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目的 研究fimH基因对泌尿道致病性大肠埃希菌(UPEC)1型菌毛粘附功能的影响,比较1型菌毛粘附阳性与阴性菌株的基因变化.方法 对天津地区三家三级甲等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儿童医院)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非植入导尿管患者的尿液样本分离非重复感染大肠埃希菌171株进行研究,通过PCR检测fimH基因携带情况,酵母细胞粘附实验检测1型菌毛的粘附情况.针对fim
【机 构】
：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300211,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300211,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30021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 研究fimH基因对泌尿道致病性大肠埃希菌(UPEC)1型菌毛粘附功能的影响,比较1型菌毛粘附阳性与阴性菌株的基因变化.方法 对天津地区三家三级甲等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儿童医院)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非植入导尿管患者的尿液样本分离非重复感染大肠埃希菌171株进行研究,通过PCR检测fimH基因携带情况,酵母细胞粘附实验检测1型菌毛的粘附情况.针对fimH基因进行RT-PCR实验,消除转录对粘附作用的影响.采用常规x2检验和Yates校正x2检验比较fimH基因转录粘附阴性组与阳性组间fimH基因序列的改变.结果 天津地区UPEC菌株fimH基因携带率为83％,1型菌毛粘附率为57％,粘附阳性菌株均携带fimH基因.因fimH基因未转录导致粘附阴性的菌株占18％.第51位氨基酸位点粘附阳性组较阴性组更易发生突变(x2=6.64,P=0.010);第190位与第219位氨基酸位点于粘附阴性组各有6株菌和7株菌发生突变,而阳性组未见突变(x2=4.69和5.87,P值均＜0.05);粘附阴性组其余23株菌株无法用单核苷酸多态性改变解释其粘附阴性.结论 fimH基因的突变与缺失可以影响UPEC菌株1型菌毛粘附功能,除了转录调控外,还发现了可能引起1型菌毛粘附功能改变的3个关键位点;粘附过程中除fimH基因这一关键因素外,其他基因可能也会影响1型菌毛的粘附功能.
其他文献
目的 探讨口腔癌术后患者有效的口腔护理方法.方法 选择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四川省肿瘤医院口腔癌术后患者85例,随机将患者分成对照组(42例)和研究组(43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口腔护理方法,研究组患者采用等渗盐水冲洗+双氧水纱布擦洗+等渗盐水冲洗+等渗盐水含漱.观察两组患者的口腔清洁度、口腔感染和肺部感染等情况.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研究组术后3d的口腔清洁度
多重耐药菌株的增加和流行已对临床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ICU)构成了严重威胁[1].有研究显示,多重耐药菌(MDROs)定植的患者不仅继发MDROs感染的风险增加,而且会增加住院费用和病死率[2-3].近20年来,欧洲和美国在对ICU或非ICU患者主动筛查MDROs,尤其是筛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方面已非常成熟,然而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到目前为止,主动筛查的效价比和对患者整体预后
慢性丙型肝炎(CHC)感染是引起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主要原因之一[1].目前对CHC患者的标准治疗是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与利巴韦林联合治疗,但只有部分患者可获得早期病毒学应答(EVR),并且仅有不到40％的患者可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SVR)[2].国内外指南和专家共识指出,获得EVR的患者经48周治疗可获得较高的SVR,治疗12周出现EVR可作为最终获得SVR的重要预测指标[3-4].我们
脓毒血症是由各种致病微生物侵入人体引起的全身剧烈炎症反应,常导致脓毒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不全,重症脓毒血症病死率可高达25％以上[1-2].应用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能够有效清除血液中炎性细胞因子,调节患者免疫紊乱,纠正内环境,改善病情[3].在血液净化过程中,严密的床边观察、细心的护理是治疗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目的 研究外周血粒细胞、单核细胞CD64表达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急性发作期患者细菌感染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0年9月至2012年1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COPD急性发作期老年患者47例,根据痰微生物检查结果分为细菌感染组(27例)和非感染组(20例),另外选择22名同期体检老年人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所有研究对象外周血粒细胞、单核细胞CD64的表达,并观察其与C-反
近年来,各种耐药菌株的出现、医院获得性感染问题的日益突显以及其他新型致病菌的流行使目前临床面临的感染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隐匿,常常造成误诊和治疗延误[1-2].针对许多疾病合并的隐匿性感染,临床医师如何能够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并采取有效的抗感染治疗方案,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两例以合并感染为主要致死原因的尸检病例,以期帮助和提高临床与病理医师对合并感染的认识.
2013年3月31日,中国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了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1],此后浙江、江苏、北京等省市也陆续报道了实验室确诊病例.这是全球首次报道人类感染这一病毒亚型的禽流感病例[2],因此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关其临床特征与感染谱、流行病学特征、感染来源、传播途径以及病毒是否能够人传人等关键问题,成了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
目的 对一种针对慢加急性乙型肝炎肝衰竭严重性评估的新评分系统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解读.方法 收集2003年1月至2008年6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399例慢加急性乙型肝炎肝衰竭住院患者,其中存活203例,死亡196例.对所有患者同时用新评分系统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进行评分(存活组于疾病极期评分,死亡组于临终前评分).绘制两个评分系统的存活率和病死率分布图,并以此对两个评分系统的临床应用
2013年2月,中国华东地区出现人类由于接触家禽而感染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的病例.该文报道了人感染H7N9亚型禽流感的临床和病毒学特征,并分析比较了人和活禽市场来源分离到的H7 N9亚型禽流感病毒基因组.; 将2013年3月7日至4月8日有新发呼吸道症状、原因不明的影像学浸润、实验室确诊H7N9病毒感染的住院患者纳入研究范围,记录病史、体检、血液、生化、影像、微生物等结果.采集患者的咽拭子和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