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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岳阳楼记》 第一句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副相范仲淹正主持庆历新政；下放岳州的滕子京在筹划几项大工程。就是这年秋天，首都开封爆出一桩公款吃喝事件，“震动都邑”，举国议论。
一顿饭怎么会弄出这么大动静？
第一，参加饭局的干部很有名气，人们喜欢围观。第二，饭局组织者对处理结果非常抵触，情绪很不稳定，最终气死了。第三，在同情者看来，在 《宋史》 上和历代文人笔下，当事人很可怜，差不多是个悲剧英雄。
事实到底如何呢？
宴会很奢华
饭局的组织者叫苏舜钦，才气冲天的明日之星。
他的工作单位是进奏院，相当于各地联合驻京办，但有两点与现代驻京办不同：一是负责搜集中央最新政情动态、抄录中央各机关文件，编印成报纸分送地方领导参阅。二是为加强管理，一把手由中央政府派人担任，经费由中央财政解决。
唐代进奏院靠地方出资出人，发生过乱报皇家机密、贿赂和暗杀中央干部等案件，所以赵匡胤做了这样的改革。范仲淹安排蘇舜钦“提举进奏院”，就是驻京办主任，以培养他独当一面的能力。
又到了秋季祭神的热闹日子，按惯例各单位都要组织职工会餐和文娱活动。有人跟领导建议：年年在食堂搞，大家都烦了，能不能出去吃？苏舜钦从善如流，说既然出去搞，就要吃好玩好。
看 《清明上河图》 就知道，京城餐饮娱乐业十分发达，但高档消费钱从何来？苏主任有办法：靠山吃山。于是，下面把成堆的草稿纸、旧信封、没发出去的报纸、有印刷错误的废报，甚至崭新的文具和邮袋，统统拉到收购站，小金库瞬间建成。苏舜钦很有领导范儿，自己又掏了点钱。
有钱就是任性。活动在一家顶级酒楼隆重举行，大家放得很开，玩得很嗨。请了文艺工作者唱歌弹琴、陪酒伴舞。有人借着酒劲做起了打油诗，把孔子、周公和皇上挨个戏谑了一遍。到了深夜，多数人睡的睡、醉的醉，苏主任精神正好，叫负责服务的办事员先撤，然后叫来了几个官妓……
就在他们津津回味的时候，御史中丞王拱辰拿着宋仁宗的手谕，把这帮好汉请到了规定地点。十多名参加者统统受到惩罚，包括“宋诗第一人”梅尧臣；苏舜钦处分最重，被开除公职，而且“永不叙用”。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进奏院狱”。
本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苏舜钦不答应。
苏主任很生气
苏舜钦坚决认为自己是冤大头，至死不服气，将剩余的人生统统交给了这件事。
一是托关系。苏舜钦不是一般人，后台硬得很。首先想到的是好朋友欧阳修，而办案组长王拱辰正是欧阳修的老同学。欧阳修知本分，两手一摊：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我怎么开口呢？庆历新政进展不利，范仲淹焦头烂额，自己很快就下岗了。苏舜钦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老岳父，当朝首相杜衍！老杜正后悔把闺女嫁错了人，差点儿没动手。
二是找借口。苏舜钦最恨的是李定。李定虽是太子办公室的小干部，却爱学习求上进，听舅舅梅尧臣说各机关单位的能人都在，很想混个脸熟。他兴冲冲地跑到酒楼，提出自费参加。苏舜钦可能酒喝多了，说了一句伤人的话：你层次不够。李定下不来台，扭头就去了御史台。后来苏舜钦逢人便说，李定对我有意见，故意找茬害我。
苏舜钦最终琢磨出一个政治和道义理由，拨动了欧阳修等人的心弦。他指控，王拱辰是前首相吕夷简的人，给我抹黑只是手段，实际是要打倒改革派杜衍和范仲淹，帮吕夷简重新上台。他们属于“小人”，我们属于“君子”，小人肯定要害君子的。苏舜钦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王拱辰曾大力推荐过苏舜钦本人，苏舜钦出事对他有什么好处？
三是发牢骚。苏舜钦写信向欧阳修诉苦，中央和地方机关祭神节活动经费都是这样来的，进奏院怎么就不行？何况我还自掏了腰包。我的前任们谁不是这样干的？到我为什么就是问题？要处理一块处理！
他甚至对恩师表示不满，说去年滕子京同样是公款吃喝，只受到轻处分，领导照当、岳阳楼照修，不就是你老范说的话吗？把我一撸到底，眼里还有我老丈人吗？
四是自我安慰。眼看没指望了，苏舜钦一边卷铺盖，一边跟欧阳修表白：我想通了，何必天天为别人累死累活？以后我要做生意，造园林，想旅游就旅游，不挺好吗？
其实他并没想通。举家迁到苏州之初，他修建了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写下了千古绝唱 《沧浪亭记》。但很快就不停地给范仲淹、欧阳修，各大机关的哥们儿和有关部门写信，车轱辘话说了八十遍，鸣冤叫屈，强烈要求平反昭雪。他无心观赏亲手打造的美丽花园，抱着酒壶度日，害得老婆跟着流泪，家庭气氛同他的身体一样，越来越糟。
好不容易挨到第四年，即庆历八年，开封突然决定起用苏舜钦，任命他当湖州长史，负责办公室工作。官虽不大，却显然是给出路。但他并不领情：朝廷光发了任命书，并没发平反文件，怎么有脸作？他就是在这种情绪中离开人世的，刚满四十岁。
看门道
苏舜钦理由一大堆，牛角尖钻到死，单单绕过了事实本身：自己的行为到底有没有问题？
在宋代，喝酒享乐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以至于早在此事发生21年前，政府就设立了史上少有的喝酒税。因为宋代经济特点是藏富于民，第三产业自然早熟。而官员中文人雅士比较多，像苏舜钦那样把酒当水喝的大有人在。岳父亲眼看到他边看 《史记》、边叫好、边畅饮，书没看几页，酒下去一大壶。
宋代官员的工资是历代最高的，是汉代的10倍，比清代高好几倍，但公款吃喝仍然难免，有时还很严重，所以苏轼说官场是“酒食地狱”。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制度如果跟不上，高薪未必养廉。
因此，从宋太祖起朝廷建立和完备了公务接待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抓公款吃喝问题最具体、最严格。除了本文提到的三位名人，陆游、张孝祥等人都曾因此被严肃查处过。那么，苏舜钦犯事到底冤不冤？ 第一个问题：公费还是自费？宋代有一项财务制度，叫做“公使钱”，即合法的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差、办事开会需要公家管饭的，发给“券食”，就是领饭票吃食堂。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经费都属非法。
至于节日期间单位卖公物会餐，在法律上叫做私卖公物，严重的应该“杖九十”。如果确实是少量废品，朝廷不会上纲上线。进奏院纸张多，顺便又把非废品一块卖了，所以小金库比一般单位胖得多，不然不敢那样烧钱。因此说苏舜钦搞公款大吃大喝，并不过分。
第二个问题：公客还是私客？按照“公使钱”相关制度，参加消费的人员规定明确。苏舜钦攀比说大家都这样、本单位过去也这样，但他回避了要害：他组织的是哥们儿的私人聚会，跟职工福利和公务活动八竿子打不着，不然李定凭什么要参加？
用公款支付私用叫做“監主自盗”，依法可判死刑，这是王拱辰最主要的指控，也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
第三个问题：还干了什么？宋朝法律规定，突破公务接待的具体规定，“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喝花酒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一个逃不掉。这场活动吃喝玩乐一条龙齐全，明显违法；打着进奏院的旗号大肆挥霍，损害了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形象；组织者预先掏了点钱打掩护，并且不让晚辈参加，说明有主观故意，并且早有预谋。
家有家规，行有行规。官员这个职业意味着要向社会让渡部分私人权利，所以有的事别人能做，官员不能做；柳永能做，苏舜钦不能做。作为一个官员，苏舜钦如能恪守起码的职业底线，怎么可能违法犯罪？
总之，苏舜钦不但违反了职业操守和行政纪律，而且触犯了刑事法律。朝廷给予他的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分，应该说是宽大得体的；后来又决定重新起用他，可见不是一棍子打死。苏舜钦得了便宜还不满足，拿宝贵生命和全家幸福为错误买单，真是糊涂透顶。
假如他是个明白人
苏舜钦的祖父是宋代第一个状元，当过首相；父亲是前工部侍郎，《宋史》 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起先他被内招在县里抓公安，工作很出色，但他突然辞职了，说是不要照顾，要凭本事考。考中了进士，分配到中央机关，早早就被称为宋代的李白，加上年纪轻，前途一片光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传统观念总是期待人们做白璧无瑕的圣贤和完人，这有点脱离实际。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人。犯错误并不反常，不知错才是问题。成功的事业往往是纠错的过程，成功的人无非是知错认错改错的人，失败者总是“连失败都有理”。
苏舜钦是典型的失败者性格，破罐子破摔，把问题统统归咎于外因，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他也不是成熟智慧的政界人物——假如他真认为有人害他，更应从严约束自己才对，为什么主动授人以柄呢？他不论客观事实，没有对错标准，倾向我的就是“君子”，批评我的就是“小人”。这种非理性、无原则的认识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早该抛弃了。
苏舜钦的教训启发我们，正因为人无完人，所以对待错误的态度至关重要，“过而能改”是一个干部重要的“德”，从这里可以推断他的未来。
明白人应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遇到挫败感到难堪是人之常情，重新站起来就是一条汉子。
梅尧臣当时的心情比苏舜钦更复杂，他写诗骂了那个臭小子，排遣了自己的悔恨，顺利度过了适应期。
陆游在四川用公款“燕饮颓放”被撤职，自称“卷地西风满眼愁”，后来却以廉能兼具而多次升迁，将近80岁才退休。
滕子京被追加过几次处分、一次比一次重，但人家不但重建了岳阳楼，还修筑了岳州防洪大堤，根治了年年祸害百姓的水患，与 《岳阳楼记》一起名垂史册。
苏舜钦的综合素质不在他们之下，若有海阔天高的胸襟，成就一定不止于沧浪亭和 《沧浪亭记》。
“严管就是厚爱”，此话有深意。关键是能明白和体会到“厚爱”。做个明白人，不但对社会有益，自己也受益。
（选自《华声》2016年第19期）
一顿饭怎么会弄出这么大动静？
第一，参加饭局的干部很有名气，人们喜欢围观。第二，饭局组织者对处理结果非常抵触，情绪很不稳定，最终气死了。第三，在同情者看来，在 《宋史》 上和历代文人笔下，当事人很可怜，差不多是个悲剧英雄。
事实到底如何呢？
宴会很奢华
饭局的组织者叫苏舜钦，才气冲天的明日之星。
他的工作单位是进奏院，相当于各地联合驻京办，但有两点与现代驻京办不同：一是负责搜集中央最新政情动态、抄录中央各机关文件，编印成报纸分送地方领导参阅。二是为加强管理，一把手由中央政府派人担任，经费由中央财政解决。
唐代进奏院靠地方出资出人，发生过乱报皇家机密、贿赂和暗杀中央干部等案件，所以赵匡胤做了这样的改革。范仲淹安排蘇舜钦“提举进奏院”，就是驻京办主任，以培养他独当一面的能力。
又到了秋季祭神的热闹日子，按惯例各单位都要组织职工会餐和文娱活动。有人跟领导建议：年年在食堂搞，大家都烦了，能不能出去吃？苏舜钦从善如流，说既然出去搞，就要吃好玩好。
看 《清明上河图》 就知道，京城餐饮娱乐业十分发达，但高档消费钱从何来？苏主任有办法：靠山吃山。于是，下面把成堆的草稿纸、旧信封、没发出去的报纸、有印刷错误的废报，甚至崭新的文具和邮袋，统统拉到收购站，小金库瞬间建成。苏舜钦很有领导范儿，自己又掏了点钱。
有钱就是任性。活动在一家顶级酒楼隆重举行，大家放得很开，玩得很嗨。请了文艺工作者唱歌弹琴、陪酒伴舞。有人借着酒劲做起了打油诗，把孔子、周公和皇上挨个戏谑了一遍。到了深夜，多数人睡的睡、醉的醉，苏主任精神正好，叫负责服务的办事员先撤，然后叫来了几个官妓……
就在他们津津回味的时候，御史中丞王拱辰拿着宋仁宗的手谕，把这帮好汉请到了规定地点。十多名参加者统统受到惩罚，包括“宋诗第一人”梅尧臣；苏舜钦处分最重，被开除公职，而且“永不叙用”。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进奏院狱”。
本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苏舜钦不答应。
苏主任很生气
苏舜钦坚决认为自己是冤大头，至死不服气，将剩余的人生统统交给了这件事。
一是托关系。苏舜钦不是一般人，后台硬得很。首先想到的是好朋友欧阳修，而办案组长王拱辰正是欧阳修的老同学。欧阳修知本分，两手一摊：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我怎么开口呢？庆历新政进展不利，范仲淹焦头烂额，自己很快就下岗了。苏舜钦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老岳父，当朝首相杜衍！老杜正后悔把闺女嫁错了人，差点儿没动手。
二是找借口。苏舜钦最恨的是李定。李定虽是太子办公室的小干部，却爱学习求上进，听舅舅梅尧臣说各机关单位的能人都在，很想混个脸熟。他兴冲冲地跑到酒楼，提出自费参加。苏舜钦可能酒喝多了，说了一句伤人的话：你层次不够。李定下不来台，扭头就去了御史台。后来苏舜钦逢人便说，李定对我有意见，故意找茬害我。
苏舜钦最终琢磨出一个政治和道义理由，拨动了欧阳修等人的心弦。他指控，王拱辰是前首相吕夷简的人，给我抹黑只是手段，实际是要打倒改革派杜衍和范仲淹，帮吕夷简重新上台。他们属于“小人”，我们属于“君子”，小人肯定要害君子的。苏舜钦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王拱辰曾大力推荐过苏舜钦本人，苏舜钦出事对他有什么好处？
三是发牢骚。苏舜钦写信向欧阳修诉苦，中央和地方机关祭神节活动经费都是这样来的，进奏院怎么就不行？何况我还自掏了腰包。我的前任们谁不是这样干的？到我为什么就是问题？要处理一块处理！
他甚至对恩师表示不满，说去年滕子京同样是公款吃喝，只受到轻处分，领导照当、岳阳楼照修，不就是你老范说的话吗？把我一撸到底，眼里还有我老丈人吗？
四是自我安慰。眼看没指望了，苏舜钦一边卷铺盖，一边跟欧阳修表白：我想通了，何必天天为别人累死累活？以后我要做生意，造园林，想旅游就旅游，不挺好吗？
其实他并没想通。举家迁到苏州之初，他修建了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写下了千古绝唱 《沧浪亭记》。但很快就不停地给范仲淹、欧阳修，各大机关的哥们儿和有关部门写信，车轱辘话说了八十遍，鸣冤叫屈，强烈要求平反昭雪。他无心观赏亲手打造的美丽花园，抱着酒壶度日，害得老婆跟着流泪，家庭气氛同他的身体一样，越来越糟。
好不容易挨到第四年，即庆历八年，开封突然决定起用苏舜钦，任命他当湖州长史，负责办公室工作。官虽不大，却显然是给出路。但他并不领情：朝廷光发了任命书，并没发平反文件，怎么有脸作？他就是在这种情绪中离开人世的，刚满四十岁。
看门道
苏舜钦理由一大堆，牛角尖钻到死，单单绕过了事实本身：自己的行为到底有没有问题？
在宋代，喝酒享乐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以至于早在此事发生21年前，政府就设立了史上少有的喝酒税。因为宋代经济特点是藏富于民，第三产业自然早熟。而官员中文人雅士比较多，像苏舜钦那样把酒当水喝的大有人在。岳父亲眼看到他边看 《史记》、边叫好、边畅饮，书没看几页，酒下去一大壶。
宋代官员的工资是历代最高的，是汉代的10倍，比清代高好几倍，但公款吃喝仍然难免，有时还很严重，所以苏轼说官场是“酒食地狱”。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制度如果跟不上，高薪未必养廉。
因此，从宋太祖起朝廷建立和完备了公务接待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抓公款吃喝问题最具体、最严格。除了本文提到的三位名人，陆游、张孝祥等人都曾因此被严肃查处过。那么，苏舜钦犯事到底冤不冤？ 第一个问题：公费还是自费？宋代有一项财务制度，叫做“公使钱”，即合法的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差、办事开会需要公家管饭的，发给“券食”，就是领饭票吃食堂。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经费都属非法。
至于节日期间单位卖公物会餐，在法律上叫做私卖公物，严重的应该“杖九十”。如果确实是少量废品，朝廷不会上纲上线。进奏院纸张多，顺便又把非废品一块卖了，所以小金库比一般单位胖得多，不然不敢那样烧钱。因此说苏舜钦搞公款大吃大喝，并不过分。
第二个问题：公客还是私客？按照“公使钱”相关制度，参加消费的人员规定明确。苏舜钦攀比说大家都这样、本单位过去也这样，但他回避了要害：他组织的是哥们儿的私人聚会，跟职工福利和公务活动八竿子打不着，不然李定凭什么要参加？
用公款支付私用叫做“監主自盗”，依法可判死刑，这是王拱辰最主要的指控，也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
第三个问题：还干了什么？宋朝法律规定，突破公务接待的具体规定，“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喝花酒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一个逃不掉。这场活动吃喝玩乐一条龙齐全，明显违法；打着进奏院的旗号大肆挥霍，损害了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形象；组织者预先掏了点钱打掩护，并且不让晚辈参加，说明有主观故意，并且早有预谋。
家有家规，行有行规。官员这个职业意味着要向社会让渡部分私人权利，所以有的事别人能做，官员不能做；柳永能做，苏舜钦不能做。作为一个官员，苏舜钦如能恪守起码的职业底线，怎么可能违法犯罪？
总之，苏舜钦不但违反了职业操守和行政纪律，而且触犯了刑事法律。朝廷给予他的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分，应该说是宽大得体的；后来又决定重新起用他，可见不是一棍子打死。苏舜钦得了便宜还不满足，拿宝贵生命和全家幸福为错误买单，真是糊涂透顶。
假如他是个明白人
苏舜钦的祖父是宋代第一个状元，当过首相；父亲是前工部侍郎，《宋史》 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起先他被内招在县里抓公安，工作很出色，但他突然辞职了，说是不要照顾，要凭本事考。考中了进士，分配到中央机关，早早就被称为宋代的李白，加上年纪轻，前途一片光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传统观念总是期待人们做白璧无瑕的圣贤和完人，这有点脱离实际。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人。犯错误并不反常，不知错才是问题。成功的事业往往是纠错的过程，成功的人无非是知错认错改错的人，失败者总是“连失败都有理”。
苏舜钦是典型的失败者性格，破罐子破摔，把问题统统归咎于外因，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他也不是成熟智慧的政界人物——假如他真认为有人害他，更应从严约束自己才对，为什么主动授人以柄呢？他不论客观事实，没有对错标准，倾向我的就是“君子”，批评我的就是“小人”。这种非理性、无原则的认识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早该抛弃了。
苏舜钦的教训启发我们，正因为人无完人，所以对待错误的态度至关重要，“过而能改”是一个干部重要的“德”，从这里可以推断他的未来。
明白人应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遇到挫败感到难堪是人之常情，重新站起来就是一条汉子。
梅尧臣当时的心情比苏舜钦更复杂，他写诗骂了那个臭小子，排遣了自己的悔恨，顺利度过了适应期。
陆游在四川用公款“燕饮颓放”被撤职，自称“卷地西风满眼愁”，后来却以廉能兼具而多次升迁，将近80岁才退休。
滕子京被追加过几次处分、一次比一次重，但人家不但重建了岳阳楼，还修筑了岳州防洪大堤，根治了年年祸害百姓的水患，与 《岳阳楼记》一起名垂史册。
苏舜钦的综合素质不在他们之下，若有海阔天高的胸襟，成就一定不止于沧浪亭和 《沧浪亭记》。
“严管就是厚爱”，此话有深意。关键是能明白和体会到“厚爱”。做个明白人，不但对社会有益，自己也受益。
（选自《华声》201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