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春，在朋友们相继离开北京后，我接到了金浩文的小姨的电话。她说要跟我开一家中小学生作文辅导班。我知道这是金浩文的意思。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来到北京后，和我同住一座公寓的室友。半年前，他从一家影视公司辞职了。在这位小姨的举荐下，去往了位于青岛的一家金融公司。我想，可能是他一个人太过无聊，才想起了我。我告诉小姨，容我考虑几天，第二天，我动身前往了黄岛。
黄岛是青岛市的一个区，三面环海，在此地，我度过了美好的四年大学时光。回去后，我没有惊动金浩文和他的小姨，在金沙滩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准备过一段“隐居”的生活。白天，我瘫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波涛汹涌的海水，陷入悠长而又混乱的梦境；晚上，我会看几部烂俗的電影，借此打发过剩的时间；深夜两点，我走出家门，伴着阵阵糜烂的花香，顺着云雾山路那条曲折的小径，朝一排排密集的住宅区走去。那里有一座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我要去买上一瓶啤酒，方能安然入睡。
李奔经常来看望我。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比我高一级，在大学的四年生活中，我经常和同学们嘲讽他装腔作势的做派，但吊诡的是，毕业后，我们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天，在小区里的人造湖前，我们猝不及防地相遇了，才发现同住在一座小区。每逢周五，李奔上完一周的课后，总会在下午六点钟，敲响我家的房门。我摊在沙发上，他坐在近旁，把手机交给我，问我吃点什么。我会在美团上点一些肉食，无非是烤串、烤鸭、烤鱼之类。他说：“喝点？”于是，我点开自己的美团App外卖，花几十块钱，买五斤扎啤。几杯啤酒下肚后，他聊起文学，说自己家曾是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个秀才，祖父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到了他父亲这辈，虽然做起生意（开饭馆），但读书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少年时，深受家里良好的家风熏陶，他读了很多文学名著，长达成人后，更是笔耕不辍。他扬言海明威的作品是面向未知的，不管放在哪个时代都适用。我说：“什么意思？”他却说起波拉尼奥。他的作品也是面向未知的。他解释，现在虽然大家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有人迷茫、痛苦，不知如何生活。我点头附和。可能他看出了我的困惑，他说：“你是不是也看不懂博尔赫斯？”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不懂哲学。”记得在大一时，我在图书馆借了一套尼采的全集，看了不到几页，我就躺在木板床上昏睡了过去。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哲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李奔打趣道，现在的创作者都像我一样，基本上不读其他领域的书了。因为知识的匮乏，导致创作不出好的东西。他要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我会说，懒得改变。他一脸盛怒，说我固执、迂腐。往往这时候，我知道他喝多了，便打住话题，不再聊下去。
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痴迷文学，因为无从考证他是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他自称艺术家，喜欢聊创作和独自创作，说在高中时，就开始写小说和诗，写了将近几百万字。可我从没有在期刊或者任何地方，目睹过他的作品。他说，不满意。只是不愿把作品公布于众罢了。我想起在咖啡馆中，我的大学老师王苑曾向我提过一嘴。她说：“你知道李奔吗。”我点头附和，说：“他真的读了上千本书吗？”王苑突然笑了，然后说，有一次，李奔跟系里的老师谎称，他给父母在黄岛买了套房。可当徐欣问在哪里买的时，李奔一时不说话了。因此对于李奔写的几百万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我没有揭穿，只是扯开话题，问学校里最近发生了什么。他一脸嫌弃，说，不知道。我有些不解。毕业后，李奔留校成为一名老师，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学校里的事情。他说，除了上课，他很少去往学校了。我就问系里老师的情况，想打听一些八卦。他却说，跟他们不熟。他们叫他吃饭，他都不会去的。
我问原因。
他说：“他们没文化，没啥可聊的。”
我想很可能是李奔性格导致的。在他的口中，我得知他倒是和学生们相处得不错。到了有课的日子，他提前半个小时赶到学校，等候着他们依次到来。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迟到过。他讲课风趣幽默，从来不会照着教材生硬地传授给他们知识。他说，他以朋友的方式对待学生。不过，他脾气火爆。遇到学生弄不清的问题，他总是忍不住地骂几句脏话。他主要负责教授剧本创作，他们班的大部分学生的剧本几乎都是出自他的点子。他不知道这种教授方法正确与否，因为这变相地剥夺了学生们的创造性。在我上大四那年，李奔已是系里的一名老师，但他没给我上过课。可有一次，在小区的电梯里，我们碰到了李奔的一个熟人。这位熟人询问李奔我是谁。他说我是他的学生。
我在黄岛待了差不多一年光景时，李奔把另一位老师带到了我家，自此以后，他也成了我家的常客。他叫魏尤，和李奔一样，在大四那年，留校成为一名老师。不过，他属于行政岗，在系里干一些统计之类的活，比如说，统计学生们期末成绩，以此确定奖学金花落谁手；处理学生们入党的事宜；了解毕业生的工作情况等等。他为人老实，待人和善，来我家做客，总是拎着一瓶牛二。魏尤和李奔是同班同学，仗着这层关系，李奔经常批评他的生活作风，指导他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世。李奔说：“还天天喝点吗？”魏尤说：“唉，我也想戒。但不喝酒睡不着觉。”李奔说：“你看看你都活成什么样了，再喝就废掉了。”魏尤也不说话，只是，大口地喝一杯牛二。
我总喜欢反驳两句，说：“难道魏尤作为一名大学老师，还不够体面吗？”李奔说，不是我想的那样。他解释，在学校里，魏尤不求上进，一点成绩也没有干出来。我质疑道，又有哪些老师干出成绩了。这时，魏尤像个怨妇，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起来。他向我诉苦——在学校里，他兢兢业业，就属他的工作量最大；他向李奔抱怨——很多学生的杂事其他老师不管，都是他忙着处理。我觉得很有道理，他的工作确实比给学生们上课的老师更费工夫。
李奔一脸诧异，好像魏尤怎么能说出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话。他质问他：“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吗？”
魏尤说：“是。”
李奔说：“既然是你的本职工作，你不该干吗？”
魏尤说：“该干。”
李奔说：“除了这些工作，你想想你还干过什么呢？” 魏尤面红耳赤，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李奔兀自站了起来，厉声说道：“你说，你是不是不求上进的废物！”
有时候，我觉得李奔说得对；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是用话语逻辑把我们诓骗了。我跟他争辩过，为自己、为魏尤，可他懂哲学，我说不过他。我不明白，像普通人一样，魏尤正经工作，都算不求上进，那怎样才算上进。
淄博市有一所理工大学。每隔两年，这所大学的文学系会邀请几位国内知名的作家给文学系的学生们上课。文学系的院长姓王，待人热情，很照顾当地的写作者。由于我是一名小说创作者，经过朋友的介绍，和她就此认识了。她待我不错，给我推荐过不少小说，问询我生活的近况，每当文学系举办活动，她总是向我发出邀请函。我知道王院长是一片苦心。她希望借助这种活动，让我结识人脉，早日在文学界混出头。为此我感念至今。
2017年3月，我在淄博市里租了套房子，准备专职写作，正巧赶上了文学周活动，由于这所理工类大学占地面积广大，拥有很多教学楼，刚踏入校门口，我就迷路了。我天生是个路痴，虽然来过几次，但记不起当初是怎么走到文学系的。我找路过的学生询问，他们都不是文学系的学生，有的说往东走，有的说往西，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心想要不要打电话，询问一下王院长。算了，我心想。我已经给她添了不少麻烦，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再麻烦她。我来到了一位环卫工人面前，向他说明缘由。他一脸不耐烦，指了指我对面的教学楼，说，这不是就在眼前吗。我朝他指的位置看过去，看到了王院长，她正站在楼道里，看着我笑。
她说：“是不是又把你当成学生了？”
我没有解释，已到而立之年，很多人却把我当孩子看待。可能是不着调的穿着，还有不太成熟的处事方式造成的吧。我时常在他们面前闹些笑话，他们都是一笑置之，好像在说：“哦，他还是个孩子。”
我跟王院长来到了课堂。讲台的正上方贴着欢迎XXX驻校作家的横幅，当地的写作者已经赶到，安静地坐在第一排，桌面上摆放着笔记本，等候着作家朋友们的到来。学生们则在悄悄地讨论着什么——游戏，中午吃什么，化妆品等等，好像这次活动与他们无关。
到了傍晚六点钟，王院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我常年在外漂泊，不清楚山东的规矩，因为自己年龄最小，一屁股就坐在了紧靠着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当地写作者面露吃惊，一个个奇怪地看向我，其中有一位甚至不怀好意地笑了。我心想是不是坐到了什么东西，就慌忙地抬起屁股查看，除了光滑、干净的棕褐色椅面，一无所有。我不好意思再次坐下，挠了挠脑袋，不知道如何是好。王院长走向了我，然后把我拉到她的位置，说：“你就坐我旁边吧。”
事后我才知道自己坐的位置是副陪的位置。在山东，喝酒是要讲究规矩的，分主陪和副陪，主陪是为最尊贵的客人准备的，副陪则负责敬酒，负责活跃酒局气氛。很显然，我坐到了不属于自己身份的位置上。
和他们吃饭时，我基本上不说话。他们都是文学界的前辈，我害怕说错话，冒犯到他们。我们关注的事物也不同。他们早已成家，孩子有的和我一般大，他们谈论孩子的学业，房价，某某领导高升了等等，这些都不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当时，由于我们这些当地的写作者与被邀请而来的作家们不熟，酒局的氛围有点过于沉闷了。没有人好意思挑起话头和这些知名作家们聊天。我坐在一旁，倍感无力，心思不由得落到了那把靠近门口的椅子上。我很好奇，那把椅子倒现在还是空着，那时我不知道它是属于副陪的位置，心想那把椅子之所以空着，是不是为了方便服务员上菜。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位方正脸的汉子出现了。他说了声“抱歉”，不由分说地坐在了那把椅子上。我很愤怒，但也没有说什么。他开始自我介绍，姓曾，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总，爱好文学和收集文玩字画……我突然想到，他不就是我朋友口中，那位长着猪腰子脸的“义士”吗（这位“义士”每年向理工大捐赠十五万，以此资助贫困学生）。看到他，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朋友形容得是多么的贴切。
曾总生性幽默，一边敬酒，一边讲述身边的趣事，比如说，“七月流火”这个词的用法。很多报刊的编辑常用它形容天气炎热，他告诉他们不对，这个词是形容天气转凉的，可他们像一头头蠢驴，屡教不改。他说，差点被语文课本毒害了。小时候，他在一篇散文中，读到了“伸手不见五指”这个词。他特意等到天黑，把手伸了出来，他发现自己被愚弄了。他明明能看到自己的手指头。他讲起村子里有一个罗圈腿的村民。一只土狗向这位村民疯狂地冲来，他两腿一并，想要夹住土狗，土狗却轻易地从他的腿下钻了过去。自此他给这位村民起了一个绰号，闹得村子里人尽皆知。
听到此处，一位作家朋友要跟曾总喝一杯。曾总却把酒杯一收，询问原因。这位作家打趣道，听说曾总经常仗义疏财，他想要在北京买房，奈何囊中羞涩。曾总哈哈一笑，说是不是王院长告诉他的。他捐赠理工大钱并不是不求回报。他扬言，他整天都在幻想，幻想站在颁奖台上，接受理工大全体学生和老师们的掌声。接着他说起了当地的其他几位商人，为了能够评上淄博市的杰出模范人物，他联合几位商人一块大行善事，他确实被评上了，自己所做的事迹也会登报，很快他的名字会被大众知晓。可当到了登报的那天，他发现其他几个商人的名字确实登上了报纸，唯独他的名字用“等”商人概括了。
他说，他就是那个“等”。
他一直被文化人蒙骗，现在已经不做好事了。
和曾总熟悉起来，是因为一部传记。通过一位朋友，他加了我的微信。他的意思是，一位当地的企业家想要找人写一部传记，他看过我一些小说，觉得颇有些文采，问我要不要试试。我已经三年没有工作，面对这次难得的赚钱机会，岂能错过。我说，多少钱。他说，十五万。我感觉浑身的血液燃烧了起来，第二天就前往了他的公司。
我的朋友和曾总私交甚好，经常去他的公司喝茶。由于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曾总曾经花重金买了他一部小说的手稿。除了我的朋友，曾总还收集了很多知名老作家的手稿。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望着两面墙壁的书架上堆满的书籍，我发现其中有很多买不到的老版本的小说。他向我展示一套他最近所购的民国时期的书，跟我聊起了文学。他除了表示羡慕，我还能说些什么。他说，最爱王小波。其他作家跟王小波相比，简直愚不可及。他问我，发表过哪些作品。我很惭愧，发表的作品很少，而且都發在不知名的杂志。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特意举了一位诗人的例子，告诉我如何获得名声。去年年底，这位诗人的一首作品成功入选了国内的XXX诗歌奖。但最终投票选出一等奖。这位诗人没什么名气，怎么可能有读者给他投票，于是，他找到曾总，商量对策。曾总二话不说，通过科技的力量（找了一家投票公司，花钱刷票），给他拉来了上万张票，让他如愿获得了一等奖。曾总说：“你应该认识他吧。就是老麻。” 我故作吃惊状，说：“哦，原来是他。”
曾总说：“现在人家已经是国内知名诗人了。”
我說：“那我应该怎么出名呢？”
他说：“你跟王院长熟吗”
我说：“还好。”
他说：“多找找她吧，王院长在圈子里很有人脉。”
我不赞同曾总很多的观点，但没有表露。对于我来说，文学是一份工作，我只求能够养活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赢得名声。他预付了我三万块钱，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尽量往好的方面写。于是，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这本传记。曾总却没有再提起此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写砸了，但我心里充满感激。我想可能是活得太过穷困，别人稍微给我一点好处，我都会没齿难忘。
我们之间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有王院长、我的一位朋友、曾总和诗人老麻。到了八月份，在群里，老麻通知我们，王院长要带着儿子去金华度假了。他受过王院长很多恩惠，比如说，通过王院长的关系，使得老麻拿到了一个省内的诗歌奖，使得他拿到了五万块的奖金。当然，老麻不缺钱。他是一家银行的行长，仅仅为了奖项所带来的荣誉。他经常请我们和王院长吃饭。这次，也不例外。他说，在蓝海大酒店订了一个包间，希望我们诸位准时到达，为王院长送行。
在群里，我看到了老麻发的这一条消息，见没人回复，我索性读小说了。隔了一会儿，我收到了老麻私下给我发的消息。他希望我在群里活跃一下气氛。我二话没说，在群里回复：我去！为了表示激动的情绪，特意用了惊叹号。
没隔几分钟，在群里，曾总回复我的那句话容易被误解，尤其是加了惊叹号之后。他说，应该说，我一定去。群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家纷纷响应着曾总，重复着他的话。我却有些生气，不就是一句话吗，何必如此较真。但他们都是前辈，我只能忍耐。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曾总却没有出现（他提前打过招呼，他的一个济南的朋友正巧过生日，要晚些时候再到），我们坐在包间里聊着天，打着牌，等候着他。大概七点多一点，他满面红光地出现了。他说，幸好，在济南，他的朋友中午过的生日，要不然赶不回来，见不到王院长，余下的时日王院长只能活在他心里了。我们哈哈一笑，随手把他请到了主陪的位置。他说，坐归坐，但这次大家要清楚是老麻请客。老麻要曾总放心，他肯定请。曾总却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吐槽起一桩往事。有一次，老麻请几位诗歌界的朋友吃饭。为了招待好他们，他特意把曾总请到了主陪的位置。曾总没有令他失望，凭借着昔日幽默的作风，大伙无不被曾总逗得捧腹大笑。可是，到了酒局快结束时，出问题了。一直默默地喝着酒的老麻突然站了起来。大家疑惑地看着他，问他，怎么了。老麻一脸不悦，说必须要敬大伙儿一杯酒。大伙儿十分疑惑，为什么老麻要突然敬酒了。老麻却说，虽然曾总坐在主陪，但这顿饭是他掏的钱。
曾总强调：“害怕大家再次误会，这次可是老麻请客。”
说完，老麻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在这次酒局中，曾总把持着话题。他的公司与政府部门有些往来，讲起官员的升迁以及内部的八卦。我没有一点兴趣，默默地喝着酒，在他们点头附和时，假装露出微笑。不知不觉中，曾总把话题扯到了文学上，开始说起我那位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的朋友。他说，起初，听到我那位朋友的名字，顿时觉得太土了。身为一名作家，他怎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说完，他一顿，见到我们脸上舒展的笑容，他接着说，可后来他仔细琢磨，发现我的那位朋友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的名字。王院长问原因，大伙儿也看向曾总，期待他揭晓谜底。曾总喝了口酒，不急不缓地说，因为太过土气，别人一下子就记住了我那位朋友。
他说：“真是永生难忘啊。”
我正要发笑，曾总却看向了我。随后，好像遗忘了我的名字，他问我叫什么。
我说：“李祯。”
他紧皱眉头，说：“也太中规中矩了。”他强调不是我的名字不好，只是不容易让人记住。他问我，有没有想过改个名字，或许因为一个名字，我就能成名。
我不知如何解释，如何解释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爸给我起的，寓意“吉祥”，在遇到曾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名字有何不妥。不过，我很了解自己。之所以没有在文学圈崭露头角，是因为写得差，跟我的名字毫无关系。
老麻一时来了兴致，说：“要不你改名李虱吧。一个文学界的虱子。”
大伙再次笑了。我却感到受了侵犯，一股莫名的愤怒挤压在胸口，想要喷薄而出。他们是在教我做人。不仅是我，我想很多人都被教做人。我有一些朋友，遍布在各行各业，其中很多朋友长我几岁，凭借年龄的优势，他们以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教导我如何生活。虽然他们出于一片好心，但令我憎恶。我从来没有听从过，抱着“撞南墙”的姿态，在生活中，在文学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屡摔跟头。我只相信摔倒的次数以及自己的体悟。通过错误，认清自己。
我想起，在曾总的公司，他也给过我很多建议，那时，我心生感激。但这次为何不同。我感受到了羞辱，像一记拳头实实在在打在了我的身上，好像从我一出生，就注定是一个错误。是不是因为他想要干涉我的生活，我才如此不适？我说不清楚，但这绝不是出于自尊层面的伤害。
我紧握酒杯，想象着原因。
曾总敲了敲桌面，说：“想什么呢？”
我说：“想一个名字。”
我更喜欢与发小吃饭。我们从小学一块升至同一所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后，赵帅帅和大头都在同一家外卖公司干过。最终，赵帅帅成为一家制造红绿灯公司的销售，大头成了某保险机构培训管理岗位的主任，我则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但同样的乡村经历，童年时贫困的家境，却使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我们从来没有看不起对方，即使赵帅帅在市里最贵的地段买了一套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他们在市区里工作，周六也要上班。每到周六的晚上，我们找一家露天的烧烤摊，或者炒鸡店，要上三箱啤酒，一直喝到店主催促我们离开为止。在记忆里，我们没有在有包间的饭馆里吃过饭。我们选择最便宜的烤串店——一块钱一串，或者啤酒喝一送一。每次吃饭大概消费二百多块，基本上是我在吃，他们负责买醉。往往赵帅帅举起一串烤辣椒，就说，今天他就吃这一串。他们谈论房价，那座村子要拆迁了，政府补偿了一大笔钱；某某同学一个月赚到了三万……由于常年在外漂泊，我对家乡的改变知之甚少，只负责聆听。有时候，在他们谈到房子时，我会感到羞愧。他们已在市里买了房，我却一无所有，整日为吃饭犯愁。
黄岛是青岛市的一个区，三面环海，在此地，我度过了美好的四年大学时光。回去后，我没有惊动金浩文和他的小姨，在金沙滩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准备过一段“隐居”的生活。白天，我瘫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波涛汹涌的海水，陷入悠长而又混乱的梦境；晚上，我会看几部烂俗的電影，借此打发过剩的时间；深夜两点，我走出家门，伴着阵阵糜烂的花香，顺着云雾山路那条曲折的小径，朝一排排密集的住宅区走去。那里有一座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我要去买上一瓶啤酒，方能安然入睡。
李奔经常来看望我。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比我高一级，在大学的四年生活中，我经常和同学们嘲讽他装腔作势的做派，但吊诡的是，毕业后，我们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天，在小区里的人造湖前，我们猝不及防地相遇了，才发现同住在一座小区。每逢周五，李奔上完一周的课后，总会在下午六点钟，敲响我家的房门。我摊在沙发上，他坐在近旁，把手机交给我，问我吃点什么。我会在美团上点一些肉食，无非是烤串、烤鸭、烤鱼之类。他说：“喝点？”于是，我点开自己的美团App外卖，花几十块钱，买五斤扎啤。几杯啤酒下肚后，他聊起文学，说自己家曾是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个秀才，祖父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到了他父亲这辈，虽然做起生意（开饭馆），但读书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少年时，深受家里良好的家风熏陶，他读了很多文学名著，长达成人后，更是笔耕不辍。他扬言海明威的作品是面向未知的，不管放在哪个时代都适用。我说：“什么意思？”他却说起波拉尼奥。他的作品也是面向未知的。他解释，现在虽然大家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有人迷茫、痛苦，不知如何生活。我点头附和。可能他看出了我的困惑，他说：“你是不是也看不懂博尔赫斯？”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不懂哲学。”记得在大一时，我在图书馆借了一套尼采的全集，看了不到几页，我就躺在木板床上昏睡了过去。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哲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李奔打趣道，现在的创作者都像我一样，基本上不读其他领域的书了。因为知识的匮乏，导致创作不出好的东西。他要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我会说，懒得改变。他一脸盛怒，说我固执、迂腐。往往这时候，我知道他喝多了，便打住话题，不再聊下去。
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痴迷文学，因为无从考证他是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他自称艺术家，喜欢聊创作和独自创作，说在高中时，就开始写小说和诗，写了将近几百万字。可我从没有在期刊或者任何地方，目睹过他的作品。他说，不满意。只是不愿把作品公布于众罢了。我想起在咖啡馆中，我的大学老师王苑曾向我提过一嘴。她说：“你知道李奔吗。”我点头附和，说：“他真的读了上千本书吗？”王苑突然笑了，然后说，有一次，李奔跟系里的老师谎称，他给父母在黄岛买了套房。可当徐欣问在哪里买的时，李奔一时不说话了。因此对于李奔写的几百万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我没有揭穿，只是扯开话题，问学校里最近发生了什么。他一脸嫌弃，说，不知道。我有些不解。毕业后，李奔留校成为一名老师，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学校里的事情。他说，除了上课，他很少去往学校了。我就问系里老师的情况，想打听一些八卦。他却说，跟他们不熟。他们叫他吃饭，他都不会去的。
我问原因。
他说：“他们没文化，没啥可聊的。”
我想很可能是李奔性格导致的。在他的口中，我得知他倒是和学生们相处得不错。到了有课的日子，他提前半个小时赶到学校，等候着他们依次到来。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迟到过。他讲课风趣幽默，从来不会照着教材生硬地传授给他们知识。他说，他以朋友的方式对待学生。不过，他脾气火爆。遇到学生弄不清的问题，他总是忍不住地骂几句脏话。他主要负责教授剧本创作，他们班的大部分学生的剧本几乎都是出自他的点子。他不知道这种教授方法正确与否，因为这变相地剥夺了学生们的创造性。在我上大四那年，李奔已是系里的一名老师，但他没给我上过课。可有一次，在小区的电梯里，我们碰到了李奔的一个熟人。这位熟人询问李奔我是谁。他说我是他的学生。
我在黄岛待了差不多一年光景时，李奔把另一位老师带到了我家，自此以后，他也成了我家的常客。他叫魏尤，和李奔一样，在大四那年，留校成为一名老师。不过，他属于行政岗，在系里干一些统计之类的活，比如说，统计学生们期末成绩，以此确定奖学金花落谁手；处理学生们入党的事宜；了解毕业生的工作情况等等。他为人老实，待人和善，来我家做客，总是拎着一瓶牛二。魏尤和李奔是同班同学，仗着这层关系，李奔经常批评他的生活作风，指导他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世。李奔说：“还天天喝点吗？”魏尤说：“唉，我也想戒。但不喝酒睡不着觉。”李奔说：“你看看你都活成什么样了，再喝就废掉了。”魏尤也不说话，只是，大口地喝一杯牛二。
我总喜欢反驳两句，说：“难道魏尤作为一名大学老师，还不够体面吗？”李奔说，不是我想的那样。他解释，在学校里，魏尤不求上进，一点成绩也没有干出来。我质疑道，又有哪些老师干出成绩了。这时，魏尤像个怨妇，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起来。他向我诉苦——在学校里，他兢兢业业，就属他的工作量最大；他向李奔抱怨——很多学生的杂事其他老师不管，都是他忙着处理。我觉得很有道理，他的工作确实比给学生们上课的老师更费工夫。
李奔一脸诧异，好像魏尤怎么能说出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话。他质问他：“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吗？”
魏尤说：“是。”
李奔说：“既然是你的本职工作，你不该干吗？”
魏尤说：“该干。”
李奔说：“除了这些工作，你想想你还干过什么呢？” 魏尤面红耳赤，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李奔兀自站了起来，厉声说道：“你说，你是不是不求上进的废物！”
有时候，我觉得李奔说得对；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是用话语逻辑把我们诓骗了。我跟他争辩过，为自己、为魏尤，可他懂哲学，我说不过他。我不明白，像普通人一样，魏尤正经工作，都算不求上进，那怎样才算上进。
淄博市有一所理工大学。每隔两年，这所大学的文学系会邀请几位国内知名的作家给文学系的学生们上课。文学系的院长姓王，待人热情，很照顾当地的写作者。由于我是一名小说创作者，经过朋友的介绍，和她就此认识了。她待我不错，给我推荐过不少小说，问询我生活的近况，每当文学系举办活动，她总是向我发出邀请函。我知道王院长是一片苦心。她希望借助这种活动，让我结识人脉，早日在文学界混出头。为此我感念至今。
2017年3月，我在淄博市里租了套房子，准备专职写作，正巧赶上了文学周活动，由于这所理工类大学占地面积广大，拥有很多教学楼，刚踏入校门口，我就迷路了。我天生是个路痴，虽然来过几次，但记不起当初是怎么走到文学系的。我找路过的学生询问，他们都不是文学系的学生，有的说往东走，有的说往西，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心想要不要打电话，询问一下王院长。算了，我心想。我已经给她添了不少麻烦，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再麻烦她。我来到了一位环卫工人面前，向他说明缘由。他一脸不耐烦，指了指我对面的教学楼，说，这不是就在眼前吗。我朝他指的位置看过去，看到了王院长，她正站在楼道里，看着我笑。
她说：“是不是又把你当成学生了？”
我没有解释，已到而立之年，很多人却把我当孩子看待。可能是不着调的穿着，还有不太成熟的处事方式造成的吧。我时常在他们面前闹些笑话，他们都是一笑置之，好像在说：“哦，他还是个孩子。”
我跟王院长来到了课堂。讲台的正上方贴着欢迎XXX驻校作家的横幅，当地的写作者已经赶到，安静地坐在第一排，桌面上摆放着笔记本，等候着作家朋友们的到来。学生们则在悄悄地讨论着什么——游戏，中午吃什么，化妆品等等，好像这次活动与他们无关。
到了傍晚六点钟，王院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我常年在外漂泊，不清楚山东的规矩，因为自己年龄最小，一屁股就坐在了紧靠着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当地写作者面露吃惊，一个个奇怪地看向我，其中有一位甚至不怀好意地笑了。我心想是不是坐到了什么东西，就慌忙地抬起屁股查看，除了光滑、干净的棕褐色椅面，一无所有。我不好意思再次坐下，挠了挠脑袋，不知道如何是好。王院长走向了我，然后把我拉到她的位置，说：“你就坐我旁边吧。”
事后我才知道自己坐的位置是副陪的位置。在山东，喝酒是要讲究规矩的，分主陪和副陪，主陪是为最尊贵的客人准备的，副陪则负责敬酒，负责活跃酒局气氛。很显然，我坐到了不属于自己身份的位置上。
和他们吃饭时，我基本上不说话。他们都是文学界的前辈，我害怕说错话，冒犯到他们。我们关注的事物也不同。他们早已成家，孩子有的和我一般大，他们谈论孩子的学业，房价，某某领导高升了等等，这些都不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当时，由于我们这些当地的写作者与被邀请而来的作家们不熟，酒局的氛围有点过于沉闷了。没有人好意思挑起话头和这些知名作家们聊天。我坐在一旁，倍感无力，心思不由得落到了那把靠近门口的椅子上。我很好奇，那把椅子倒现在还是空着，那时我不知道它是属于副陪的位置，心想那把椅子之所以空着，是不是为了方便服务员上菜。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位方正脸的汉子出现了。他说了声“抱歉”，不由分说地坐在了那把椅子上。我很愤怒，但也没有说什么。他开始自我介绍，姓曾，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总，爱好文学和收集文玩字画……我突然想到，他不就是我朋友口中，那位长着猪腰子脸的“义士”吗（这位“义士”每年向理工大捐赠十五万，以此资助贫困学生）。看到他，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朋友形容得是多么的贴切。
曾总生性幽默，一边敬酒，一边讲述身边的趣事，比如说，“七月流火”这个词的用法。很多报刊的编辑常用它形容天气炎热，他告诉他们不对，这个词是形容天气转凉的，可他们像一头头蠢驴，屡教不改。他说，差点被语文课本毒害了。小时候，他在一篇散文中，读到了“伸手不见五指”这个词。他特意等到天黑，把手伸了出来，他发现自己被愚弄了。他明明能看到自己的手指头。他讲起村子里有一个罗圈腿的村民。一只土狗向这位村民疯狂地冲来，他两腿一并，想要夹住土狗，土狗却轻易地从他的腿下钻了过去。自此他给这位村民起了一个绰号，闹得村子里人尽皆知。
听到此处，一位作家朋友要跟曾总喝一杯。曾总却把酒杯一收，询问原因。这位作家打趣道，听说曾总经常仗义疏财，他想要在北京买房，奈何囊中羞涩。曾总哈哈一笑，说是不是王院长告诉他的。他捐赠理工大钱并不是不求回报。他扬言，他整天都在幻想，幻想站在颁奖台上，接受理工大全体学生和老师们的掌声。接着他说起了当地的其他几位商人，为了能够评上淄博市的杰出模范人物，他联合几位商人一块大行善事，他确实被评上了，自己所做的事迹也会登报，很快他的名字会被大众知晓。可当到了登报的那天，他发现其他几个商人的名字确实登上了报纸，唯独他的名字用“等”商人概括了。
他说，他就是那个“等”。
他一直被文化人蒙骗，现在已经不做好事了。
和曾总熟悉起来，是因为一部传记。通过一位朋友，他加了我的微信。他的意思是，一位当地的企业家想要找人写一部传记，他看过我一些小说，觉得颇有些文采，问我要不要试试。我已经三年没有工作，面对这次难得的赚钱机会，岂能错过。我说，多少钱。他说，十五万。我感觉浑身的血液燃烧了起来，第二天就前往了他的公司。
我的朋友和曾总私交甚好，经常去他的公司喝茶。由于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曾总曾经花重金买了他一部小说的手稿。除了我的朋友，曾总还收集了很多知名老作家的手稿。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望着两面墙壁的书架上堆满的书籍，我发现其中有很多买不到的老版本的小说。他向我展示一套他最近所购的民国时期的书，跟我聊起了文学。他除了表示羡慕，我还能说些什么。他说，最爱王小波。其他作家跟王小波相比，简直愚不可及。他问我，发表过哪些作品。我很惭愧，发表的作品很少，而且都發在不知名的杂志。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特意举了一位诗人的例子，告诉我如何获得名声。去年年底，这位诗人的一首作品成功入选了国内的XXX诗歌奖。但最终投票选出一等奖。这位诗人没什么名气，怎么可能有读者给他投票，于是，他找到曾总，商量对策。曾总二话不说，通过科技的力量（找了一家投票公司，花钱刷票），给他拉来了上万张票，让他如愿获得了一等奖。曾总说：“你应该认识他吧。就是老麻。” 我故作吃惊状，说：“哦，原来是他。”
曾总说：“现在人家已经是国内知名诗人了。”
我說：“那我应该怎么出名呢？”
他说：“你跟王院长熟吗”
我说：“还好。”
他说：“多找找她吧，王院长在圈子里很有人脉。”
我不赞同曾总很多的观点，但没有表露。对于我来说，文学是一份工作，我只求能够养活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赢得名声。他预付了我三万块钱，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尽量往好的方面写。于是，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这本传记。曾总却没有再提起此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写砸了，但我心里充满感激。我想可能是活得太过穷困，别人稍微给我一点好处，我都会没齿难忘。
我们之间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有王院长、我的一位朋友、曾总和诗人老麻。到了八月份，在群里，老麻通知我们，王院长要带着儿子去金华度假了。他受过王院长很多恩惠，比如说，通过王院长的关系，使得老麻拿到了一个省内的诗歌奖，使得他拿到了五万块的奖金。当然，老麻不缺钱。他是一家银行的行长，仅仅为了奖项所带来的荣誉。他经常请我们和王院长吃饭。这次，也不例外。他说，在蓝海大酒店订了一个包间，希望我们诸位准时到达，为王院长送行。
在群里，我看到了老麻发的这一条消息，见没人回复，我索性读小说了。隔了一会儿，我收到了老麻私下给我发的消息。他希望我在群里活跃一下气氛。我二话没说，在群里回复：我去！为了表示激动的情绪，特意用了惊叹号。
没隔几分钟，在群里，曾总回复我的那句话容易被误解，尤其是加了惊叹号之后。他说，应该说，我一定去。群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家纷纷响应着曾总，重复着他的话。我却有些生气，不就是一句话吗，何必如此较真。但他们都是前辈，我只能忍耐。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曾总却没有出现（他提前打过招呼，他的一个济南的朋友正巧过生日，要晚些时候再到），我们坐在包间里聊着天，打着牌，等候着他。大概七点多一点，他满面红光地出现了。他说，幸好，在济南，他的朋友中午过的生日，要不然赶不回来，见不到王院长，余下的时日王院长只能活在他心里了。我们哈哈一笑，随手把他请到了主陪的位置。他说，坐归坐，但这次大家要清楚是老麻请客。老麻要曾总放心，他肯定请。曾总却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吐槽起一桩往事。有一次，老麻请几位诗歌界的朋友吃饭。为了招待好他们，他特意把曾总请到了主陪的位置。曾总没有令他失望，凭借着昔日幽默的作风，大伙无不被曾总逗得捧腹大笑。可是，到了酒局快结束时，出问题了。一直默默地喝着酒的老麻突然站了起来。大家疑惑地看着他，问他，怎么了。老麻一脸不悦，说必须要敬大伙儿一杯酒。大伙儿十分疑惑，为什么老麻要突然敬酒了。老麻却说，虽然曾总坐在主陪，但这顿饭是他掏的钱。
曾总强调：“害怕大家再次误会，这次可是老麻请客。”
说完，老麻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在这次酒局中，曾总把持着话题。他的公司与政府部门有些往来，讲起官员的升迁以及内部的八卦。我没有一点兴趣，默默地喝着酒，在他们点头附和时，假装露出微笑。不知不觉中，曾总把话题扯到了文学上，开始说起我那位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的朋友。他说，起初，听到我那位朋友的名字，顿时觉得太土了。身为一名作家，他怎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说完，他一顿，见到我们脸上舒展的笑容，他接着说，可后来他仔细琢磨，发现我的那位朋友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的名字。王院长问原因，大伙儿也看向曾总，期待他揭晓谜底。曾总喝了口酒，不急不缓地说，因为太过土气，别人一下子就记住了我那位朋友。
他说：“真是永生难忘啊。”
我正要发笑，曾总却看向了我。随后，好像遗忘了我的名字，他问我叫什么。
我说：“李祯。”
他紧皱眉头，说：“也太中规中矩了。”他强调不是我的名字不好，只是不容易让人记住。他问我，有没有想过改个名字，或许因为一个名字，我就能成名。
我不知如何解释，如何解释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爸给我起的，寓意“吉祥”，在遇到曾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名字有何不妥。不过，我很了解自己。之所以没有在文学圈崭露头角，是因为写得差，跟我的名字毫无关系。
老麻一时来了兴致，说：“要不你改名李虱吧。一个文学界的虱子。”
大伙再次笑了。我却感到受了侵犯，一股莫名的愤怒挤压在胸口，想要喷薄而出。他们是在教我做人。不仅是我，我想很多人都被教做人。我有一些朋友，遍布在各行各业，其中很多朋友长我几岁，凭借年龄的优势，他们以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教导我如何生活。虽然他们出于一片好心，但令我憎恶。我从来没有听从过，抱着“撞南墙”的姿态，在生活中，在文学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屡摔跟头。我只相信摔倒的次数以及自己的体悟。通过错误，认清自己。
我想起，在曾总的公司，他也给过我很多建议，那时，我心生感激。但这次为何不同。我感受到了羞辱，像一记拳头实实在在打在了我的身上，好像从我一出生，就注定是一个错误。是不是因为他想要干涉我的生活，我才如此不适？我说不清楚，但这绝不是出于自尊层面的伤害。
我紧握酒杯，想象着原因。
曾总敲了敲桌面，说：“想什么呢？”
我说：“想一个名字。”
我更喜欢与发小吃饭。我们从小学一块升至同一所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后，赵帅帅和大头都在同一家外卖公司干过。最终，赵帅帅成为一家制造红绿灯公司的销售，大头成了某保险机构培训管理岗位的主任，我则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但同样的乡村经历，童年时贫困的家境，却使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我们从来没有看不起对方，即使赵帅帅在市里最贵的地段买了一套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他们在市区里工作，周六也要上班。每到周六的晚上，我们找一家露天的烧烤摊，或者炒鸡店，要上三箱啤酒，一直喝到店主催促我们离开为止。在记忆里，我们没有在有包间的饭馆里吃过饭。我们选择最便宜的烤串店——一块钱一串，或者啤酒喝一送一。每次吃饭大概消费二百多块，基本上是我在吃，他们负责买醉。往往赵帅帅举起一串烤辣椒，就说，今天他就吃这一串。他们谈论房价，那座村子要拆迁了，政府补偿了一大笔钱；某某同学一个月赚到了三万……由于常年在外漂泊，我对家乡的改变知之甚少，只负责聆听。有时候，在他们谈到房子时，我会感到羞愧。他们已在市里买了房，我却一无所有，整日为吃饭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