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现象是晚清民初的唯识学复兴。唯识学复兴与中国已佚古唯识学典籍从日本传回有关,没有杨文会与日本南条文雄的联系,就没有这批典籍反传中国,没有这批唯识典籍,也不会有后来佛学取向的变化。不过,探究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则应该看到这与中国当时面临的危机有关。当时,西洋科学与哲学思想挟"进步"、"富强"之势影响东亚,中国士人与中国佛教必须回应西洋的科学与哲学,佛教必须拿出一些足以证明自己既比西方文化更适合于科学与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又比西方基督教更适合拯救东方人的心灵的思想来,因而日本反传中国的唯识典籍,恰好给中国的知识界与佛教界提供了佛教对西洋科学与哲学回应和理解的资源,这使得佛教在晚清民初的中国思想世界中,竟然成为理解各种外来新思想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