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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又称“见鬼论”）。这是一个重要历史史实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至今社会上有的假想妄论，有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甚至于有的农林高校的教育和管理者包括其他农林工作者，也带着个人感情色彩与立场观点去恣意曲解。
那么，“见鬼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作为农林大学的一名教育者和管理者，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我通过对有关资料的研究，试图弄清原委和真相，斟别正误，特撰本文，以共商于专家学者。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究竟是谁说，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所说，其本意是什么，实际情况又如何？是许多人关心而又没有弄得很明白的问题。
查阅大量严肃正规的公开文献及其出版物，包括一些伟人的回忆录与传记，仅在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中记有“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句话，并注有“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在其他极少数非中央级书刊和一些网站（页）中有零星涉及或叙述，且版本很多，说法不一，主要是在一些领导、农林（教育）工作者、作家等人的讲话、回忆性文章与文学作品中时有出现，同样是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传说性质的。徐建成在《回眸东北农业大学55年发展历程》一文中说，在大跃进时期，东北某市近郊一所农学院，因城市扩展而把该校包围在了城市里面，使得学校无法进一步发展，市领导就打报告请示中央，要求批准将该校迁往郊区，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就说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这么一句话。有的文章又说是刘少奇在1958年9月视察河南时说了这句话，还有的文章说是陆定一在1958年8月发表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讲了这句话。
第二类是推想性质的。说是康生在1958年7月19日，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身份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讲了“农林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而且是他在讲“农民将了一军，农学院的各种科学宝座、教授宝座都在动摇，发生了学校到底农民要不要的问题”和“学校最少要挂5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等内容之后讲的，并且还向毛泽东说了“农业科学没有东西，真正的农业科学在中国农民手里，没有办农业大学的必要”之类的话。
第三类是编造性质的。有的说是毛泽东在1958年《论教育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个要求，甚至为了让人确信，还在文末注释为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或者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这种类型，多半是作者写文章臆造，但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论教育革命》发表的时间是1967年12月7日。
第四类是文学著述性质的。如刘心武在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中叙述“说是地质学院已决定外迁，根据‘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了吗？’的逻辑，地质学院办在城里当然也是见鬼，必得搬迁到山沟里去……”。又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新望于2004年3月出版的《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永联村记事：1970～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由张晓山所写的“序一”里写道：1976年初，当时的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只有办到农村才能见太阳”，以及张鸣在《视野》2004年第9期“改行”一文中记述，“我所读的学校，说来有点惭愧，是当年王震领着转业官兵在北大荒开荒的时候，乘着大跃进的热乎劲办的，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像那个年月闹的很多热闹一样被调整掉，反而成了一所正式的大学，一所‘文革’期间惟一‘不见鬼’(毛泽东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农业大学”等。
第五类是网络性质的。如在中国农业大学网页中，郑大玮曾在《建设一流大学，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做贡献》一文中写到：毛主席在1959年曾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同一网页中，署名“流沙”的作者，在《高鹏先生——九十六年沧桑岁月，七十五载爱国爱党情深》一文中也写到：在得知邓小平即将复出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顶着违背“最高指示”——“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巨大压力，以政治家的胆识和谋略，开始谋划把学校搬回原址办学。
第六类是回忆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秘书之一李锐在回忆性文章《‘大跃进’的高潮——北戴河会议》中写道：“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开始。地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第一天的会是下午3?点半开到5?点，记得有80?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话：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出题目。重点是第一个问题……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作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作官，官作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
上面述及的仅为例证，笔者不对所涉人物或作者进行批评与不尊重。综合各类材料，或从上面的罗列可以看出，李锐所写或是其主要意思，相对而言更为可信，因为他当时的工作性质和身份特殊。从李锐的文章中，至少有三点可引起我们重视：
一是毛泽东确实讲过这句话，原话或者说原意是“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而不是前面的“农林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乡下去”等误传，也不是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中讲的“搬到农村去”。至于人民出版社和李锐谁更准确，谁走了样，还是毛泽东本人进行了修正，只有档案解密后方可知晓。但有一点不能怀疑，“乡下”与“农村”在当时是有区别的，现在的区别更大。
二是毛泽东讲这句话的时间，是在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不是前面提及的1959年或“文化大革命”，更不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讲。这与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中所标注的时间相吻合。
三是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前提，是在专门谈“干部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而且是在刚刚讲了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之后，再次强调学校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问题时才讲的。其逻辑思维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或参加劳动、农业大学就不应办在城里、农业大学就应办在或搬到乡下”，并且是以“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为前提，去揭示当时苏联教育中存在的这种现象或问题，去阐述或强调当时我国学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紧迫感和重要性的，并没有真正要或要求我国的农业大学要搬到乡下的实质之意。
在这里，之所以突出强调以“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为前提或观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中国在1958年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尤其是中苏关系十分特殊。从国内外现在解密的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且毛泽东当时更多的指向是批评或批判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确实有急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当时国情、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新的办学与人才培养模式之意图。关于这一点，从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对学习外国经验过程中“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的批评，到毛泽东在1958年4月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照搬苏联“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的再次批判等都能印证这一点。
毛泽东讲话之后，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全国农林院校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二年，所有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提出了全国农林院校都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二年要求，并做出了“所有现在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决定。但这些指示、决定下发后，因当时各种因素影响，高校和高校所在的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按指示去落实。除山东农业大学根据省委1958年9月29日通知要求，由济南洪家楼搬至现址泰安，并与当时设在泰安的山东林学院、山东畜牧兽医学院、泰安农业学校、济南水利学校（由济南迁至泰安）四所学校合并，成立山东农业大学外，其它的农业院校没有一所搬到了农村去，也没有一所林业院校搬到林区去。农林类高校同其它类高校一样，仅仅是下放劳动锻炼而已。
在1958至1966年期间，即使有少数农林高校进行了搬迁调整，似乎也与毛泽东北戴河会议的讲话和《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无关。在农业院校中，中国农业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中迁至延安的，河南农业大学是1957年从开封迁至郑州的，南京农业大学则是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前，于1958年5月被批准从南京城内丁家桥迁至现址的。四川农业大学是1956年迁雅安时才独立建校的，甘肃农业大学同样是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前，于1958年5月由甘肃省委决定，将正在筹建的甘肃农学院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合并才组建的。在林业院校中，南京林业大学是1955年从南京城内丁家桥迁至现址玄武湖边上的。而云南林学院成立时间是1960年，中南林学院是1964年。西北林学院成立时间则更晚，是1979年。
真正的高校（包括农林院校）大搬迁工作，是1969年前后发生的。解密的档案和历史表明，这次大搬迁与毛泽东的北戴河会议讲话和《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无关。真实情况是，1969年，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且由苏方挑起、中苏先后于３月２日、15日、17日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武装冲突，党中央于8月28日发布了疏散命令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和东三省才普遍开展疏散大中城市人口和物资工作的。自然也包括迁出高等学校工作。事实证明，许多高校在这年的9至12月期间，确实迁出了原所在的大中城市。如莽东鸿发表在《党史博览》2006年第1期上的《1969北京高干大疏散》一文中写到：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的情况。北京高校如此，其它城市的许多高校也同样如此。
对于农林高校而言，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因所在地特殊，两校于1968年下半年提前分别迁至香兰农场和伊春地区和带岭。河南农业大学1972年迁往了许昌。而中国农业大学是1973年才迁至河北省涿县的。北京林业大学是1969年末迁往云南的。至于南京林业大学没有迁出南京的真正原因，是当时林业部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考虑到南京林业大学历史悠久，地处华东和南方，服务长江流域，且工科突出等特点，在1972年4月就把其校名改为了“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并继续留在南京办学，并不是现在许多媒体和有关书籍中把南京林业大学作为一所因应“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而更改校名、没有搬迁并遭受破坏的典型来宣传的那样。实际上，南京林业大学同其它高校一样，在1966年“文革”前夕，也曾多次新选校址，只是因多种原因被搁置了下来而已。
“见鬼论”并没有对全国农林教育造成大冲击大破坏。整个教育，包括农林教育真正受到大冲击、大破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
那么，“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对全国农林院校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又是不是像关敏的《人权正义论》中等等说的那样，对全国农林教育造成了大冲击、大破坏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数据中找到一些间接答案。1956年全国高校招生18.5万人，，1958年招生人数达26.6万，1960年招生规模再次扩大，增至32.3万。全国高等教育的院校数也从1957年的227所，增至为1960年的1289所。而普通中学则从1956年的6715所增至1957年的11096所、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人数也从1956年的516万增至1958年的852万。这其中，固然有“大跃进”因素存在，但也间接说明了一点，全国的教育形势如此，农林教育就不会游离于之外，就谈不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对农林教育造成了冲击和破坏。事实上，整个教育，包括农林教育真正受到大冲击、大破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如山东农业大学1958年8月的在校学生数为1500余人，根据“高教六十条”要求，1961至1965年期间稳定在1600人左右；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在校学生人数稳定在2000至2500人左右；南京农业大学在校人数稳定在2500人左右。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人数1958年为1957人，1960年为3272人，1977年锐减至937人；东北林业大学在校人数1958年为1532人，1965年为2598人，至1977年降至1567人。可见，毛泽东当年讲这句话的本意是好的，对于干部接受劳动锻炼，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及其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有益的。
对于“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许多人都有深刻印象，特别是从事农业、林业工作的人来说，更是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情结。一般来说，能够充分运用证明历史真相的是一手资料。本文在考证中虽然运用了大量二手资料，但只要通过较为全面地考证，认真地鉴别，理性地分析，基本上是可以得出正确或者是比较正确的结论的。这种结论，也同样可以呈现出历史的原貌，帮助人们去伪存真，或者匡正一些错误观点与说法。○
(作者为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副教授，博士)责任编辑 梅 宏
那么，“见鬼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作为农林大学的一名教育者和管理者，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我通过对有关资料的研究，试图弄清原委和真相，斟别正误，特撰本文，以共商于专家学者。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究竟是谁说，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所说，其本意是什么，实际情况又如何？是许多人关心而又没有弄得很明白的问题。
查阅大量严肃正规的公开文献及其出版物，包括一些伟人的回忆录与传记，仅在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中记有“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句话，并注有“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在其他极少数非中央级书刊和一些网站（页）中有零星涉及或叙述，且版本很多，说法不一，主要是在一些领导、农林（教育）工作者、作家等人的讲话、回忆性文章与文学作品中时有出现，同样是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传说性质的。徐建成在《回眸东北农业大学55年发展历程》一文中说，在大跃进时期，东北某市近郊一所农学院，因城市扩展而把该校包围在了城市里面，使得学校无法进一步发展，市领导就打报告请示中央，要求批准将该校迁往郊区，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就说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这么一句话。有的文章又说是刘少奇在1958年9月视察河南时说了这句话，还有的文章说是陆定一在1958年8月发表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讲了这句话。
第二类是推想性质的。说是康生在1958年7月19日，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身份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讲了“农林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而且是他在讲“农民将了一军，农学院的各种科学宝座、教授宝座都在动摇，发生了学校到底农民要不要的问题”和“学校最少要挂5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等内容之后讲的，并且还向毛泽东说了“农业科学没有东西，真正的农业科学在中国农民手里，没有办农业大学的必要”之类的话。
第三类是编造性质的。有的说是毛泽东在1958年《论教育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个要求，甚至为了让人确信，还在文末注释为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或者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这种类型，多半是作者写文章臆造，但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论教育革命》发表的时间是1967年12月7日。
第四类是文学著述性质的。如刘心武在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中叙述“说是地质学院已决定外迁，根据‘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了吗？’的逻辑，地质学院办在城里当然也是见鬼，必得搬迁到山沟里去……”。又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新望于2004年3月出版的《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永联村记事：1970～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由张晓山所写的“序一”里写道：1976年初，当时的内蒙古农牧学院学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只有办到农村才能见太阳”，以及张鸣在《视野》2004年第9期“改行”一文中记述，“我所读的学校，说来有点惭愧，是当年王震领着转业官兵在北大荒开荒的时候，乘着大跃进的热乎劲办的，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像那个年月闹的很多热闹一样被调整掉，反而成了一所正式的大学，一所‘文革’期间惟一‘不见鬼’(毛泽东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农业大学”等。
第五类是网络性质的。如在中国农业大学网页中，郑大玮曾在《建设一流大学，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做贡献》一文中写到：毛主席在1959年曾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同一网页中，署名“流沙”的作者，在《高鹏先生——九十六年沧桑岁月，七十五载爱国爱党情深》一文中也写到：在得知邓小平即将复出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顶着违背“最高指示”——“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巨大压力，以政治家的胆识和谋略，开始谋划把学校搬回原址办学。
第六类是回忆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秘书之一李锐在回忆性文章《‘大跃进’的高潮——北戴河会议》中写道：“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开始。地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第一天的会是下午3?点半开到5?点，记得有80?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话：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出题目。重点是第一个问题……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作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作官，官作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
上面述及的仅为例证，笔者不对所涉人物或作者进行批评与不尊重。综合各类材料，或从上面的罗列可以看出，李锐所写或是其主要意思，相对而言更为可信，因为他当时的工作性质和身份特殊。从李锐的文章中，至少有三点可引起我们重视：
一是毛泽东确实讲过这句话，原话或者说原意是“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而不是前面的“农林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乡下去”等误传，也不是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中讲的“搬到农村去”。至于人民出版社和李锐谁更准确，谁走了样，还是毛泽东本人进行了修正，只有档案解密后方可知晓。但有一点不能怀疑，“乡下”与“农村”在当时是有区别的，现在的区别更大。
二是毛泽东讲这句话的时间，是在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不是前面提及的1959年或“文化大革命”，更不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讲。这与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中所标注的时间相吻合。
三是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前提，是在专门谈“干部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而且是在刚刚讲了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之后，再次强调学校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问题时才讲的。其逻辑思维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或参加劳动、农业大学就不应办在城里、农业大学就应办在或搬到乡下”，并且是以“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为前提，去揭示当时苏联教育中存在的这种现象或问题，去阐述或强调当时我国学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紧迫感和重要性的，并没有真正要或要求我国的农业大学要搬到乡下的实质之意。
在这里，之所以突出强调以“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为前提或观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中国在1958年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尤其是中苏关系十分特殊。从国内外现在解密的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且毛泽东当时更多的指向是批评或批判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确实有急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当时国情、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新的办学与人才培养模式之意图。关于这一点，从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对学习外国经验过程中“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的批评，到毛泽东在1958年4月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照搬苏联“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的再次批判等都能印证这一点。
毛泽东讲话之后，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全国农林院校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二年，所有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提出了全国农林院校都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二年要求，并做出了“所有现在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决定。但这些指示、决定下发后，因当时各种因素影响，高校和高校所在的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按指示去落实。除山东农业大学根据省委1958年9月29日通知要求，由济南洪家楼搬至现址泰安，并与当时设在泰安的山东林学院、山东畜牧兽医学院、泰安农业学校、济南水利学校（由济南迁至泰安）四所学校合并，成立山东农业大学外，其它的农业院校没有一所搬到了农村去，也没有一所林业院校搬到林区去。农林类高校同其它类高校一样，仅仅是下放劳动锻炼而已。
在1958至1966年期间，即使有少数农林高校进行了搬迁调整，似乎也与毛泽东北戴河会议的讲话和《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无关。在农业院校中，中国农业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中迁至延安的，河南农业大学是1957年从开封迁至郑州的，南京农业大学则是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前，于1958年5月被批准从南京城内丁家桥迁至现址的。四川农业大学是1956年迁雅安时才独立建校的，甘肃农业大学同样是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前，于1958年5月由甘肃省委决定，将正在筹建的甘肃农学院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合并才组建的。在林业院校中，南京林业大学是1955年从南京城内丁家桥迁至现址玄武湖边上的。而云南林学院成立时间是1960年，中南林学院是1964年。西北林学院成立时间则更晚，是1979年。
真正的高校（包括农林院校）大搬迁工作，是1969年前后发生的。解密的档案和历史表明，这次大搬迁与毛泽东的北戴河会议讲话和《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无关。真实情况是，1969年，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且由苏方挑起、中苏先后于３月２日、15日、17日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武装冲突，党中央于8月28日发布了疏散命令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和东三省才普遍开展疏散大中城市人口和物资工作的。自然也包括迁出高等学校工作。事实证明，许多高校在这年的9至12月期间，确实迁出了原所在的大中城市。如莽东鸿发表在《党史博览》2006年第1期上的《1969北京高干大疏散》一文中写到：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的情况。北京高校如此，其它城市的许多高校也同样如此。
对于农林高校而言，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因所在地特殊，两校于1968年下半年提前分别迁至香兰农场和伊春地区和带岭。河南农业大学1972年迁往了许昌。而中国农业大学是1973年才迁至河北省涿县的。北京林业大学是1969年末迁往云南的。至于南京林业大学没有迁出南京的真正原因，是当时林业部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考虑到南京林业大学历史悠久，地处华东和南方，服务长江流域，且工科突出等特点，在1972年4月就把其校名改为了“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并继续留在南京办学，并不是现在许多媒体和有关书籍中把南京林业大学作为一所因应“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而更改校名、没有搬迁并遭受破坏的典型来宣传的那样。实际上，南京林业大学同其它高校一样，在1966年“文革”前夕，也曾多次新选校址，只是因多种原因被搁置了下来而已。
“见鬼论”并没有对全国农林教育造成大冲击大破坏。整个教育，包括农林教育真正受到大冲击、大破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
那么，“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对全国农林院校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又是不是像关敏的《人权正义论》中等等说的那样，对全国农林教育造成了大冲击、大破坏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数据中找到一些间接答案。1956年全国高校招生18.5万人，，1958年招生人数达26.6万，1960年招生规模再次扩大，增至32.3万。全国高等教育的院校数也从1957年的227所，增至为1960年的1289所。而普通中学则从1956年的6715所增至1957年的11096所、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人数也从1956年的516万增至1958年的852万。这其中，固然有“大跃进”因素存在，但也间接说明了一点，全国的教育形势如此，农林教育就不会游离于之外，就谈不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对农林教育造成了冲击和破坏。事实上，整个教育，包括农林教育真正受到大冲击、大破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如山东农业大学1958年8月的在校学生数为1500余人，根据“高教六十条”要求，1961至1965年期间稳定在1600人左右；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在校学生人数稳定在2000至2500人左右；南京农业大学在校人数稳定在2500人左右。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人数1958年为1957人，1960年为3272人，1977年锐减至937人；东北林业大学在校人数1958年为1532人，1965年为2598人，至1977年降至1567人。可见，毛泽东当年讲这句话的本意是好的，对于干部接受劳动锻炼，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及其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有益的。
对于“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这句话，许多人都有深刻印象，特别是从事农业、林业工作的人来说，更是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情结。一般来说，能够充分运用证明历史真相的是一手资料。本文在考证中虽然运用了大量二手资料，但只要通过较为全面地考证，认真地鉴别，理性地分析，基本上是可以得出正确或者是比较正确的结论的。这种结论，也同样可以呈现出历史的原貌，帮助人们去伪存真，或者匡正一些错误观点与说法。○
(作者为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副教授，博士)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