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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南摄影师亚历克斯·韦伯以彩色街拍摄影闻名，人们得以从他的作品中了解到古巴、海地、墨西哥等拉丁美州地区混乱而又色彩斑斓的街头生活。在对这些国家的兴趣维持将近40年后的现在，他对世界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2012年11月，前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策展人威廉·A·尤因（WilliamA.Ewing）举办了一场名为“卡蒂埃一布列松：彩色的疑问”（Cartier-Bresson：A Question Of Colour）的展览，其中展出了亚历克斯·韦伯（Alex Webb）的作品。回忆那次展览时，亚历克斯感慨万千：“卡蒂埃-布列松虽然讨厌彩色作品，但这些拍摄彩色作品的摄影师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他的影响。”
如果你认为亚历克斯生动的彩色作品与卡蒂埃一布列松带有颗粒质感的黑白作品截然不同，这是情有可原的。虽然二者看似有天壤之别，但其实不然。韦伯将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The Decisive Moment）视为年轻时影响自己街拍生涯的作品风格。的确，当时年仅24岁的他仍在拍摄黑白作品，1976年便得到玛格南的会员提名。三年后，他正式加入玛格南，同时也差不多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过渡。不过他爽快地承认，即便到了40年后的今天，他在拉丁美洲拍摄的作品中依然残留着布列松“巴黎”的影子。
每次重新欣赏你的作品，我都有新的体会。你的作品有丰富的层次感，也很有深度。
是的，有很多层次。复杂的事物很吸引我，不光是摄影层面上的。从普遍意义上讲，整个世界的复杂性都吸引着我。似乎我活得越久，对它的了解越少。70年代中期的那种旅行给我的一大收获便是让我对与自己所在的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这和你在新英格兰郊区的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吗？
虽然我认为那里不算郊区，但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普遍沉默寡言，有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墨西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州其它地区就不一样了，你会感觉生活就在街头巷尾。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就在大街小巷上，而在新英格兰，人们都是关起门来生活的。在海地或美墨边境等地游逛，见证生命的紧张和刺激，会让我非常兴奋。
你为什么选择去这些地方，而不是其它地方？
我不确定一个摄影师或艺术家到底清不清楚自己做出某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1975年，我主要在美国拍照。当时拍的是黑白作品，在李·弗瑞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等人的影响下，以略带疏离感的照片展现社会风貌，比如超市空旷的停车场、小狗和闷闷不乐的孩子等等。那些照片中带有些许疏离感，有时也会带些滑稽、讽刺的感觉，但和我没有什么共鸣，我感觉自己钻进了一条死胡同。当时我正好读了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以海地为背景的小说《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非常喜爱，也大受震动，并决定亲自去看看。
当时你还在念大学吗？
那是1975年，我已经毕业两三年了。在海地，我见识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却因历史问题而遍地悲剧的世界，并深深被其吸引。于是，我的工作地点不再局限于新英格兰或者纽约。那时我仍在拍摄黑白作品，但我开始意识到，有些东西被我错过了，那便是色彩感。身临其境后你会发现，色彩属于当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和新英格兰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一种与文化血脉相连的色彩。
所以那对你来说，不光是摄影生涯的转折点，更是人生的转折点？
没错。我对过去一无所知的地方有了真切的了解。在选举期间亲临海地，见证种种可怕的事情，和在象牙塔里阅读书本上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全然不同。
你曾经说过：“我认为矛盾的事物可以共存。”这是你在所到之地刻意寻求的吗？
我没有刻意寻求任何东西，只是说某些事物会吸引我。这种漫步街头的摄影是靠无意识或潜意识来工作的：你尚未来得及思考，便已做出反应。对一个地方太熟悉反而会干扰你对它的观察，至少在你刚去的时候是如此。所以亲临某地之前，我不会读太多相关资料，以免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自己的视觉感受。
所以说更有偶然性？
偶然的，也是本能的。你是在用头脑拍照，但动用的并非理性的那一部分，而是某些其它部分。
能介绍一下你的街拍方式吗？
就是出门漫步。我记得好像是布列松说过，他能凭嗅觉感知到一张等待被拍摄出来的照片。就像是你在大街上走着，突然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有时你甚至无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但稍微等一会儿，就会有事情发生了。那是一种极其敏锐的觉察力。多年以来，你会锻炼这种觉察力，让它更加敏锐吗？
应该是吧。我一直沉迷于吸引我的事物当中。有些时候，我会被某些事物吸引，换一个时间，同样的事物便提不起我的兴趣了。眼下我正准备拍摄美国，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是什么让你重新对美国有了兴趣？
我都环游世界这么多年了，是时候面对自己的文化了！但这种面对与70年代中期的面对不一样。当时我总是有点愤世嫉俗，质疑一切，对美国的看法很消极。而现在，我得说，这个国家正处于非常奇怪的政治时期，但我不打算展现它疯狂的一面。我想展示令我本人有所触动的事物，而不光是值得怀疑和讽刺的东西。我第一个关于美国的重要项目是关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以“回忆之城”（Memory city）为名，与妻子瑞贝卡·诺里斯·韦伯（Rebecca Norris Webb）合作完成。罗切斯特是铁锈地带（原先制造业繁荣而今衰落的地区）的城市，随着柯达的衰落，罗切斯特也风光不再。美国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都在尝试复兴或变革。
“回忆之城”犹如一曲献给胶片和柯达公司的挽歌。你是否怀念胶片时代的感光乳剂的色彩？
柯达克羅姆胶卷（Kodachrome）我本来是打算一直用到死的。要知道，这款胶卷的一些特性，我真的非常喜欢。虽然现在我用数码相机拍照，但从胶片换成数码，还是让我有些纠结的。起初我不乐意，但无奈柯达克罗姆胶卷在2009年到2010年停产了。
你和妻子瑞贝卡是从何时开始合作的？
我们是从古巴的拍摄项目开始合作的。我拍摄古巴的街道，与我的其它作品秉承同样的精神，瑞贝卡则拍摄当地的各种动物：家养的、私人动物园里的、公共动物园里的，尤其是鸟类。她原本打算给这个项目起名为“三个房间”（Three Rooms），因为在哈瓦那有人对她说：“我们家里有三个房间，两个是鸟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
最后一次去古巴之前，我们忽然萌生了把两人作品合在一起的想法。实际尝试之后，作品立刻显现出不同的意义，更有层次地呈现了古巴的风土人情。所以这次合作完全是个意外之喜。
我还一直在拍摄布鲁克林。这会成为我和瑞贝卡的又一个合作项目。我看待布鲁克林就像过去的三十五年里看待世界的态度一样。我可以坐地铁在四十分钟内来到唐人街、墨西哥社区、加勒比海社区或俄罗斯社区，漫步街头，捕捉布鲁克林的文化多样性。
2012年11月，前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策展人威廉·A·尤因（WilliamA.Ewing）举办了一场名为“卡蒂埃一布列松：彩色的疑问”（Cartier-Bresson：A Question Of Colour）的展览，其中展出了亚历克斯·韦伯（Alex Webb）的作品。回忆那次展览时，亚历克斯感慨万千：“卡蒂埃-布列松虽然讨厌彩色作品，但这些拍摄彩色作品的摄影师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他的影响。”
如果你认为亚历克斯生动的彩色作品与卡蒂埃一布列松带有颗粒质感的黑白作品截然不同，这是情有可原的。虽然二者看似有天壤之别，但其实不然。韦伯将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The Decisive Moment）视为年轻时影响自己街拍生涯的作品风格。的确，当时年仅24岁的他仍在拍摄黑白作品，1976年便得到玛格南的会员提名。三年后，他正式加入玛格南，同时也差不多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过渡。不过他爽快地承认，即便到了40年后的今天，他在拉丁美洲拍摄的作品中依然残留着布列松“巴黎”的影子。
每次重新欣赏你的作品，我都有新的体会。你的作品有丰富的层次感，也很有深度。
是的，有很多层次。复杂的事物很吸引我，不光是摄影层面上的。从普遍意义上讲，整个世界的复杂性都吸引着我。似乎我活得越久，对它的了解越少。70年代中期的那种旅行给我的一大收获便是让我对与自己所在的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这和你在新英格兰郊区的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吗？
虽然我认为那里不算郊区，但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普遍沉默寡言，有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墨西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州其它地区就不一样了，你会感觉生活就在街头巷尾。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就在大街小巷上，而在新英格兰，人们都是关起门来生活的。在海地或美墨边境等地游逛，见证生命的紧张和刺激，会让我非常兴奋。
你为什么选择去这些地方，而不是其它地方？
我不确定一个摄影师或艺术家到底清不清楚自己做出某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1975年，我主要在美国拍照。当时拍的是黑白作品，在李·弗瑞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等人的影响下，以略带疏离感的照片展现社会风貌，比如超市空旷的停车场、小狗和闷闷不乐的孩子等等。那些照片中带有些许疏离感，有时也会带些滑稽、讽刺的感觉，但和我没有什么共鸣，我感觉自己钻进了一条死胡同。当时我正好读了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以海地为背景的小说《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非常喜爱，也大受震动，并决定亲自去看看。
当时你还在念大学吗？
那是1975年，我已经毕业两三年了。在海地，我见识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却因历史问题而遍地悲剧的世界，并深深被其吸引。于是，我的工作地点不再局限于新英格兰或者纽约。那时我仍在拍摄黑白作品，但我开始意识到，有些东西被我错过了，那便是色彩感。身临其境后你会发现，色彩属于当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和新英格兰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一种与文化血脉相连的色彩。
所以那对你来说，不光是摄影生涯的转折点，更是人生的转折点？
没错。我对过去一无所知的地方有了真切的了解。在选举期间亲临海地，见证种种可怕的事情，和在象牙塔里阅读书本上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全然不同。
你曾经说过：“我认为矛盾的事物可以共存。”这是你在所到之地刻意寻求的吗？
我没有刻意寻求任何东西，只是说某些事物会吸引我。这种漫步街头的摄影是靠无意识或潜意识来工作的：你尚未来得及思考，便已做出反应。对一个地方太熟悉反而会干扰你对它的观察，至少在你刚去的时候是如此。所以亲临某地之前，我不会读太多相关资料，以免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自己的视觉感受。
所以说更有偶然性？
偶然的，也是本能的。你是在用头脑拍照，但动用的并非理性的那一部分，而是某些其它部分。
能介绍一下你的街拍方式吗？
就是出门漫步。我记得好像是布列松说过，他能凭嗅觉感知到一张等待被拍摄出来的照片。就像是你在大街上走着，突然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有时你甚至无法确定那到底是什么，但稍微等一会儿，就会有事情发生了。那是一种极其敏锐的觉察力。多年以来，你会锻炼这种觉察力，让它更加敏锐吗？
应该是吧。我一直沉迷于吸引我的事物当中。有些时候，我会被某些事物吸引，换一个时间，同样的事物便提不起我的兴趣了。眼下我正准备拍摄美国，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是什么让你重新对美国有了兴趣？
我都环游世界这么多年了，是时候面对自己的文化了！但这种面对与70年代中期的面对不一样。当时我总是有点愤世嫉俗，质疑一切，对美国的看法很消极。而现在，我得说，这个国家正处于非常奇怪的政治时期，但我不打算展现它疯狂的一面。我想展示令我本人有所触动的事物，而不光是值得怀疑和讽刺的东西。我第一个关于美国的重要项目是关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以“回忆之城”（Memory city）为名，与妻子瑞贝卡·诺里斯·韦伯（Rebecca Norris Webb）合作完成。罗切斯特是铁锈地带（原先制造业繁荣而今衰落的地区）的城市，随着柯达的衰落，罗切斯特也风光不再。美国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都在尝试复兴或变革。
“回忆之城”犹如一曲献给胶片和柯达公司的挽歌。你是否怀念胶片时代的感光乳剂的色彩？
柯达克羅姆胶卷（Kodachrome）我本来是打算一直用到死的。要知道，这款胶卷的一些特性，我真的非常喜欢。虽然现在我用数码相机拍照，但从胶片换成数码，还是让我有些纠结的。起初我不乐意，但无奈柯达克罗姆胶卷在2009年到2010年停产了。
你和妻子瑞贝卡是从何时开始合作的？
我们是从古巴的拍摄项目开始合作的。我拍摄古巴的街道，与我的其它作品秉承同样的精神，瑞贝卡则拍摄当地的各种动物：家养的、私人动物园里的、公共动物园里的，尤其是鸟类。她原本打算给这个项目起名为“三个房间”（Three Rooms），因为在哈瓦那有人对她说：“我们家里有三个房间，两个是鸟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
最后一次去古巴之前，我们忽然萌生了把两人作品合在一起的想法。实际尝试之后，作品立刻显现出不同的意义，更有层次地呈现了古巴的风土人情。所以这次合作完全是个意外之喜。
我还一直在拍摄布鲁克林。这会成为我和瑞贝卡的又一个合作项目。我看待布鲁克林就像过去的三十五年里看待世界的态度一样。我可以坐地铁在四十分钟内来到唐人街、墨西哥社区、加勒比海社区或俄罗斯社区，漫步街头，捕捉布鲁克林的文化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