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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扶智办教育。精准扶贫，教育先行。教育扶贫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本文梳理、归纳和总结了资源要素理论、人力资本贫困理论、赋权贫困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教育扶贫理论，对进一步进行职业教育发挥精准扶贫攻坚作用在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教育扶贫；理论；研究综述
2015年11月29日，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按照“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要求，通过“六项措施”（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社保政策兜底）和“九条路径”（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来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由此可见，教育精准扶贫已成为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通过加大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力度，对加强职业教育脱贫，加快实施职业教育扶贫工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研究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首先从国外反贫困理论进行梳理，通过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为下一步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资源要素理论
国外经济学家对致贫原因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资源的相对欠缺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的结论，提出通过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投入力度，使之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匹配，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来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解决贫困问题。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经济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R.Malthus，1789）把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将贫困产生的原因和反贫困措施纳入理论研究的范畴，并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剩余致贫理论”。他认为社会人口按几何数列增加，而生活资料因土地有限而只能按算术数列增加，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时间的推移，最后因食物不足导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贫困、恶习等，消除贫困的方法是抑制人口增长和加大资源的投入。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1956）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人均构成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产出和人均增长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过快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只有通过增加资本投资，使得投资和产出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才能突破“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此外，资源要素理论还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P.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动理论”、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se，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H.Leibenstein，1957）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
二、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美国学者舒尔茨（T.W.Schultz，1960）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局限性，开辟了人类对人的生产能力进行分析的新思路，随后不久，该理论就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扩展到贫困领域的研究中。他认为，贫穷的国家和个人之所以贫困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是缺乏健康、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教育等高质量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结果。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在于对贫困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他们的可行能力。
三、赋权贫困理论
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早于20世纪60、70年代应用于社会工作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研究之中，随后推广至扶贫和发展项目的实践研究领域。印度“贫困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81）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通过饥荒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发现贫困的实质源于权利的贫困，这一发现开创了赋权理论运用于贫困理论的先河。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最严重的饥荒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他们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并不直接涉及物质的食物供给问题。因此，贫困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要消除贫困，就要保证贫困人口的权利，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他们获得基本生活需要和教育、医疗卫生等权利。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该理论运用于贫困的测量，并在该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从健康、教育、生活标准三个方面，营养、儿童死亡率、入学儿童、做饭用燃料、厕所、饮用水、电、屋内地面、耐用品等10个指标计算出世界各国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四、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在其著作《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首次提出。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传统文化，它的特点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也就是说，贫困地区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内化成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均衡，并在贫困地区一直延续。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著.人口原理[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17.
[2]黄荣华，冯彦敏，路遥.国内外扶贫理论研究综述[J].黑河学刊，2014（10）：135～137.
[3]鲁可荣，杨亮承，朱启臻.精准扶贫与乡村再造——基于云南禄劝实践的反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0～43.
[4]阿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
[5]沈红，周黎安，陈胜利.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87.
[6]谢君君.教育扶贫研究述评[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66～71.
[7]代正光.国内外扶贫研究现状及其对精准扶贫的启示[J].甘肃理论学刊，2016（4）：143～147.
[8]黄承伟，刘欣.“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42～5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职业教育发挥精准扶贫攻坚作用研究”（立项编号：AC15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教育扶贫；理论；研究综述
2015年11月29日，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按照“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要求，通过“六项措施”（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社保政策兜底）和“九条路径”（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来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由此可见，教育精准扶贫已成为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通过加大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力度，对加强职业教育脱贫，加快实施职业教育扶贫工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研究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首先从国外反贫困理论进行梳理，通过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为下一步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资源要素理论
国外经济学家对致贫原因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资源的相对欠缺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的结论，提出通过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投入力度，使之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匹配，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来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解决贫困问题。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经济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R.Malthus，1789）把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将贫困产生的原因和反贫困措施纳入理论研究的范畴，并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剩余致贫理论”。他认为社会人口按几何数列增加，而生活资料因土地有限而只能按算术数列增加，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时间的推移，最后因食物不足导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贫困、恶习等，消除贫困的方法是抑制人口增长和加大资源的投入。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1956）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人均构成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产出和人均增长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过快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只有通过增加资本投资，使得投资和产出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才能突破“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此外，资源要素理论还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P.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动理论”、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se，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H.Leibenstein，1957）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
二、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美国学者舒尔茨（T.W.Schultz，1960）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局限性，开辟了人类对人的生产能力进行分析的新思路，随后不久，该理论就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扩展到贫困领域的研究中。他认为，贫穷的国家和个人之所以贫困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是缺乏健康、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教育等高质量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结果。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在于对贫困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他们的可行能力。
三、赋权贫困理论
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早于20世纪60、70年代应用于社会工作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研究之中，随后推广至扶贫和发展项目的实践研究领域。印度“贫困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81）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通过饥荒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发现贫困的实质源于权利的贫困，这一发现开创了赋权理论运用于贫困理论的先河。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最严重的饥荒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他们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并不直接涉及物质的食物供给问题。因此，贫困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要消除贫困，就要保证贫困人口的权利，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他们获得基本生活需要和教育、医疗卫生等权利。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该理论运用于贫困的测量，并在该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从健康、教育、生活标准三个方面，营养、儿童死亡率、入学儿童、做饭用燃料、厕所、饮用水、电、屋内地面、耐用品等10个指标计算出世界各国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四、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在其著作《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首次提出。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传统文化，它的特点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也就是说，贫困地区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内化成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均衡，并在贫困地区一直延续。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著.人口原理[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17.
[2]黄荣华，冯彦敏，路遥.国内外扶贫理论研究综述[J].黑河学刊，2014（10）：135～137.
[3]鲁可荣，杨亮承，朱启臻.精准扶贫与乡村再造——基于云南禄劝实践的反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0～43.
[4]阿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
[5]沈红，周黎安，陈胜利.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87.
[6]谢君君.教育扶贫研究述评[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66～71.
[7]代正光.国内外扶贫研究现状及其对精准扶贫的启示[J].甘肃理论学刊，2016（4）：143～147.
[8]黄承伟，刘欣.“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42～5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职业教育发挥精准扶贫攻坚作用研究”（立项编号：AC15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