修改者投以关切的目光。
从许广平为《鲁迅回忆录》所写的“前言”(初版时亦经修改)来看,周扬、邵荃麟对此进行了“直接指导和帮助”,正是在邵荃麟的建议下,许广平添写了女师大事件。此外,许广平还与其秘书王永昌采取散步交谈的方式,引发对鲁迅的回忆。事实上,根据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的手稿,大部分为秘书手迹。由于许广平编写的3页多纸的日文讲义举例过于专业,初版本尽予删除,因此该章可视为王永昌一人代笔而成。从初版本与手稿本的大量文字差异来看,参与者理应超越了上述数位的范围,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且大多默默无闻。
时移势异,因为手稿本的推出,现在颇有人一笔抹煞那批“幽灵写手”的意义。“幽灵写手”之罪,一在有意拔高,二是删改敏感内容,三是配合形势增写批判文字。更有人发出质疑:私人的回忆怎容改动,难道“另外的人”比老婆更理解老公?
其实,怎可一棍子打死?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编者也多次肯定“初版本的条理性、思想性、理论性等方面进行了大的修改和提高”。除了章节结构、具体内容的调整,文字的疏通与修辞实在费了“幽灵写手”大量之工。所谓文章越改越好,这样浅显的道理就不用举例说明了。
怪罪“幽灵写手”有意拔高,也就是将鲁迅行迹进行意识形态化。其实,这是势在难免。需要强调的是,这与作者本意并无根本冲突。更何况有关鲁迅的著述,因为出自鲁迅夫人之手,就一字改不得?
至少手稿本存有的一些史实错误,“幽灵写手”加以改正,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手稿本称内山完造“不料到达的当日就以脑溢血不及救治而逝世”,就不如初版本写得准确:“竟于到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脑出血,在医院不治逝世。”又如,手稿本称陈赓向鲁迅介绍红军长征情况,初版本修正为1932年鲁迅邀陈赓秘密会谈。再如,初版本将手稿本鲁迅离京时间修正为1926年8月,等等,不一而足。
增删部分,以删改内容最受人诟病。为了进行文本“纯化”,付出了牺牲历史细节的代价,在今人眼中真是得不偿失。但,联系当时情境,有些删节在现在看来也还是有道理的。删去鲁迅居沪期间对周作人文章的惦念,有人感到可惜;然而,称周作人在建国初写作回忆鲁迅的文章为“拿阿哥去卖钱”,又称周作人还藏有鲁迅书信,此类内容如不删除,会给当时的周作人带来多大的压力。对于内山完造的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虽不无道理,但时距内山病逝北京不过一两月,如此褒贬未免太不近人情。
所谓思想性,其实就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性鲜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手稿本其本身内容的非主流。实际上,二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距离,有些手稿本提法较初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敲击键盘,看着印刷体的字词一个个地在显示屏上跳将而出、排列组合,更加深切地感觉手稿时代的终结,电媒时代的大门早已经洞开。在这一全新的写作时代,看到《鲁迅回忆录》(许广平著)手稿本的印行(实即手稿排印本,不是影印本),倍感亲切。
方兴未艾的手稿学,尤须坚持学术规范,切忌与政治简单挂钩,以意逆志,随兴发挥。我们幸运地生活在当下社会,如果说当年出版《鲁迅回忆录》,囿于彼时政治情境,对手稿本作了不恰当改动的话,那么现在已是正确解读手稿本的时候了。
文海遗珠,逝水金沙
印行手稿本《魯迅回忆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伴随鲁迅度过重要的后十数年的许广平,是鲁迅许多事件的亲历者与旁证者,其特殊地位是别人无法比拟更是无法取代的。这应该也就是50多年前,有关部门向许广平约稿,撰写鲁迅回忆录的缘由。不过,较之许广平以前所写两本回忆鲁迅的书(《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这本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作的《鲁迅回忆录》,明显带有集体创作的痕迹,修改幅度较大,原稿与铅印本存有不少出入。印行手稿本,某种程度上是对原著者本意的还原,其中赋有的时代信息以及被删除的个人记忆最值得咂摸,而后者恰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以为,这是手稿本付印最有价值的地方。
鲁迅,已被过度阐释,宏篇大论、时兴比附何足道哉。实际上,只有围绕他的言行,哪怕是琐屑的生活细节,才会让“鲁迷”眼前一亮。手稿本《鲁迅回忆录》存有的一些独家“宝物”,如珍珠,如金屑,正是它闪烁傲人之处。
鲁迅形象。鲁迅形瘦面灰如同吸毒瘾君子,到杭一游备受军警盘查。此条是这些日子里手稿本《鲁迅回忆录》宣介的重头戏之一。
鲁迅与陈仪的交谊。鲁迅与陈仪熟识,鲁迅携许广平南下经过下关遇到搜查时,曾准备如遇麻烦就找陈仪。鲁迅、许广平折回上海时,正逢陈仪从德国归来不久,他亲自来访,并送鲁迅两本书。
鲁迅与李小峰及其北新书局的纠葛。手稿本第十四章“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当初并未发表。由于近年鲁迅学的进展,此章内容揭示的李小峰克扣鲁迅稿酬等事,已不是秘密。但,出之许广平之笔,似更多了一层亲历见证的意味。
鲁迅居沪时仍留意周作人的创作。鲁迅在上海时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曾买《谈虎集》、《谈龙集》。
鲁迅资助白薇,引来林语堂侄儿索债。鲁迅器重白薇女士的诗才,听说她要治病特筹了一笔款。不想林语堂侄儿闻讯,也向鲁迅借同样一笔款子。鲁迅拒绝了这一不合理要求,招致埋怨。
鲁迅帮助木村毅采访萧伯纳。萧伯纳来沪,日本记者木村毅打算采访未获允许,就通过内山完造向鲁迅求助,适逢鲁迅受宋庆龄之邀与萧相见,于是提供方便,使其获得了第一手的报道。
鲁迅曾作不骤然加入左联的假设。手稿本明确记载:“鲁迅有时也曾想到扩大统战面,他曾提到:如果自己一到上海时不那么骤然的加入左联,稍稍隐晦些,可以做更多的团结各方面的工作。”
鲁迅投稿《自由谈》的缘故。手稿本为作者删去的有关黎烈文的段落记述了一个传闻,黎烈文忙于办《自由谈》,夫人临蓐也无暇照顾,致其死亡。后《自由谈》登出一文,说每日给婴儿看母亲遗照,让其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
鲁迅做父亲的体会。与上一条文相关联,手稿本还有这么一段:鲁迅不断给《自由谈》投稿后,心里还挂念着“无母的孤儿的寒暖问题”,让许广平“编织毛绒小衣裤给黎的小孩”。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以下一句:“自从他做了父亲之后,他有时说,我现在才体会做父亲是怎样的。”
鲁迅称住院等于监房。因黎烈文编《中流》的约稿,鲁迅病中写作,许广平“因此曾请求医生设法让鲁迅住在病院里,或较清静些,但鲁迅却说:住在病院就等于监房了。我不要去”。
内山完造夫妇的诸多行迹。手稿本存有内山完造夫妇的诸多行迹,为1961年版本所无。一是鲁迅一·二八淞沪战争时避难内山书店,正患牙病,牙床都做手术,以致牙肉浮肿,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内山夫人设法提供稀粥、牛奶、鸡汤,又亲手将苹果磨成粉状,多方呵护。二是内山完造善待书店员工。三是史沫特莱离沪前请求鲁迅寄存一个文件箱子,还是托内山寄放在店里茶桌之下数月。四是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后还是由内山完造保释出来的。五是内山完造在上海沦陷期间获得汪精卫伪政权的文化奖金,就召集文化界汉奸和败类,骗邀许广平等人聚会叙谈,招使许广平的极大反感。六是日军投降后,内山书店散伙,内山完造境遇凄凉,眼见书店要东山重起,旋被国民党当局匆促押解回国。
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内山完造曾向鲁迅夫妇指示一个女人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大概是为尊者讳,初版本无此内容。
谢澹如,不平凡的房东。手稿本三次提到“谢澹如”这一名字,均与瞿秋白有关。党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秋白夫妇紧急避难,冯雪峰向他们推荐了热爱进步文学,参与“左联”活动的谢澹如。于是,谢家就成了秋白夫妇的暂居之地。为此,谢澹如曾陪同瞿秋白夫妇拜访过鲁迅,鲁迅也到过他在紫霞路的住处,探望租住在三楼的秋白夫妇(以租客为名,作为掩护)。这位非同寻常的“房东”,建国后担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
意识形态神话,谁能像明希豪森
《吹牛大王历险记》有一段经典故事:吹牛伯爵明希豪森骑马误入泥沼,处境危险,情急之下,他举手拎住自己的头发,结果——连人带马拔到了天上……
借此童话无非是说明:要靠一己之力凭空超拔于当时情境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吹牛狂言者。
《鲁迅回忆录》当年初版、二印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对此鲁迅家属作如下解:“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周海婴、马新云《序:妈妈的心血》)所谓“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手稿“前言”所示,“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所不同的是,当年许广平特别致谢此书“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而今人以为“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后者成为出版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的精神动力,意在“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维和史实”。
类似的意思,在媒体报道中表达得更为直接:希望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这个人和鲁迅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那些事,能通过这本书得到“还原”和“解放”。就这样,话题扯到了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个词挺怪的,它在马恩经典较早出现时还是一个贬义词,后来逐渐脱魅,凭其意义内核“思想体系”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宏观概括而迅速蹿红。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催化下,意识形态呈现出神话般的整合力,席卷一切,成为标志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体系。直至现今,意识形态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质言之,这是因为它揭橥了特定国家公民必然赋有的类似政治无意识的思想特质。
如果深切了解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那么就不得不承认身处其间的人很难超然世外。尤其是像许广平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感恩心理的人,更是如此。因此,想通过公开手稿本来达到所谓的“还原”目的,期待值未免过高。
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编者在每章起始的页底,都对初版本修改该章的情况作出评估,总体认定经过修改的初版本较手稿本更具思想性、理论性。所谓思想性,其实就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性鲜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手稿本其本身內容的非主流。实际上,二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距离,有些手稿本提法较初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手稿本,第13页)
“革命最快收效的是火与剑。要有党,这鲁迅是知道的。”(手稿本,第16页)
诸如此类言论,为初版本所无。
我并不认为这是许广平的违心之语,也丝毫没有贬斥之意,我只感觉到作者当时的一片真诚。谁也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超越所处的时代。手稿本不失为分析彼时意识形态的一个文本。
Ghost Writer的辛劳
因为奥巴马的当选,为奥氏演讲稿代笔的年轻捉刀人受到了媒体的关注,由此“幽灵写手”从历史黑幕中依稀浮现他们的面影。事实上,30年前就有人写过Ghost Writer的专书,当今更有同名电影进行精彩演绎。受此启发,也因为手稿本与初版本存有较大文字差异,对看之下,让人不由得对手稿本的修改者投以关切的目光。
从许广平为《鲁迅回忆录》所写的“前言”(初版时亦经修改)来看,周扬、邵荃麟对此进行了“直接指导和帮助”,正是在邵荃麟的建议下,许广平添写了女师大事件。此外,许广平还与其秘书王永昌采取散步交谈的方式,引发对鲁迅的回忆。事实上,根据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的手稿,大部分为秘书手迹。由于许广平编写的3页多纸的日文讲义举例过于专业,初版本尽予删除,因此该章可视为王永昌一人代笔而成。从初版本与手稿本的大量文字差异来看,参与者理应超越了上述数位的范围,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且大多默默无闻。
时移势异,因为手稿本的推出,现在颇有人一笔抹煞那批“幽灵写手”的意义。“幽灵写手”之罪,一在有意拔高,二是删改敏感内容,三是配合形势增写批判文字。更有人发出质疑:私人的回忆怎容改动,难道“另外的人”比老婆更理解老公?
其实,怎可一棍子打死?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编者也多次肯定“初版本的条理性、思想性、理论性等方面进行了大的修改和提高”。除了章节结构、具体内容的调整,文字的疏通与修辞实在费了“幽灵写手”大量之工。所谓文章越改越好,这样浅显的道理就不用举例说明了。
怪罪“幽灵写手”有意拔高,也就是将鲁迅行迹进行意识形态化。其实,这是势在难免。需要强调的是,这与作者本意并无根本冲突。更何况有关鲁迅的著述,因为出自鲁迅夫人之手,就一字改不得?
至少手稿本存有的一些史实错误,“幽灵写手”加以改正,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手稿本称内山完造“不料到达的当日就以脑溢血不及救治而逝世”,就不如初版本写得准确:“竟于到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脑出血,在医院不治逝世。”又如,手稿本称陈赓向鲁迅介绍红军长征情况,初版本修正为1932年鲁迅邀陈赓秘密会谈。再如,初版本将手稿本鲁迅离京时间修正为1926年8月,等等,不一而足。
增删部分,以删改内容最受人诟病。为了进行文本“纯化”,付出了牺牲历史细节的代价,在今人眼中真是得不偿失。但,联系当时情境,有些删节在现在看来也还是有道理的。删去鲁迅居沪期间对周作人文章的惦念,有人感到可惜;然而,称周作人在建国初写作回忆鲁迅的文章为“拿阿哥去卖钱”,又称周作人还藏有鲁迅书信,此类内容如不删除,会给当时的周作人带来多大的压力。对于内山完造的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虽不无道理,但时距内山病逝北京不过一两月,如此褒贬未免太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