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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渴望做帝王师与甘为循吏是李梦阳、何景明人生追求的区别。由于人生观不同，故而他们处世的态度也不一样。李梦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勇、同、断”作为复古的关键；何景明则讲求“据势”、“顺势”，重视客观因素的影响。这种不同必然濡染到他们文学观的形成及对文学复古的看法。
【关键词】李梦阳 何景明 人生观 复古观 文学复古
作为明代中叶共同领导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李梦阳与何景明的哲学思想无疑都属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但具体表现在人生观上，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却不尽相同。
李梦阳、何景明的不同人生追求
李、何二人都曾怀有济世仁民的壮志，不过，在追求的具体目标上，二人却有明显的差别。李梦阳自视甚高，以帝王师为梦想，何景明则以循吏为愿望。李梦阳《升天行》其二云：“挥旌拂九曜，捷步登文昌。进谋芝盖侧，待问紫玉房。群灵赠大药，诸御传神方。无惜一粒分，遂令民寿康。”①“芝盖”是皇帝出行时的仪仗，“紫玉房”是对宰相府的尊称。李梦阳“进谋芝盖侧，待问紫玉房”的志向与李白《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渴望的“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臣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②的际遇何其相似。其《洛阳行》扬言：“丈夫树名勋，所志在唐虞。扬袂径北去，万里谁能拘。”③李梦阳想“进谋芝盖侧，待问紫玉房”，就是欲为帝王师，辅佐皇帝恢复唐虞盛世的气象。在渴望为帝王师的鼓荡下，李梦阳积极参政议政，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上孝宗皇帝书》，逆龙麟，捋虎须，批权阉，惊世骇俗，言人所不敢言。即使在晚年依然高唱：“自信右军非墨客，谁言高适是诗人。南征昨报龙旗返，伫想嵩呼动紫辰。”④
与李梦阳有所区别，何景明以循吏为追求。在二人文集中都有论道、论世的文章，李梦阳有《内篇》和《外篇》，何景明有《何子》及《内篇》。对比而言，虽然都是坐而论道，然李梦阳更关注于思想道德层面上的问题，而何景明却倾向于与具体治术有关的讨论。何景明《何子》、《内篇》也关注思想道德问题，但重点却是作者苦心研究之涵盖封建统治各个层面的具体施政措施，《内篇》几乎就是他教导同僚如何为官的法则。何景明《四箴序》云：“是故合情而全身，乐天而知人者，圣人也；惩乎情无违乎天，持乎身无愿乎人者，贤人也；任情以志身，希天而望人者，众人也。圣人者，吾不能也；众人者，吾不敢也；贤人者，吾愿学焉。”⑤“惩乎情无违乎天，持乎身无愿乎人者”，也就是上不负皇帝赋予的责任，下不负百姓的期望，结合他在《何子》、《内篇》中的言行，何景明甘为循吏的人生目标昭然若揭。
李梦阳、何景明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
由于人生目标不同，李、何二人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所采取的方式也颇为不同。李梦阳自视甚高，以帝王师为目标，故而对遭遇的任何问题都主动出击，勇于任事，坚决斗争，绝不妥协。这一点在弘治十八年应诏上疏，正德元年（1506年）助韩文倒阉，正德八年（1513年）广信狱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无一不是诗人主动请战的结果。正因为自视甚高，也就自觉肩负的责任也大，故而其气勇，其气坚。他认为：“是故君子之于邦也，不患不从，而患弗躬。躬义布昭，敷常表端，以是而教鲜不率矣，何也？四者其本也。然又断之以独，挟之以同，行之以勇，乃奚往不济也。……故曰：非勇何行，非同何助，非断何成？三者既获，四本乃立，然后经定程坚，教斯兴矣。”⑥李梦阳认为“勇、同、断”是破除弊端，兴复古道的关键。儒家学说中所谓的完备人格是具备仁、知、勇、义，而李梦阳在此基础上增加“同、断”两点，可见他非常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行动中的作用。儒家讲求“和而不同”，但李梦阳却把“同”作为实现治世的因素之一，明显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毕竟到明朝中叶，人心涣散，士风沦落，社会同一性遭到破坏，要恢复盛世气象，非“勇、同、断”，则难以在短期内见效。
与李梦阳相比，何景明思想中的中庸色彩浓重许多，主张以“势”决定行动，偏重对客观实际的依赖。《何子》和《内篇》中有两个词他经常使用，就是“势”和“顺势”。弘治十八年何景明出使云南途中，一位老篙师在“霜降石出，江狭水迅”的江中操船自如。诗人问其经验，老篙师说：“故吾先良吾器以利吾用，手足耳目口不敢少怠，心不敢少他，然后从容乎安流荡激于奔涌洄洑之中而无虞也。然吾又能察水性与势，故夫深汇潭渊、浅涡暗滩隐石者，吾远而认之，得于十数里之外，是以预为之备而不至损吾舟。他水工常恶迟取速，截长邀短，故有败者。吾惟顺其水道而无所枉，虽迟而得免败焉。”听完老篙师的话，何景明感叹说：“予谓舟御类艺也，人之于世顾艺之不若哉？因序其言为赋以自励。”⑦“良吾器”、身心一致、顺势而行是老篙师驾船自如“无败者”的几个因素。何景明之所以感叹，就在于老篙师在重视主观努力的同时，更重视客观因素对成败的影响，故而他认为：“势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凭也。龙之在天，以云而神；虎之在地，以风而威；豹之在山，以雾而变；鲲之在海，以水而化，势使之然也。”⑧《与何粹夫书》劝说何瑭云：“夫据势而经施，从风而顺化，知遇旷代之事也；经常以纬变，成易以忍难，君子随时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烦，便自委去，则天下欲承君子之泽，几无时矣。”⑨何景明讲究顺势而动，甚至必要时，可以委曲求全。他在正德元年托病请假回乡，虽然也有“道不合不相为谋”的成分，但主要是远祸全身的考虑，而且对比李、何二人在正德元年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间的诗作，明显李梦阳反映现实的内容要多些，何景明的现实性减弱，文人之间诗酒唱和，类似茶陵派“不管势利”的作品渐多。
对李梦阳以“勇、同、断”作为处世法，何景明颇不以为然。《内篇》提出：“夫众任者事集而易行，独承者败。著内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过用其刚者也；天下之易蔽者过用其明者也，刚明之用可不慎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刚、明显，稍陟用之，则刚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⑩何景明这里讲的“刚、明”，实质上与李梦阳提倡的“勇、同、断”的意义基本一致。勇、断生刚，三者结合就是明。何景明认为为官之人应该慎用“刚、明”，要“刚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缓之。马调也则弗犯；驾鹰习也则弗掣”{11}。在他看来，“势”是个人不可抗拒的因素，个体只有顺势而动，才能有所作为，而不是通过“勇、同、断”把“公议兴于下”的衰世变成“公道行于上”的治世。
李梦阳、何景明创作宗趣的分歧和对文学运动期望值的差异
李、何人生观的差异，不仅导致他们在仕途中处事的方式不一样，也影响了他们共同倡导的复古运动。李、何之争实质上也隐含有因人生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创作宗趣的分歧和对文学运动期望值的差异。从现存的文献看，李、何二人在早期就表现出不同的创作特色，他们本人也都没有否定对方的创作风格，因此如果不是人生观在其中起相当的作用，就很难解释这样的“赤心朋友”会为正常的诗文讨论而掀起轩然大波。何景明曾经很无奈地说：“嗟乎！诗也者，难言者也。体物而肆采，撰志而约情，慎宪而明则，是故比方属类，变异陈矣；揆虑绪思，幽微章矣，彻远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标准见矣。故单辞寡伦，无以究赜；指众不一，无以合方；利近遗法，无以纯体。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学；审而触之，存乎志；心明而辨之，存乎识。夫诗之难言也，独言者难邪而知言者鲜矣。”{12}“比方属类”、“揆虑绪思”都是诗歌的属性，却产生了“变异陈矣”、“幽微章矣”的弊端。“彻远”则“代蔽”；“律古”则“格俗”，而且“标准见矣”，何景明认为这些都是诗歌创作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使对于诗歌的受众——读者，何景明也有看法，云：“单辞寡论，无以究赜；指众不一，无以合方；利近遗法，无以纯体。”诗歌是“单辞寡论”，因此难免出现“指众不一，无以合方”，“利近遗法，无以纯体”之理解问题。他认为只有“存乎学”、“存乎志”、“存乎识”，即必须“学、志、识”三者皆备，方能体味到诗歌的艺术魅力和诗人的思想情操，而这是一个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何景明从创作主体和读者入手分析了诗歌创作的不易和诗歌产生影响的困难。既然诗歌从创作起就有不可调和的弊端，而对诗歌的体察又有常人难以达到的困难，那么，诗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对社会产生作用，不免使诗人困惑，因此何景明再三哀叹：“夫诗之难言也！”这与李梦阳晚年尚流露出“为曹、刘、鲍、谢之业，而欲兼程、张之学”{13}的对诗歌社会作用的坚定信念相比，何景明对诗歌社会参与性的信念在其后期已经回到了李梦阳所极力批评的“不着势利”的境界。（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注释
①③李梦阳：《空同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白：《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85页。
④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⑨何景明：《大復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李梦阳：《空同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何景明：《大復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何景明：《大復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11}{12}何景明：《大復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焦竑：《玉堂丛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0页。
【关键词】李梦阳 何景明 人生观 复古观 文学复古
作为明代中叶共同领导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李梦阳与何景明的哲学思想无疑都属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但具体表现在人生观上，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却不尽相同。
李梦阳、何景明的不同人生追求
李、何二人都曾怀有济世仁民的壮志，不过，在追求的具体目标上，二人却有明显的差别。李梦阳自视甚高，以帝王师为梦想，何景明则以循吏为愿望。李梦阳《升天行》其二云：“挥旌拂九曜，捷步登文昌。进谋芝盖侧，待问紫玉房。群灵赠大药，诸御传神方。无惜一粒分，遂令民寿康。”①“芝盖”是皇帝出行时的仪仗，“紫玉房”是对宰相府的尊称。李梦阳“进谋芝盖侧，待问紫玉房”的志向与李白《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渴望的“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臣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②的际遇何其相似。其《洛阳行》扬言：“丈夫树名勋，所志在唐虞。扬袂径北去，万里谁能拘。”③李梦阳想“进谋芝盖侧，待问紫玉房”，就是欲为帝王师，辅佐皇帝恢复唐虞盛世的气象。在渴望为帝王师的鼓荡下，李梦阳积极参政议政，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上孝宗皇帝书》，逆龙麟，捋虎须，批权阉，惊世骇俗，言人所不敢言。即使在晚年依然高唱：“自信右军非墨客，谁言高适是诗人。南征昨报龙旗返，伫想嵩呼动紫辰。”④
与李梦阳有所区别，何景明以循吏为追求。在二人文集中都有论道、论世的文章，李梦阳有《内篇》和《外篇》，何景明有《何子》及《内篇》。对比而言，虽然都是坐而论道，然李梦阳更关注于思想道德层面上的问题，而何景明却倾向于与具体治术有关的讨论。何景明《何子》、《内篇》也关注思想道德问题，但重点却是作者苦心研究之涵盖封建统治各个层面的具体施政措施，《内篇》几乎就是他教导同僚如何为官的法则。何景明《四箴序》云：“是故合情而全身，乐天而知人者，圣人也；惩乎情无违乎天，持乎身无愿乎人者，贤人也；任情以志身，希天而望人者，众人也。圣人者，吾不能也；众人者，吾不敢也；贤人者，吾愿学焉。”⑤“惩乎情无违乎天，持乎身无愿乎人者”，也就是上不负皇帝赋予的责任，下不负百姓的期望，结合他在《何子》、《内篇》中的言行，何景明甘为循吏的人生目标昭然若揭。
李梦阳、何景明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
由于人生目标不同，李、何二人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所采取的方式也颇为不同。李梦阳自视甚高，以帝王师为目标，故而对遭遇的任何问题都主动出击，勇于任事，坚决斗争，绝不妥协。这一点在弘治十八年应诏上疏，正德元年（1506年）助韩文倒阉，正德八年（1513年）广信狱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无一不是诗人主动请战的结果。正因为自视甚高，也就自觉肩负的责任也大，故而其气勇，其气坚。他认为：“是故君子之于邦也，不患不从，而患弗躬。躬义布昭，敷常表端，以是而教鲜不率矣，何也？四者其本也。然又断之以独，挟之以同，行之以勇，乃奚往不济也。……故曰：非勇何行，非同何助，非断何成？三者既获，四本乃立，然后经定程坚，教斯兴矣。”⑥李梦阳认为“勇、同、断”是破除弊端，兴复古道的关键。儒家学说中所谓的完备人格是具备仁、知、勇、义，而李梦阳在此基础上增加“同、断”两点，可见他非常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行动中的作用。儒家讲求“和而不同”，但李梦阳却把“同”作为实现治世的因素之一，明显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毕竟到明朝中叶，人心涣散，士风沦落，社会同一性遭到破坏，要恢复盛世气象，非“勇、同、断”，则难以在短期内见效。
与李梦阳相比，何景明思想中的中庸色彩浓重许多，主张以“势”决定行动，偏重对客观实际的依赖。《何子》和《内篇》中有两个词他经常使用，就是“势”和“顺势”。弘治十八年何景明出使云南途中，一位老篙师在“霜降石出，江狭水迅”的江中操船自如。诗人问其经验，老篙师说：“故吾先良吾器以利吾用，手足耳目口不敢少怠，心不敢少他，然后从容乎安流荡激于奔涌洄洑之中而无虞也。然吾又能察水性与势，故夫深汇潭渊、浅涡暗滩隐石者，吾远而认之，得于十数里之外，是以预为之备而不至损吾舟。他水工常恶迟取速，截长邀短，故有败者。吾惟顺其水道而无所枉，虽迟而得免败焉。”听完老篙师的话，何景明感叹说：“予谓舟御类艺也，人之于世顾艺之不若哉？因序其言为赋以自励。”⑦“良吾器”、身心一致、顺势而行是老篙师驾船自如“无败者”的几个因素。何景明之所以感叹，就在于老篙师在重视主观努力的同时，更重视客观因素对成败的影响，故而他认为：“势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凭也。龙之在天，以云而神；虎之在地，以风而威；豹之在山，以雾而变；鲲之在海，以水而化，势使之然也。”⑧《与何粹夫书》劝说何瑭云：“夫据势而经施，从风而顺化，知遇旷代之事也；经常以纬变，成易以忍难，君子随时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烦，便自委去，则天下欲承君子之泽，几无时矣。”⑨何景明讲究顺势而动，甚至必要时，可以委曲求全。他在正德元年托病请假回乡，虽然也有“道不合不相为谋”的成分，但主要是远祸全身的考虑，而且对比李、何二人在正德元年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间的诗作，明显李梦阳反映现实的内容要多些，何景明的现实性减弱，文人之间诗酒唱和，类似茶陵派“不管势利”的作品渐多。
对李梦阳以“勇、同、断”作为处世法，何景明颇不以为然。《内篇》提出：“夫众任者事集而易行，独承者败。著内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过用其刚者也；天下之易蔽者过用其明者也，刚明之用可不慎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刚、明显，稍陟用之，则刚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⑩何景明这里讲的“刚、明”，实质上与李梦阳提倡的“勇、同、断”的意义基本一致。勇、断生刚，三者结合就是明。何景明认为为官之人应该慎用“刚、明”，要“刚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缓之。马调也则弗犯；驾鹰习也则弗掣”{11}。在他看来，“势”是个人不可抗拒的因素，个体只有顺势而动，才能有所作为，而不是通过“勇、同、断”把“公议兴于下”的衰世变成“公道行于上”的治世。
李梦阳、何景明创作宗趣的分歧和对文学运动期望值的差异
李、何人生观的差异，不仅导致他们在仕途中处事的方式不一样，也影响了他们共同倡导的复古运动。李、何之争实质上也隐含有因人生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创作宗趣的分歧和对文学运动期望值的差异。从现存的文献看，李、何二人在早期就表现出不同的创作特色，他们本人也都没有否定对方的创作风格，因此如果不是人生观在其中起相当的作用，就很难解释这样的“赤心朋友”会为正常的诗文讨论而掀起轩然大波。何景明曾经很无奈地说：“嗟乎！诗也者，难言者也。体物而肆采，撰志而约情，慎宪而明则，是故比方属类，变异陈矣；揆虑绪思，幽微章矣，彻远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标准见矣。故单辞寡伦，无以究赜；指众不一，无以合方；利近遗法，无以纯体。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学；审而触之，存乎志；心明而辨之，存乎识。夫诗之难言也，独言者难邪而知言者鲜矣。”{12}“比方属类”、“揆虑绪思”都是诗歌的属性，却产生了“变异陈矣”、“幽微章矣”的弊端。“彻远”则“代蔽”；“律古”则“格俗”，而且“标准见矣”，何景明认为这些都是诗歌创作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使对于诗歌的受众——读者，何景明也有看法，云：“单辞寡论，无以究赜；指众不一，无以合方；利近遗法，无以纯体。”诗歌是“单辞寡论”，因此难免出现“指众不一，无以合方”，“利近遗法，无以纯体”之理解问题。他认为只有“存乎学”、“存乎志”、“存乎识”，即必须“学、志、识”三者皆备，方能体味到诗歌的艺术魅力和诗人的思想情操，而这是一个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何景明从创作主体和读者入手分析了诗歌创作的不易和诗歌产生影响的困难。既然诗歌从创作起就有不可调和的弊端，而对诗歌的体察又有常人难以达到的困难，那么，诗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对社会产生作用，不免使诗人困惑，因此何景明再三哀叹：“夫诗之难言也！”这与李梦阳晚年尚流露出“为曹、刘、鲍、谢之业，而欲兼程、张之学”{13}的对诗歌社会作用的坚定信念相比，何景明对诗歌社会参与性的信念在其后期已经回到了李梦阳所极力批评的“不着势利”的境界。（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注释
①③李梦阳：《空同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白：《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85页。
④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⑨何景明：《大復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李梦阳：《空同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何景明：《大復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何景明：《大復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11}{12}何景明：《大復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焦竑：《玉堂丛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