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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摄影包,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
拍摄贫困母亲,这一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10年中,于全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乡长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
照片上的真实
“有一次我在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于全兴来到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象。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现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一趟家,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于全兴流下了眼泪。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6.9
拍摄贫困母亲,这一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10年中,于全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乡长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
照片上的真实
“有一次我在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于全兴来到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象。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现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一趟家,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于全兴流下了眼泪。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