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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去世，留给郭玉良一个儿子，和一张53万的催款单。他不得不与医院达成一则长达106年的还款协议，而至今无力还上一分钱。他依旧在为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
从北京西客站下车后，郭玉良就直奔二姐家。路不长，300米。然而他还是走得非常艰难。那一天是2009年8月15日。
出生在河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郭玉良，初中尚没有毕业便辍学回家了，此后便开始四处打工挣钱。几个星期前，在山东一个工地打工时，落下的砖头砸伤了他的脚踝。现在的他，走路依旧是一瘸一拐。
到了之后，他坐在一家美容店外边等着二姐出来。随行的摄影记者买了支冰棍递给他。他摆摆手，最后还是接过了。“这是我今年夏天第一次吃冰棍。”他咧着嘴冲记者笑，眼睛眯成一条直线，似乎有些羞涩。
北京，南京，深圳，广州，天津，沈阳，乌鲁木齐……作为数亿底层打工者的一员，郭玉良在中国地图上用脚丈量了一个圈。他在圈里奔跑，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赚钱，还债。
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始于2007年。他与北医三院签订了一份长达106年的还款协议，还款总额是53万。
妻子之死
2007年7月27日。这是27岁的郭玉良牢记着的为数不多的日子之一。
年仅25岁的妻子张桂梅，在这一天产后去世。留给他一个男娃娃，还有一张53万元的催款单。他的天塌了，整个世界开始旋转。
“我心里难受啊!”他回忆着过往，压抑着呜咽，始终不转过头来看记者。
郭玉良一直想不通：好端端的人，怎么就走了?他一直记得之前的B超显示，妻子和肚子里的宝宝都很健康，全家人为此高兴不已。情况就在妻子生产的这一天突变。当天凌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肝脂肪、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郭玉照看不懂这些名词，他只知道，医院通知他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
这是他离开驻马店到北京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工作是空调安装，装一个20元，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多块。他也曾经仔细估算过，生个娃2000元应该够了。他揣着积攒的4000元钱，开心地让张桂梅也走出了家门。
从贫困的家乡到北京，郭玉良以为新生活离自己并不远。遗憾的是，幸福站得远远地跟自己招了招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医院病房外，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汉子蹲在地上哭泣。老家的亲戚凑够了4万块，让张桂梅得以转到北医三院进行治疗。结局仍旧无法逆转：47天后，张桂梅离开人世。4天后，郭玉良接到了北医三院的催款通知单：53万。这些个赫然大字让他傻了眼。
漫无边际的无助像海潮般袭来。
遗体之争
离春节不足10天。郭玉良和医院的纠葛依旧没有结束，“城市的医院是老虎。”
2005年的时候，他曾带着母亲来北京看病，几项检查过后，2万元所剩无几。母亲还是去世了。“要是花两万在老家看病，我妈肯定不会死。”姐姐拖着他去找了民政局、卫生局、红十字会还有妇联，想讨个说法。在北京打工的姐姐生活并不宽裕，一天10个小时的工作，也仅仅能挣得生活的日常花费。
事情，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北医三院和郭玉良协商：张桂梅的遗体捐给医院做医学解剖，53万欠款医院就不要了。“她是为我生儿育女死的!”郭玉良攥紧了拳头，“就算100万，也不能把她卖了!”他执拗地认准了一个理：要带她同老家，不想以后觉得遗憾。“我欠她父母的。”
“她的父母怪你吗?”记者问得很小心。他摇了摇头：“他们连句重话都没说。”
他开始盘算还款计划：每年5～7月工资2000元左右，8～9月1000多元，3～4月600～800元，大女儿上学每月需300元，刚出生的小儿子每月吃奶粉需要630元，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的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每年最多保证还给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这份协议上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但是尸体的存放成为了新的难题——他掏不起停尸费。一位台商给他汇来6000元，他付了费用。
腊月二十五，郭玉良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300元，带着妻子的骨灰回了河南老家。
走起来，还债
那瓶矿泉水转眼见了底。郭玉良几乎每回答记者一个问题，就会喝一口水。
“你没觉得这个还款协很荒唐?”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医院让我老婆多活了40多天，我知足了。”
安葬完妻子之后，郭玉良去了南京。先前捐钱的老板又给他在自己的工厂谋了个工作。工资优渥，工作也比较轻松。但他干得很卖力，总觉得自己欠了很重的人情。
2008年4月30日，他给老板留了封信，要离开工厂，离开南京。那封信的内容如下：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郭玉良终生难忘。但孩子需要照管，我必须回家。
他还列出了一个计算公式：“我欠你6000元救命钱，大年正月初六，我来到这里，工作期间做了哪些活，应该拿多少钱。”他计算出自己的工资是2000元，然后把扣除工资后的4000元一齐装进了信封。
“他(指老板)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他是有目的地让我留在工厂的，他是想把资助我的事跟人炫耀。”然后他话锋一转：“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我不想被人看不起。”他离开的根源是“马桶事件”。老板办公室的马桶坏了，找他来修。他叮嘱老板先别用，可是在修的途中，意外还是发生：脏水顺着管道冲下来，溅了他一身。那一刻，他感觉心如死灰。他笃定老板是故意使用马桶的。
“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他说自己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受不了这口气。一星期后，他干满了这个月，离开了南京。
失业，是一个漩涡
在此之前，无锡一家电梯厂的老总主动表示：先帮郭玉良垫付欠的6000元，并欢迎他来电梯厂工作。他还是推托了无锡电梯厂的好意，最终没有去工作。
“小儿子送回家后身上开始起疙瘩，家里人一直催我接走，大女儿也要上学，去无锡解决不了上学的问题。”
2008年的劳动节，他买了从无锡南下的火车票，目的地是广东惠州。老乡说，工作有的是，包你找得到。到深圳那天倾盆大雨。他舍不得50元一晚的住宿费，躲到了天桥底下避雨、过夜。半夜口渴难耐，寻到一间小卖铺，咬咬牙，递过去一张50元，买了一瓶可乐。店里的小女孩递过来一团钞票。他愣住了，是一张簇新的100元和几张零钱。
没有任何思考，他一把抓过，胡乱皱成一刚塞进了口袋里。“到现在一想起来我心里头还难受。小女孩也就十五六岁，赚钱也不容易，这事我都跟我姐说了好几回。”他眉头紧蹙，向面前的记者解释：“可那时候真的是缺钱呀!换作平时，我也不会做这缺德事。” 在惠州打工的老乡吹了，牛皮——那个工厂并不缺人。
倔强的郭玉良没有打招呼，他径直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找一位堂哥。堂哥听闻了他的情况，把自己的三轮车白送给他，让他在城里送客赚钱。
一个礼拜后，郭玉良还是离开了。
“惠州当地的方言太难听懂，跑个生意没法交流，我做不下去。”他撇撇嘴。
在随后的时间里，郭玉良几乎一直在失业的漩涡里徘徊。他干过临时建筑工，站在20多米的高空，不敢往下望，连走带爬地在高空中作业，吓得心怦怦直跳；他开过长途车，即便是拉肚子，也要没日没夜地前行，晚上睡厨房，盖一条曾经是宠物的被子；他装过中央空调，大部件猛地掉下来砸碎了他的脚趾，还是照样上班，一瘸一拐地登高、下地。
所有的工作几乎不会超过3个月就会由于因为各种原因夭折：工资低、遭拖欠，或者，觉得遭人白眼，不想干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农民工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我的劳累，你们也想象不到。”他红了眼圈，转过了头。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一直伴随着他。
事实是，他逃不开失业的漩涡，而还款计划的实现，无疑变得更为遥远了。年终之后，一天比一天难熬。一年过去了，他没有还上一分钱。对他来说，每过一天，离还债的目标就远了一些。
失望，是一种习惯
“我对……很失望。”郭玉良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他对城里人很失望。前一段时间，他去医院看砸伤的脚踝，一直有人插队。他就那么一直沉默着，如同雕像。看着眼前穿梭的人群，心里暗暗愤怒。一个半小时后人都走光了，他是最后一个。他跟医生说：都走了?终于轮到我了吧?
他说他看不起城里人，有俩钱儿，就没了公德心。“那别人插队你怎么不说话?”记者似乎戳到了他的痛处。他涨红了脸：“没想到他们这么不自觉，每个人都插队。唯一的好人就是个老太太，她问我要不要先看病。”
他对农民工很失望。他说他忍受不了工地生活：“那些人都太不讲究了，爱使别人的饭缸，别人的盆。”要是有工友用了他的饭缸，他会砸了它。“前前后后，我都砸碎了30多个。3块钱一个，小百块钱了。”他有些得意，似乎这种行为以示可以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
现在的他，舍不得砸了。“能省就省。”后来他干脆不洗碗，等到下次吃饭前洗。
他对老父亲很失望。前段时问他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嘤嘤的哭泣声。哭自己委屈儿子命苦。“他又喝醉了。”60多岁的父亲酗酒，经常不做饭，给俩孩子一人一包方便面。孩子每到饭点就跑遍村子，倚着乡亲的门栏，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那家人吃饭。总有不忍的人招呼坐下一起吃。
女儿两门功课加起来只有70分。“都五年级了，连8 8都不知道等于几!”这些细节是姐姐转述给郭玉良听的，他痛得心都抽搐了。孩子的命运，也跟着他在路口拐了好几个弯，早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将来，是一个黑洞
郭玉良决定回家了。他选择了中国农民工最后，也往往是最无奈的一条路。
他说最晚今年中秋之后就回，“我想弄个蔬菜大棚，不给人打工了。自己干，再怎么不济也不会受人气。”
“会受气也是因为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他又叹了口气，很费解地问道，“可现在的老板为什么就喜欢会做人不会做事的员工呢?”
“那还还钱吗?”记者小心地询问。
“那得看大棚成功不成功了，反正今年是不可能还了。”他又转过头去，避开记者的目光，“不是不还，我是无奈，真还不起。”
土地是不会骗人的，而土地之上的家永远是充满希望的。他开始描述对未来的规划：家里还有两亩地，正好把老家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弄个两三万，学点技术，伺弄蔬菜大棚，还可以照顾照顾孩子。提到小儿子京鑫，他的话格外地多了起来：“只要听到儿子说话，就觉得安慰，也变得坚强，再没精打采我也会精神起来。”
“你觉得儿子将来会怪你吗?”记者问道。“不知道……以后的话难得说，慢慢走。”郭玉良的脸在氤氲的水汽里渐渐模糊。
他突然冒出一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把这笔债还清了，我也不想孩子将来看到这个荒唐事，如果实现了，一辈子就不遗憾了。”他低下头，长久地沉默。
从北京西客站下车后，郭玉良就直奔二姐家。路不长，300米。然而他还是走得非常艰难。那一天是2009年8月15日。
出生在河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郭玉良，初中尚没有毕业便辍学回家了，此后便开始四处打工挣钱。几个星期前，在山东一个工地打工时，落下的砖头砸伤了他的脚踝。现在的他，走路依旧是一瘸一拐。
到了之后，他坐在一家美容店外边等着二姐出来。随行的摄影记者买了支冰棍递给他。他摆摆手，最后还是接过了。“这是我今年夏天第一次吃冰棍。”他咧着嘴冲记者笑，眼睛眯成一条直线，似乎有些羞涩。
北京，南京，深圳，广州，天津，沈阳，乌鲁木齐……作为数亿底层打工者的一员，郭玉良在中国地图上用脚丈量了一个圈。他在圈里奔跑，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赚钱，还债。
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始于2007年。他与北医三院签订了一份长达106年的还款协议，还款总额是53万。
妻子之死
2007年7月27日。这是27岁的郭玉良牢记着的为数不多的日子之一。
年仅25岁的妻子张桂梅，在这一天产后去世。留给他一个男娃娃，还有一张53万元的催款单。他的天塌了，整个世界开始旋转。
“我心里难受啊!”他回忆着过往，压抑着呜咽，始终不转过头来看记者。
郭玉良一直想不通：好端端的人，怎么就走了?他一直记得之前的B超显示，妻子和肚子里的宝宝都很健康，全家人为此高兴不已。情况就在妻子生产的这一天突变。当天凌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肝脂肪、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郭玉照看不懂这些名词，他只知道，医院通知他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
这是他离开驻马店到北京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工作是空调安装，装一个20元，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多块。他也曾经仔细估算过，生个娃2000元应该够了。他揣着积攒的4000元钱，开心地让张桂梅也走出了家门。
从贫困的家乡到北京，郭玉良以为新生活离自己并不远。遗憾的是，幸福站得远远地跟自己招了招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医院病房外，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汉子蹲在地上哭泣。老家的亲戚凑够了4万块，让张桂梅得以转到北医三院进行治疗。结局仍旧无法逆转：47天后，张桂梅离开人世。4天后，郭玉良接到了北医三院的催款通知单：53万。这些个赫然大字让他傻了眼。
漫无边际的无助像海潮般袭来。
遗体之争
离春节不足10天。郭玉良和医院的纠葛依旧没有结束，“城市的医院是老虎。”
2005年的时候，他曾带着母亲来北京看病，几项检查过后，2万元所剩无几。母亲还是去世了。“要是花两万在老家看病，我妈肯定不会死。”姐姐拖着他去找了民政局、卫生局、红十字会还有妇联，想讨个说法。在北京打工的姐姐生活并不宽裕，一天10个小时的工作，也仅仅能挣得生活的日常花费。
事情，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北医三院和郭玉良协商：张桂梅的遗体捐给医院做医学解剖，53万欠款医院就不要了。“她是为我生儿育女死的!”郭玉良攥紧了拳头，“就算100万，也不能把她卖了!”他执拗地认准了一个理：要带她同老家，不想以后觉得遗憾。“我欠她父母的。”
“她的父母怪你吗?”记者问得很小心。他摇了摇头：“他们连句重话都没说。”
他开始盘算还款计划：每年5～7月工资2000元左右，8～9月1000多元，3～4月600～800元，大女儿上学每月需300元，刚出生的小儿子每月吃奶粉需要630元，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的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每年最多保证还给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这份协议上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但是尸体的存放成为了新的难题——他掏不起停尸费。一位台商给他汇来6000元，他付了费用。
腊月二十五，郭玉良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300元，带着妻子的骨灰回了河南老家。
走起来，还债
那瓶矿泉水转眼见了底。郭玉良几乎每回答记者一个问题，就会喝一口水。
“你没觉得这个还款协很荒唐?”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医院让我老婆多活了40多天，我知足了。”
安葬完妻子之后，郭玉良去了南京。先前捐钱的老板又给他在自己的工厂谋了个工作。工资优渥，工作也比较轻松。但他干得很卖力，总觉得自己欠了很重的人情。
2008年4月30日，他给老板留了封信，要离开工厂，离开南京。那封信的内容如下：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郭玉良终生难忘。但孩子需要照管，我必须回家。
他还列出了一个计算公式：“我欠你6000元救命钱，大年正月初六，我来到这里，工作期间做了哪些活，应该拿多少钱。”他计算出自己的工资是2000元，然后把扣除工资后的4000元一齐装进了信封。
“他(指老板)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他是有目的地让我留在工厂的，他是想把资助我的事跟人炫耀。”然后他话锋一转：“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我不想被人看不起。”他离开的根源是“马桶事件”。老板办公室的马桶坏了，找他来修。他叮嘱老板先别用，可是在修的途中，意外还是发生：脏水顺着管道冲下来，溅了他一身。那一刻，他感觉心如死灰。他笃定老板是故意使用马桶的。
“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他说自己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受不了这口气。一星期后，他干满了这个月，离开了南京。
失业，是一个漩涡
在此之前，无锡一家电梯厂的老总主动表示：先帮郭玉良垫付欠的6000元，并欢迎他来电梯厂工作。他还是推托了无锡电梯厂的好意，最终没有去工作。
“小儿子送回家后身上开始起疙瘩，家里人一直催我接走，大女儿也要上学，去无锡解决不了上学的问题。”
2008年的劳动节，他买了从无锡南下的火车票，目的地是广东惠州。老乡说，工作有的是，包你找得到。到深圳那天倾盆大雨。他舍不得50元一晚的住宿费，躲到了天桥底下避雨、过夜。半夜口渴难耐，寻到一间小卖铺，咬咬牙，递过去一张50元，买了一瓶可乐。店里的小女孩递过来一团钞票。他愣住了，是一张簇新的100元和几张零钱。
没有任何思考，他一把抓过，胡乱皱成一刚塞进了口袋里。“到现在一想起来我心里头还难受。小女孩也就十五六岁，赚钱也不容易，这事我都跟我姐说了好几回。”他眉头紧蹙，向面前的记者解释：“可那时候真的是缺钱呀!换作平时，我也不会做这缺德事。” 在惠州打工的老乡吹了，牛皮——那个工厂并不缺人。
倔强的郭玉良没有打招呼，他径直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找一位堂哥。堂哥听闻了他的情况，把自己的三轮车白送给他，让他在城里送客赚钱。
一个礼拜后，郭玉良还是离开了。
“惠州当地的方言太难听懂，跑个生意没法交流，我做不下去。”他撇撇嘴。
在随后的时间里，郭玉良几乎一直在失业的漩涡里徘徊。他干过临时建筑工，站在20多米的高空，不敢往下望，连走带爬地在高空中作业，吓得心怦怦直跳；他开过长途车，即便是拉肚子，也要没日没夜地前行，晚上睡厨房，盖一条曾经是宠物的被子；他装过中央空调，大部件猛地掉下来砸碎了他的脚趾，还是照样上班，一瘸一拐地登高、下地。
所有的工作几乎不会超过3个月就会由于因为各种原因夭折：工资低、遭拖欠，或者，觉得遭人白眼，不想干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农民工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我的劳累，你们也想象不到。”他红了眼圈，转过了头。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一直伴随着他。
事实是，他逃不开失业的漩涡，而还款计划的实现，无疑变得更为遥远了。年终之后，一天比一天难熬。一年过去了，他没有还上一分钱。对他来说，每过一天，离还债的目标就远了一些。
失望，是一种习惯
“我对……很失望。”郭玉良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他对城里人很失望。前一段时间，他去医院看砸伤的脚踝，一直有人插队。他就那么一直沉默着，如同雕像。看着眼前穿梭的人群，心里暗暗愤怒。一个半小时后人都走光了，他是最后一个。他跟医生说：都走了?终于轮到我了吧?
他说他看不起城里人，有俩钱儿，就没了公德心。“那别人插队你怎么不说话?”记者似乎戳到了他的痛处。他涨红了脸：“没想到他们这么不自觉，每个人都插队。唯一的好人就是个老太太，她问我要不要先看病。”
他对农民工很失望。他说他忍受不了工地生活：“那些人都太不讲究了，爱使别人的饭缸，别人的盆。”要是有工友用了他的饭缸，他会砸了它。“前前后后，我都砸碎了30多个。3块钱一个，小百块钱了。”他有些得意，似乎这种行为以示可以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
现在的他，舍不得砸了。“能省就省。”后来他干脆不洗碗，等到下次吃饭前洗。
他对老父亲很失望。前段时问他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嘤嘤的哭泣声。哭自己委屈儿子命苦。“他又喝醉了。”60多岁的父亲酗酒，经常不做饭，给俩孩子一人一包方便面。孩子每到饭点就跑遍村子，倚着乡亲的门栏，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那家人吃饭。总有不忍的人招呼坐下一起吃。
女儿两门功课加起来只有70分。“都五年级了，连8 8都不知道等于几!”这些细节是姐姐转述给郭玉良听的，他痛得心都抽搐了。孩子的命运，也跟着他在路口拐了好几个弯，早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将来，是一个黑洞
郭玉良决定回家了。他选择了中国农民工最后，也往往是最无奈的一条路。
他说最晚今年中秋之后就回，“我想弄个蔬菜大棚，不给人打工了。自己干，再怎么不济也不会受人气。”
“会受气也是因为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他又叹了口气，很费解地问道，“可现在的老板为什么就喜欢会做人不会做事的员工呢?”
“那还还钱吗?”记者小心地询问。
“那得看大棚成功不成功了，反正今年是不可能还了。”他又转过头去，避开记者的目光，“不是不还，我是无奈，真还不起。”
土地是不会骗人的，而土地之上的家永远是充满希望的。他开始描述对未来的规划：家里还有两亩地，正好把老家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弄个两三万，学点技术，伺弄蔬菜大棚，还可以照顾照顾孩子。提到小儿子京鑫，他的话格外地多了起来：“只要听到儿子说话，就觉得安慰，也变得坚强，再没精打采我也会精神起来。”
“你觉得儿子将来会怪你吗?”记者问道。“不知道……以后的话难得说，慢慢走。”郭玉良的脸在氤氲的水汽里渐渐模糊。
他突然冒出一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把这笔债还清了，我也不想孩子将来看到这个荒唐事，如果实现了，一辈子就不遗憾了。”他低下头，长久地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