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谈学术危机问题，可先从学术分科谈起。学术分科当然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是学术积累和推进的重要保证，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如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比如“现代性”问题，就很难说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或社会学的问题，实际上它涉及到许多学科，是多种学科共同面对的难题。当我们被驱赶到一个个日渐狭隘的学科分工领域的时候，我们日益感到陷于遮蔽之中。对于今日中国学术界来说，由于我们秉承着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又处于目前独特的发展阶段，学术与教育分科问题更显得突出。前些年学术重建的时候，大家都强调所谓学术的规范性，有过一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现在看来那场讨论不乏偏颇，如一些人仅仅从技术性的角度理解学术规范问题，有些人干脆就把学术规范等同于划清学科界限，这是很片面的。如果按这样的路数走下去，某些学科固然可以很专门化，在一个专门的领域内你可以按照一定的学术传统把研究做得非常深入、非常独特，这是必要的，但代价是你就变成了仅仅是这一领域内的专家、匠才，丧失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品质，或者说你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从外国经验来看，二战后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了一种超越学术分科的新的综合趋势。
　　汪丁丁：学术分科制度是西方学术传统的重要方面，从亚里士多德至今已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自清末废止科举引进西方学制以来，如何将西方的教育和学术分科制度融人中国本土社会，一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问题。西方的学术分科制度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学术以史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历史叙事为主要话语形态，不注重逻辑上的合理性。科举制要求举子掌握的辞章义理，通达古今之变、天人之际，无所不包，的确非常综合。分科制度下的学术则表现为科学叙述，强调逻辑合理性，与中国传统学术在思维方式上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西方人来说，科学叙述和逻辑分析的分科制度是亚里士多德以来天经地义般的传统，更有基督教“神召”(Calling)或“命定”(Predestination)传统观念的长期熏陶，使学者们甘愿在某一细小的专门学科内安身立命。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显得危机重重了。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西方的宗教感情，他们的心永远是中国心，总想打破这种束缚人的专业分工，使学术分工制度在中国立足生根非常困难。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是靠历史叙事，先列举三代故事、先秦典籍、二十四史一路下来，然后续上你的当代叙事一小段，这样你才能得到自己内心承认的合法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大家公认的正统性权威。在拥有这种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群体中，要建立西式的以科学叙述为基础的学术分科制度是十分困难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记得一九八五年《经济研究》编辑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学的低水平重复制造。当时引起大家普遍警觉的问题，一是经济学文章不讲究互相索引，不注明出处，根本就没有知识产权之说，你的观点我抄过来就是我的，发表的文章到处都是低水平重复。没有规范的索引制度，知识没办法积累，没办法判明哪些是旧知识哪些是新观点，学术不可能进步。只有建立了索引制度，把索引过来的别人的东西讲完了，然后逼着你讲出自己的东西，这样才能使自己站在前人、别人的肩膀上，一步步地把学术推向前进。
　　当时引起大家警觉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构造一个理论体系，跟黑格尔似的，百科全书，无所不包。在经济学领域，同时滚动着许多宇宙，看似繁荣，其实是低水平重复，人家一脚就把你踹了。问题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体系，一个大宇宙？关键还在于前面讲的中国的传统，中国人的思维和叙述方式。这种传统是很难打破的，你必须有意识地使自己服从学术分工，切忌将有限的时间和心智投入所有的领域，这样才能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当然学术分工需要索引等一系列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知识的积累和进步。
　　进入学术分工以后，你又面临着如何超越分工的问题。人始终是在接受必要的限制和突破限制之间挣扎斗争的。如果不能超越分工，你就会随着分工的趋势越走路越窄，最后变成学匠，没有思想或产生不了思想。你所在的群体很可能就会沦为能够出思想的学术中心的学术殖民地，很难避免后殖民的命运。上次台湾有个学术代表团来这里，说他们那里没有《读书》这样的刊物，能够联络着较为稳定的能独立思考的作者群，组织和发表一些提出和阐述问题的文章。
　　还有一个值得专门阐述的问题，即学问与人格或问学与做人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只是技术型专家，不再有人文关怀了——甘愿被后殖民化呢？为什么他们不再追寻自己的学术人格了呢？恐怕也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有关。很多人从北美拿学位回来，忙于谋生，要当一个体面教授。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为先，老婆孩子热炕头，先把炕头热起来再说。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学术人格沉沦了，和一般劳动分工中的劳动者毫无二致，一心一意地做着学术分工制度的奴隶，乐此不疲。
　　黄平：他可以做成一个很能干的奴隶，像韦伯所描述、分析的官僚制中循规蹈矩的官员。在官僚制或科层制下，付一份工资，干一份活。韦伯把标准的官僚描写成铁笼子里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按章办事，但是没有思想。这种官僚当然好，咱们现在就缺这个，咱们中国的官僚太通人情世故太老谋深算了。但将学术和学者都纳入这种官僚制就有问题了，然而现实正是这样：大学给你钱，给你房子，然后你就按钦定大纲讲义，开始一遍遍地复制知识。这样作为学者的本真的生存就被遮蔽了。
　　汪丁丁：所以我们说为学与做人之间是有深刻的内在关系的，你必须有胆识与能力从威压与引诱中使自己独立超脱出来，有意识地将自己边缘化，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
　　黄平：你必须不断将自己摆脱出来，将自己退到远处(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退到远处去看》)，只有这样才能有对自我的反思，也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自我。不然就谈不上超越，你只能做个分工制度下的齿轮、螺丝钉。
　　汪丁丁：所以学术人格问题对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建或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这里的“本土化”概念与以往关于这个问题大讨论时期大多数人所持的观念不一样，我们这里是指将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如何融人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传统)过程至关重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双重的问题。一方面，一位学者作为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他不可能做到或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因为这种神授天职观源于西方宗教伦理。中国没有大科学家，原因很可能出在这里。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没有出大科学家，但却盛行科学主义，本世纪以来形成了浓厚的科学主义传统。几乎所有的搞自然科学的人都在试图把中国的社会进程当成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来设计和控制，醉心于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安分，不安于自己的职业本分，总想将他们熟悉的科学方法推广应用到整个社会领域，动辄设计出一次性改造整个社会的方案，总以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这种传统始自二十年代丁文江等人的科学人生观，主张人生科学化。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出不了大科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科学主义大盛行的原因。这是一个中国学者或学生在成为学术分工制度下的一员时所遇到的第一重困境。
　　中国学者面临学术分工的第二重困境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中国人兴西学实际上是近代落后挨打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一次次败给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才逐步开始学习西方的一套，开始向西方社会或近代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工作，需要大量工业知识的积累。你看日本和西德二战被炸平以后，为什么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Gary Becker解释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在起作用，因为战争摧毁的主要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则是基本保留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人力资本在战后合适的政策和有利机遇等条件下，很快就重新绘出更美更新的图画，使日本和西德很快地厕身于主要工业强国的行列。GaryBecker动态数学模型解释得很清楚：物质资本尽管损失很大，只要人力资本保留到一定程度，在直角坐标里，动态演化的结果必然会达到高收入均衡；如果人力资本摧残到一定程度，如教育失败等，物质资本尽管十分丰裕，动态演化的结果也会趋于低收入均衡。可悲的是我国战乱后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的正是后一种情形。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是以中世纪后期(约十一世纪)开始的工业知识的逐步积累为基础的，包括引进中国和阿拉伯等地的工业知识，经过四五百年的积累，其中有无数次偶然的汇合，最后实现突破，发生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所依赖的这些工业知识，需要大量非人性的异化的分工劳动。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艺术人生则是不行的，必然碰壁，只能挨打，挨打了以后也只能跟着西方人异化，扭曲人性，掌握必要的工业知识，才能在现代国际社会立足。总之，继承着自己文化传统的现代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去经历西方式的技术的人生。这是中国学者在面临学术分工时的第二重困境。
　　回顾晚清以来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建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失败的。因为作为学术载体的、有稳定政治经济地位、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未能发育起来。一方面学者们受生存问题困扰，不得不服从学术分工，甚至连服从分工也满足不了生存需求，只是近几年脑体倒挂才有所扭转。另一方面，学者们学术人格失落，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可谓久矣！
　　黄平：如果我们回溯到清末科举改制以前，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倒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以社会精英、良知、文化的象征自居。废科举时，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改革，后来表面上虽然出现了自由漂移型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保障知识分子地位和尊严的制度。由于废除科举时过于仓促，以后则陷于长期的内战和外敌入侵，天下太平了以后又是人为的内乱，原来的知识分子保护网没有了，新的保护网又一直没能建立起来。到了四十年代又宣布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有问题，是肮脏的，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先秦孔子以来传统士大夫的“为天地立命”、“为帝王师”，自信真理在手的心理优势，其文学人格与政权的相对疏离状态，批评政治生活的清议传统从此都不复存在。
　　汪丁丁：这些东西到了废止科举以后全没了制度保障。到后来新制度稳定下来的时候，你又成了毛了，灰溜溜的，变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庸。这种体制状态下很难产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精神，这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甚至包括国画创作衰落的原因之一。本来中国画讲的是意境，意境的根底是什么呢？是终极关怀，你有特别高的追求，才能出来意境。你平白无故地画山水就只是匠气。
　　黄平：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学术分工没搞好，根本没实现细腻的专业分工，离合理规范分工要求还差得远呢！分工原本要求什么呢？具有使命感，服从神赋天职，你把你的分内事作好，在专业范围内追求完美，这才叫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做匠也要做高级的匠。米开朗基罗最先不也是匠吗？但他有使命感，最后成了大家。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还差得远。与此同时，像你刚才所说的，没出大科学家却又是科学主义盛行，科学主义只学了点皮毛，却成了遮蔽人生、使人片面化非人化的东西。另一方面，虽然在专业领域没有做出绝活，而学者们却被遮蔽得一塌糊涂。总之，晚清以来的学术和教育改革总体上来说是很不成功的。二、三十年代以来虽有一些人作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一些人在某些领域内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由于教育和学术改革总的方向是科学主义，传统的东西已被弃之一旁。
　　汪丁丁：学术分工制度一旦形成以后，那就是制度复制人，人复制制度，日益走向极端。你看大学原有国学门，文史哲可以兼通，后来呢？越分越细，历史就分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等等，有的一辈子就搞禁烟运动、保路运动，别的则完全不知道了。通才没有了。
　　黄平：冯友兰说他解放后到七十年代末就认真写过两篇文章，结果都招徕了全国性的大批判。有一篇就讲大学是培养什么人的(另一篇讲抽象继承)。他说如果大学培养不了通才，又培养不出高出(或至少不低于)平均水平的专才，那大学还剩什么呢？
　　汪丁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能还要更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立志做科学家，做华罗庚、陈景润，结果是既没有出大科学家，而我们的生存状况却被设计和异化成不成样子。
　　学术人格是讲求独立的，要求和政治权贵及商业富豪保持疏离状态。权贵和富豪这两种力量总要千方百计挤压学术自由空间。独立的学术人格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我上次在《读书》上谈过(见《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七期《“学术中心”何处寻？》——编者注)，除了体制障碍、市场需求的约束之外，目前我国出版界的现状、学术界的道德水准等也都阻碍着独立学术人格共同体的发育成长，影响着学术的繁荣。如学术界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的意识较差，有的人写出的文章著作不敢交给编辑，怕被剽窃。学人之间道义上的声援支持也没有。这样一方面学者们生存都很困难，又没有相应的支持因素，要建立独立的学术人格共同体是很困难的。北京在这方面相对理想一些，有较好的学术传统，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规模聚集效应，信息灵通，外地的学者则要困难得多。
　　黄平：从现代意义上来看，知识分子可分为几类：一类是技术型专家，第二类以批评现实生活为使命(相当于中国传统的“清议”？)。现在我们还需要第三类，那种能对学术本身、对他自己本身进行反思的知识分子。这种人能反思学术分工的必要性及其缺陷、危险性，能不断地跳出来站到远处去反观自己，因此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只有具备了这种反思能力，才能不断地有意识地从自己所在学科跨出来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甚至和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事人，比如说工人、农民、小贩进行对话。而按照胡塞尔的说法他们正是“生活世界”，是学术的真正来源和最后服务目标，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学术世界只是人为的用学术符号和规范再构的世界，里面看到的都是经过主观选择的、分析过的东西，不再是生活世界的原样了。这些学术规范相当于过滤器，滤掉了生活世界中许多有血有肉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反思的眼光，以为经过过滤后呈现给你的就是生活世界真实的原貌，没有学术警醒，那就会出现偏差。
　　实际上，学术分工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一部分，劳动有百业，学术有百科，分工是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趋势，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是行不通的。但学者进入学术分工后又必须保持必要的警醒，不为分工所框死，要能不断地从所在分工领域站出来到别处看，你才能看到你原先凭着滤镜所看不到的东西，看到生活世界本身。这样你有你的范式，他有他的范式，相互比较借鉴，从而超越分工障碍。所以学术分工既可以是挡住我们视野的屏障，也可以成为超越分工的桥梁。本来现代人进入学术分工与进入一般劳动分工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在既有的学术分工体制下谋生，工作要求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可能做得很好，但他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只是复制，没有创新。要真正推进学术，除了真正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必须有创造性的活动，真正体验创造的喜怒哀乐。既要能进入分工而且能做好，又能不断超越，不断地反思，这样也就进入了创造性的美学人生。当“荒谬”、“痛苦”这些概念进入哲学的时候，实际上又回到了前苏格拉底哲学，揭示了创造性美学人生的本来面貌。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爱智慧”的意思，智慧就是指我们所体验的生活不是简单地重复已发生过的一切，而是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别人未发现的东西。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象形文字也照样有遮蔽，所以中国文人醉心于书法，醉心于禅悟，以抗拒遗忘。文字、语言本身都是有遮蔽的。
　　汪丁丁：关于语言的遮蔽，邓少芒一九九四年出的《思维的张力》一书前几章对从柏拉图开始的语言的“颠倒”过程进行了阐述。语言的颠倒功能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本来质料(matter)是在先的，古希腊人对用事物类别的认识习惯于枚举法，如“人”这个概念是用张三、李四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集合来表示的。深受生物学分类法影响的亚里士多德用抽象的类概念来给事物分类命名，结果逐渐演变成先有一个抽象的概念、理念，然后才有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具体事物只是无限的理念在世间有限的实现，是相对的。这样一来，语言、观念的世界变成了先于现实世界的东西。这就是语言的“颠倒”功能。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当讲到“这是一棵树”的时候，实际上已颠倒了真实，把活生生的一棵树归于一个抽象的类概念之中。所以只要有语言，就可能有遮蔽。老子可能对语言和符号的遮蔽性有所认识，所以他说：大辩不言，大音无声，大象无形。
　　黄平：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们虽然用象形文字，但大家就是始终不满意，所以才有书法，才有意到笔不到，才有气势和意境。而这种气势、意境只有突破规范笔划时，才能表现出来。实际上这就是表明语言世界和生活世界是有距离的。当我们失去警觉，以为我们熟知语言世界是真实的，而语言世界之外的世界是虚假的，或根本不存在的，那我们就被语言遮蔽了。
　　语言本身当然也构成了自身独特的符号和意义的世界，这方面当代的语言学、符号学有许多阐释。就社会科学而论，至少十九世纪以来，也是被一系列概念、范畴构筑起来，大家在这个被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做文章，却很少对这个世界本身进行反思。近年来这方面做得较好的，要算沃勒斯坦等人的《开放社会科学》(三联／牛津一九九七年版)。一批人用几年时间写出这么一个小册子，包含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却是很多大部头著作所缺乏的。大部头的上乘之作也有，如布罗代尔的三大卷，也是对被语言(概念、范畴)遮蔽了的历史过程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可惜我们对它的重视太不够。
　　我始终感到，要避免这种学术后殖民化的命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学人应该明了和担当我们的“神赋天职”(calling)。我们不信神，西方的神自然不会召唤我们，我们应该倾听的是我们的前辈先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对我们的召唤，我们应该明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不然我们就不可能超越，只能永远陷身于别人给我们设定的领域而不能自拔。服从神赋天职是我们能进入学术分工，又能超越分工的唯一的动力。从港台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要进入国际体系，包括学术国际体系，从技术上讲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超越别人给我们设定的位置。中国文化如果再生或复兴，就必须有一大批秉承神赋天职的学人的贡献，否则就只能落个超大型文化附庸的结局。
　　汪丁丁：上次我们在大觉寺谈教育危机与我们今天谈的学术危机实际上是一回事。教育问题说浅了是物质条件问题、师资问题、应试制度问题，实质上是和教育内容和指导思想有关的。现在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将新一代人培养成分门别类的专家，不是开发人的心智，所以才有眼下的考试激烈竞争、分科过早过细等问题。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教育以开发人的心智为宗旨，是完人教育，那就不可能有这种危机。教育危机和学术危机通过制度和人的一再复制，不断纠缠在一起，实在是难解难分。
　　黄平：《读书》今年第八期有一篇何兆武的文章《也谈“清华学派”》，谈到以前的老清华不但是中西贯通，而且是文理兼备，当时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能写出漂亮的关于文化或历史问题的文章。对照现实，很值得我们深刻而认真地反思：如何才能超越学科的分界与限制？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下午于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咖啡厅，薛松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