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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90、00后的年轻女性而言,与父母辈在生育上有着巨大的观念差异,其中最具象化的差异就是“坐月子”。在老一辈看来,“坐月子”非常重要,有非常多的讲究和禁忌,比如不能着凉、吹风、洗澡、洗头等等。而在新派的年轻人眼中,电影电视剧中西方女性刚生完孩子就能下地走,想吃啥吃啥,想去哪玩就去玩,完全没有禁忌,所以在她们眼中老一辈人口中的“坐月子”看起来更像是一门玄学。在“坐月子”问题上,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几乎不可调和,甚至有人说“坐月子”是婆媳矛盾产生的起点。
不过从社会现实情况来看,虽然很多年轻女性对“坐月子”中的禁忌持怀疑态度,但是对“坐月子”这件事本身并不排斥。而且很多年轻女性希望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在产后给她们提供专业的服务。由此可见,年轻女性排斥的可能是玄学的禁忌,而接受现代医学对于“产褥期”需要调养的判断。
现代医学发现,产妇生育后一般需度过6至8周的产褥期。该阶段产妇在生理上会经历一系列变化,如2至3周甚至2个月的恶露排出期,产后耻骨联合分离、尾骨损伤、盆底肌松弛等问题,以及由此给女性生理及心理上带来的较大压力。
现代医学上对于产褥期的解释为,孕妇为了适应胎儿的发育及为分娩进行准备,生殖器官及全身发生了很大变化,分娩后则通过一系列变化,使生殖器官及全身(除乳房外)又恢复到非孕状态,这种生理变化约需42天才能完成。自胎盘娩出后,产妇便进入了产褥期。在这段时间里,产妇的乳房要泌乳,子宫要复原,身体的各个系统要逐渐恢复正常,如通过排汗、排尿的增加来减少多余的血容量;胃酸增加,胃肠道张力及蠕动恢复,使消化能力恢复正常;不哺乳或部分哺乳的产妇可有月经回潮。总之,产褥期是全身多系统包括体形、腹壁等逐渐复原的时期。
“坐月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據经验主义得出的结论。“坐月子”中的各种禁忌往往也是口耳相传的经验做法,有时难免出错,甚至南辕北辙。国内坐月子的传统习俗观念深厚,且多由家中有经验的长辈照顾“月子”。调查显示,目前国内产妇超过80%选择家庭长辈照顾的方式“坐月子”。不仅国内如此,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有“坐月子”的风俗,日本、韩国皆是如此。
传统的“坐月子”方式,囿于经验主义的束缚,许多禁忌找不到科学合理的解释,甚至有些做法在现代科学看来有害无利。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坐月子”的风俗或多或少存在差异,甚至部分地区的风俗禁忌完全相反。这种口耳相传的经验主义做法自然难以令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的年轻人放心。于是乎部分家境殷实的产妇选择聘请月嫂的方式,来解决传统模式下专业不足及家庭矛盾上的弊端。
但是国内的月嫂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坐月子”方面“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实操能力”的专门人才,很多月嫂不过是经验更丰富而已。目前国内针对月嫂的认定主要是“育婴师”,还没有国家统一的月嫂资格培训和考试,一些持有月嫂证的多数也是从各种民办培训班或地方性协会取得。而且国内聘请月嫂的渠道有限,以线下和熟人介绍为主,关于月嫂实际水平和能力的考察,更多的是靠试用,选用的主观性较强、试错成本较高。
除了聘请月嫂之外,还有不少人选择去月子中心。月子中心的水平同样参差不齐,但是相对月嫂而言,考察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能力比考察个人更容易。通常机构可供参考的信息更多,例如机构的规模、资质、环境和口碑等都比较容易考察。同时月子中心的各种专业设施设备也更齐全,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优质的服务对应的是更高的价格。资料显示,国内一线城市月子中心的均价在5万至7万元,三线城市也要3万至4万元。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这个价格并不便宜。
月子中心兴起于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各类服务行业开始涌现。最早的月子中心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早期的月子中心主要业务仅仅为孕妇和新生儿提供基础照看服务,基本不具备医疗护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资质。并且由于月子中心市场彼时尚处于空白阶段,新兴市场规范化程度低,没有主管机构提供政策规定层面的约束,市场较为混乱,容易出现医患纠纷。2001年台北市卫生局出台《产后照顾机构辅导条例》,规定自2001年7月起,月子中心成立需向政府申请立案。当时的“中国台湾卫生署”宣布将月子中心行业纳入其管辖范围内,同时将月子中心更名为“产后护理之家”。现在中国台湾有产后护理之家和月子中心两种服务机构。产后护理之家提供基本照护以及产妇伤口护理、婴儿脐带护理、哺乳指导等专业服务;月子中心仅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服务,服务人员多为家政人员、保姆,不具有专业护理知识。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以及中国台湾居民消费观念改变,产后护理之家提供的专业护理服务能够让妈妈们更快恢复,其他附加服务包括如减脂、调理等都有不错的效果,使得产后护理在台湾地区逐渐普及。
中国大陆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月子中心,目前大陆地区月子中心的模式主要分为独栋式、依托公寓或酒店式、医院附属式三种业态,普及率还比较低,一线城市渗透率在7%至8%左右,新一线城市渗透率在4%至5%,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参考中国台湾地区月子中心的发展情况,2019年台湾地区产后护理人数达到11万人次,对比台湾地区当年的新生儿数量来看,渗透率为62.46%,即接近三分之二的用户会选择去产后护理中心,这表明产后护理服务在台湾地区产妇中接受度比较高。日本韩国产后护理的普及率也相对较高。由此可见中国产后护理的市场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以2020年1200万新生儿计算,若产后护理的整体渗透率达到20%,即有约240万人次使用专业的产后护理服务。 目前国内阻碍月子中心普及的原因,除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医疗健康意识没有跟上之外,与月子中心的服务价格贵和服务标准化程度低、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大关系。
目前国内月子中心知名的连锁品牌,服务价格普遍偏贵。基础服务价格基本在5万元以上,高端服务套餐动辄数十万元,普通市民家庭往往消费不起。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相关专业服务人员稀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偏高,经营成本高;另一方面,用户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有所回落,生育率持续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5年我国大陆每年出生人口均在1600万—1700万之间波动;直到2016、2017年,受“全面两孩”政策刺激,我国大陆出生人口出现短期回升,连续两年突破1700万大关,比政策实施前多出100多万人。但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规模快速缩小,出生率也逐渐下行,在低水平徘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大陆出生人口持续下滑,当年新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人;同时2020年我国大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明显低于总和生育率2.1的人口更替水平。
随着中国社会生育率的持续下滑,政府持续加大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提出要全方位解决“想生育、敢生育、能生育、生得好、养得起”等重点问题。决定从2021年5月31日起,实行三孩政策并出台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8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回复网民提问时称:“经核实,5月31日(含)后按规定生育三孩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北京市将按照国家要求,加快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工作。”明确给予产妇更多假期。未来或将还有更多鼓励支持生育的政策出台。
从鼓励生育的角度出发,促进月子中心规范化、健康化发展,提高行业的产后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建立多层次的消费格局,降低消费门槛,推动产后护理的普及和普惠,為产妇解决“坐月子”的后顾之忧。这将对于科学育儿、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有很大裨益。
不过从社会现实情况来看,虽然很多年轻女性对“坐月子”中的禁忌持怀疑态度,但是对“坐月子”这件事本身并不排斥。而且很多年轻女性希望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在产后给她们提供专业的服务。由此可见,年轻女性排斥的可能是玄学的禁忌,而接受现代医学对于“产褥期”需要调养的判断。
产褥期和“坐月子”
现代医学发现,产妇生育后一般需度过6至8周的产褥期。该阶段产妇在生理上会经历一系列变化,如2至3周甚至2个月的恶露排出期,产后耻骨联合分离、尾骨损伤、盆底肌松弛等问题,以及由此给女性生理及心理上带来的较大压力。
现代医学上对于产褥期的解释为,孕妇为了适应胎儿的发育及为分娩进行准备,生殖器官及全身发生了很大变化,分娩后则通过一系列变化,使生殖器官及全身(除乳房外)又恢复到非孕状态,这种生理变化约需42天才能完成。自胎盘娩出后,产妇便进入了产褥期。在这段时间里,产妇的乳房要泌乳,子宫要复原,身体的各个系统要逐渐恢复正常,如通过排汗、排尿的增加来减少多余的血容量;胃酸增加,胃肠道张力及蠕动恢复,使消化能力恢复正常;不哺乳或部分哺乳的产妇可有月经回潮。总之,产褥期是全身多系统包括体形、腹壁等逐渐复原的时期。
“坐月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據经验主义得出的结论。“坐月子”中的各种禁忌往往也是口耳相传的经验做法,有时难免出错,甚至南辕北辙。国内坐月子的传统习俗观念深厚,且多由家中有经验的长辈照顾“月子”。调查显示,目前国内产妇超过80%选择家庭长辈照顾的方式“坐月子”。不仅国内如此,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有“坐月子”的风俗,日本、韩国皆是如此。
传统的“坐月子”方式,囿于经验主义的束缚,许多禁忌找不到科学合理的解释,甚至有些做法在现代科学看来有害无利。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坐月子”的风俗或多或少存在差异,甚至部分地区的风俗禁忌完全相反。这种口耳相传的经验主义做法自然难以令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的年轻人放心。于是乎部分家境殷实的产妇选择聘请月嫂的方式,来解决传统模式下专业不足及家庭矛盾上的弊端。
但是国内的月嫂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坐月子”方面“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实操能力”的专门人才,很多月嫂不过是经验更丰富而已。目前国内针对月嫂的认定主要是“育婴师”,还没有国家统一的月嫂资格培训和考试,一些持有月嫂证的多数也是从各种民办培训班或地方性协会取得。而且国内聘请月嫂的渠道有限,以线下和熟人介绍为主,关于月嫂实际水平和能力的考察,更多的是靠试用,选用的主观性较强、试错成本较高。
除了聘请月嫂之外,还有不少人选择去月子中心。月子中心的水平同样参差不齐,但是相对月嫂而言,考察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能力比考察个人更容易。通常机构可供参考的信息更多,例如机构的规模、资质、环境和口碑等都比较容易考察。同时月子中心的各种专业设施设备也更齐全,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优质的服务对应的是更高的价格。资料显示,国内一线城市月子中心的均价在5万至7万元,三线城市也要3万至4万元。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这个价格并不便宜。
月子中心的发展情况
月子中心兴起于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各类服务行业开始涌现。最早的月子中心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早期的月子中心主要业务仅仅为孕妇和新生儿提供基础照看服务,基本不具备医疗护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资质。并且由于月子中心市场彼时尚处于空白阶段,新兴市场规范化程度低,没有主管机构提供政策规定层面的约束,市场较为混乱,容易出现医患纠纷。2001年台北市卫生局出台《产后照顾机构辅导条例》,规定自2001年7月起,月子中心成立需向政府申请立案。当时的“中国台湾卫生署”宣布将月子中心行业纳入其管辖范围内,同时将月子中心更名为“产后护理之家”。现在中国台湾有产后护理之家和月子中心两种服务机构。产后护理之家提供基本照护以及产妇伤口护理、婴儿脐带护理、哺乳指导等专业服务;月子中心仅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服务,服务人员多为家政人员、保姆,不具有专业护理知识。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以及中国台湾居民消费观念改变,产后护理之家提供的专业护理服务能够让妈妈们更快恢复,其他附加服务包括如减脂、调理等都有不错的效果,使得产后护理在台湾地区逐渐普及。
中国大陆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月子中心,目前大陆地区月子中心的模式主要分为独栋式、依托公寓或酒店式、医院附属式三种业态,普及率还比较低,一线城市渗透率在7%至8%左右,新一线城市渗透率在4%至5%,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参考中国台湾地区月子中心的发展情况,2019年台湾地区产后护理人数达到11万人次,对比台湾地区当年的新生儿数量来看,渗透率为62.46%,即接近三分之二的用户会选择去产后护理中心,这表明产后护理服务在台湾地区产妇中接受度比较高。日本韩国产后护理的普及率也相对较高。由此可见中国产后护理的市场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以2020年1200万新生儿计算,若产后护理的整体渗透率达到20%,即有约240万人次使用专业的产后护理服务。 目前国内阻碍月子中心普及的原因,除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医疗健康意识没有跟上之外,与月子中心的服务价格贵和服务标准化程度低、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大关系。
目前国内月子中心知名的连锁品牌,服务价格普遍偏贵。基础服务价格基本在5万元以上,高端服务套餐动辄数十万元,普通市民家庭往往消费不起。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相关专业服务人员稀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偏高,经营成本高;另一方面,用户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鼓励生育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有所回落,生育率持续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5年我国大陆每年出生人口均在1600万—1700万之间波动;直到2016、2017年,受“全面两孩”政策刺激,我国大陆出生人口出现短期回升,连续两年突破1700万大关,比政策实施前多出100多万人。但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规模快速缩小,出生率也逐渐下行,在低水平徘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大陆出生人口持续下滑,当年新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人;同时2020年我国大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明显低于总和生育率2.1的人口更替水平。
随着中国社会生育率的持续下滑,政府持续加大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提出要全方位解决“想生育、敢生育、能生育、生得好、养得起”等重点问题。决定从2021年5月31日起,实行三孩政策并出台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8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回复网民提问时称:“经核实,5月31日(含)后按规定生育三孩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北京市将按照国家要求,加快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工作。”明确给予产妇更多假期。未来或将还有更多鼓励支持生育的政策出台。
从鼓励生育的角度出发,促进月子中心规范化、健康化发展,提高行业的产后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建立多层次的消费格局,降低消费门槛,推动产后护理的普及和普惠,為产妇解决“坐月子”的后顾之忧。这将对于科学育儿、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有很大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