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徐建华，1951年生于北京，1974年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书画修复工作至今。曾参与《清明上河图》《游春图》《五牛图》等传世名作的修复工作。2012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紫禁城的西北角有一处看似平常的小院落，古朴的红墙上挂着一块颇具现代气息的牌匾——科技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负责修复受损文物的地方，也是整个办公区域中唯一设置了门禁装置的地方。隔离了游览区的喧嚣，静谧之外隐约透出一丝神秘和肃穆。
　　64岁的徐建华至今还记得41年前，初到这里时的情景。那时这里叫修复厂，虽然没有高科技的门禁，但外人依旧进不来。高高的院门上有几排铜质镏金的门钉，其中一个是机关，只有摁一下那个门钉，院门才会自动打开。
　　40余年来，徐建华就在这座小院里与数不清的残损破旧甚至是满目疮痍的文物打着交道。这位老手艺人更像一名技艺精湛的医生，在他的精心修复下，无数古书画得以抵挡岁月的侵蚀，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师承装裱界的“梅兰芳”

　　就在《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前不久，故宫举办了轰动京城的“石渠宝笈”特展。为了一睹《清明上河图》《游春图》《五牛图》等传世名画的真容，各地慕名而来的观众在武英殿外排起长队。这是《清明上河图》10年来首次全卷展出。展览的最后一天，直到深夜1点半，最后一批观众才得以入殿参观。
　　1974年，徐建华来到修复厂时，《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主持修复的是他的师傅杨文彬。上世纪50年代，故宫从上海请了几位知名装裱师修复馆藏的大量古书画。徐建华刚来到这里时，这批老师傅面临退休，故宫急需尽快培养一批接班人。
　　曾经在上海当过兵，能听得懂南方话的徐建华成了杨文彬的徒弟。杨文彬有装裱界的“梅兰芳”之称，稳重心细，技术水平极高。作为他的徒弟，徐建华也参与了《清明上河图》的部分修复工作。
　　徐建华记得，修复前的《清明上河图》已是伤痕累累，画面竖着很多道折痕，上方的亭台楼阁散布着白色的斑驳，有的地方已看不清原来的画意。师傅杨文彬时常默默注视着这幅名画，一句话都不说，不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就是抱着茶杯一杯接一杯地喝。徐建华站在师傅身边不敢说话，更不敢靠前，只能远远地看着。
　　慢慢地，他开始帮师傅打下手，比如备纸、打糨子，由于师傅上了年纪，眼神不好，徐建华有时还帮忙补条。不过，像全色（古书画修复的一道工序，对缺失部分进行补色）这样的精细活，师傅是不会让他上手的。徐建华只好等师傅休息了，用师傅的笔练习全色，师傅看他做得不错，才逐渐放心让他干，自己在一旁指导。
　　如今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徐建华仍然感慨万千，无论是清洗、加固、补洞还是全色接笔，每一步都称得上惊心动魄。“比如清洗过程，折叠处的黑色斑迹用清水洗不掉，师傅只能用马蹄刀细致地剔除。要保证去污而不伤纸，这种刚刚好的力道十分微妙。”《清明上河图》是绢本画，“千年古绢，纤维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拉力了，把画芯从背纸上揭下来时，如果坏了一根丝，画上小的人物脑袋就没了。”
　　除此之外，全色也是个功夫活。随着自然光变化，补出的颜色也不同。前一天补上的，第二天水分挥发后颜色又变了。师傅反复做试验，从小到大、从上到下、由浅入深，经过一遍遍全色，最后徐建华从正面竟找不出哪是师傅补过的。
　　就这样耗时一年多，这幅北宋张择端的名作终于复原了容貌。徐建华也第一次见识到了修复古书画的奥秘。

修一次能抵三五百年

　　由于年代、破损程度各不相同，墨色、纸质也千变万化，这些古书画犹如生了病的老人，需要各开良方、对症下药。徐建华的办公桌上有一摞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一件文物送来的时间、当时的状况、他给出的修复方案和最终的修复结果。徐建华形容它们是文物的“病历”。
　　一幅古书画的修复工序有30多道，拿到手的第一步是审视，相当于医生给患者做检查。清洗、加固等工序的先后顺序并不固定，视作品的情况而定。同样是清洗，不同的作品需要的水温也不一样，有的要用80摄氏度的热水，而颜色重的画作必须用凉水。这些工序和要求非常繁琐复杂，每一个都要牢记于心。一幅画从头到尾都由一个师傅完成修复，徒弟可以在一旁帮忙、学习。工期上，短则7天，长则一年。
　　徐建华坦言，这是一项枯燥的工作，从事的人不仅要坐得住板凳，还要耐得住性子。“我们这个行当3年出师，第一年托绫子、打糨子，第二年可以做立轴，第三年可以做手卷、册页。出师后也只能做些非文物的修复。想要修复一级品文物，至少要8到10年的经验。”
　　在徐建华的记忆中，修补难度最大的要数他跟着孙承枝师傅一起完成的《五牛图》。作为唐代韩滉的代表作，它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画之一，堪称“镇国之宝”。画中的五头牛形态各异，代表了当时画牛的最高水平，一经问世便成为历代藏家们的心头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从此流落海外。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位爱国人士的来信，说《五牛图》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元，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收回国宝。文化部随即组织专家赴港，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国宝虽然回归了祖国，但曾经的颠沛流离让它蒙满尘垢，千疮百孔、遍体霉斑。
　　徐建华翻开一个笔记本，上面清楚记录着：1976年，《五牛图》被送到修复厂，工期8个多月。拿来时整张画上有258个洞，有些修补过的地方颜色已经脱落，远看像一块块疮疤。补洞成了修复工作的关键。悉心研究原画纸的质地、光泽、颜色，严格择选配补用纸，至为紧要。“古书画用的纸，有竹纸、麻纸、皮纸、宣纸等很多种。过去的老师傅对着光侧着一看就能说出是什么纸。”徐建华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动作。经过反复筛选，屡次用小样比较、试验，师傅们最终选定了一种年代相近、质色相当的旧纸，作为《五牛图》的备纸。此外，去污也是个难题。白水淋上去，黄汤流下来，再用排笔蘸热水反复刷洗画面，水色清明之后，画面破损虽然依旧，但纸色、墨彩、印鉴、题跋都已焕然一新。“如果保存得好，这幅画三五百年都不用再修复。”徐建华骄傲地说。

最高境界是“穿越古今”

　　从当年的修复厂到现在的科技部，这座小院的环境从未改变，古朴的木门，青石板路，几棵古树，三五辆自行车停放在一旁。红墙外是现代都市的繁华，红墙内依然闻得到书卷纸墨的芳香，时光仿佛定格在过往那些质朴的岁月里。徐建华说，这里变化最大的是人，那些上世纪70年代修复古书画的老师傅们相继离世，自己也从小徒弟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师傅。
　　如今这里从事古书画修复的有19个人，与徐建华那一代人不同，这些年轻人大多毕业于美术学院，有着绘画和文物保护的专业背景。尽管如此，这门古老的手艺仍然延续着师徒间口手相传的传统。徐建华常对徒弟们说，修复的最高境界是“穿越古今”。“不仅要了解画家的年代，当时产生的材质，还要了解他的画法，甚至是他创作时的心情和用笔，这样才能更准确地体会到作者想表达的东西。进入其中，一瞬间会有古今穿越的奇妙感觉。”就在不久前，徐建华又收了一个小徒弟。令他欣慰的是，那些师傅们传下来的、早已牢记于心的秘诀又有了新的继承人。
　　院里曾安排徐建华去北大学考古，他不去，让他去干校进修以备提干，他也不去，科技部主任他更是不当。“不想分神，真干到一定阶段，就超脱了，跟理佛似的。”徐建华笑呵呵地说。干了一辈子修复工作，徐建华却萌生“敬畏”之心： “过去师傅每次接到任务，紧张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现在我也跟他似的了，胆儿越来越小。”
　　由于工作压力大，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有自我放松的方式。年轻时，徐建华喜欢打乒乓球，看电影。现在，他爱看北京首钢男篮比赛，“最喜欢马布里”。说到篮球，徐建华的嗓门明显提高了两个分贝。
　　几十年来，小院里的匠人们执着地帮助古书画对抗自然规律，用自己的心血延续着它们的生命。“老师傅说过，书画勿论价格都要同等对待。就像医生看病一样，不管病人贫穷富裕，医德最重要。我们就是文物的医生。”如今他把这句话作为口训，继续传给后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