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对比鲁迅小说《孔乙己》与莫里哀戏剧《伪君子》，论述鲁迅之“讽”与莫里哀之“刺”真正的写作意图。一方面，从作品的内部张力发掘作者的讽刺指向。另一方面，从各部作品的联系与对立出发探寻真正意图，最后发掘出二者编织于文本与剧目中的对于人性的审视和思考。
关键词：鲁迅；莫里哀；人性
作者简介：常楚英（1995-），女，汉族，甘肃白银人，四川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中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与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莫里哀，似历史长河中两位遥遥嗣响之人，他们或将辛辣的笔触，或将戏剧的矛盾倾向于社会的积弊，人性的丑病，在小说文本中与幕布舞台前将这些人事与情态淋漓再现。
在后世的建构中，他们一个是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对法国时尚潮流进行非议与嘲弄的斗士，这样的评价源起于鲁迅和莫里哀在其文艺作品中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描摹与讽刺，也定型于后世习惯于为文艺创作者划分立场构建意图的解释冲动中。当真正阅读其作品，把握其蕴藏于文本之下的真正意图时，建构应当被瓦解以去除其对作家作品本质的消融。
撕扯掉自鲁迅与莫里哀作品出世以来时代批评家与建构者覆之其上的标签。《孔乙己》中鲁迅讽刺的笔锋是否真正指向对旧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和旧知识分子的批判，而《伪君子》中是否是将宗教的迷信与狂热视为了滑稽的闹剧？本文将主要就这两部文学作品展开，对比分析作者编织于文本内核的写作意图。
一、从作品的内部张力发掘作者的讽刺指向。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描述了发生于咸亨酒店的内外的一位贫困潦倒的旧式文人孔乙己的遭遇与凋亡，“在简单和从容的笔底下，已经写出令人觉得十分幽默，然而十分亲切，又十分悲哀荒凉的景象。”在小说中，鲁迅写实木刻的笔触，从代表农民阶级的短衣帮，到穿长衫的知识分子，以及“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的描摹，是真实可信的：短衣雇主唠唠叨叨；长衫雇主清高自傲；而读书却没能跻身于上流知识分子地位的孔乙己，文文邹邹 ，带着读书人的一份自守却又因生活的窘境有着偷窃的陋习。在鲁迅的小说中，保有各自的灵魂与性格，虽是寥寥无几，但其真实可信足令人生出亲切之感：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即便在小说中承担叙事功能最少的短衣帮，鲁迅也倾注笔墨与真情去雕琢，而不轻易赋予类型化的想象，可见鲁迅创作的本质，是为“艺术而艺术”而非为“讽刺而艺术”。
鲁迅对于艺术的思考，可见于其在《而已集》中所提到的：“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魯迅对于艺术与实用之距离的感悟是如此透彻，对于审美的特质与审美的价值也有着超前于革命时代“文学工具论”的僵化与凝滞。
反观《孔乙己》中的讽刺意味，对于笔锋所指的孔乙己，鲁迅字句研磨，意味深刻。在对孔乙己形象充实与塑造中，鲁迅选取的叙事内容，偏偏不多熔铸有讥讽的意味，而是浸染有细腻的真情与淡淡的心酸，李长之先生曾于其《鲁迅批评》中谈及：“哄笑和奚落，咀嚼着弱者的灵魂，这永远是鲁迅小说里要表现的，我已经说过，这是鲁迅自己的创痛故。因此他的同情充满了他的全作品，虽然有时他为他同情的人物之堕落而愤慨或激昂”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鲁迅流淌于笔尖的情感是同情大于讽刺的。
再论莫里哀之《伪君子》，剧本中刻画了一个偏信于宗教骗子，以至于六亲不认、险些倾家荡产的宗教迷徒形象。自《伪君子》创作之后，后世多将莫里哀看做一个斗士，认为他洞悉了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性，然而通读莫里哀《伪君子》中的冲突与戏剧性，都并无以宗教作为但单纯独立的讽刺对象出现而展开的剧情。这无非是一种以宗教迷信为表现手段对人性虚伪丑恶的讽刺；
莫里哀坚信，喜剧不仅是一种无害的娱乐，而且在纠正人的恶习方面有着特殊的社会作用，至少要比一本正经教训人的悲剧作用大。他指出：“在道德上，一本正经的最好说教常常不如讽刺作品的俏皮话有力量，要批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东西赶得上把他们的缺点刻画出来。这些缺点受到公众的哄笑，这是打击恶习最有效的方法。人们会轻易地忍受这类的责备，但是他们却经不住这样被嘲弄；人们宁愿是坏人，却决不肯让人讥笑。”
正如在《达尔杜弗》序言的末尾，他巧妙地讲述了一件轶事：《达尔杜弗》被禁八天后，法国宫廷里上演了另一出喜剧《隐士斯卡拉穆歇》，国王看完后问王子：“我很想知道，那些对莫里哀喜剧感到无比愤慨的人为什么对这出喜剧却一字不提呢？”王子的回答是：“原因就是这出喜剧取笑的是上帝和宗教，那些先生并不在意；而莫里哀的喜剧嘲笑的却是他们本人，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
可见，莫里哀蕴含于其戏剧中的讽刺指向，是在社会甚至宗教批判的外衣下转向了人性内部的缺失和丑态的。现在反观鲁迅中《孔乙己》中的种种张力，又何尝不是在蓄力中将讽刺的天平倒向了人性的一方呢。
二、从各部作品的联系与对立出发探寻真正意图
在莫里哀的其他剧作中，其讽刺立场的游移甚至自相矛盾更证实了人性的“失位”和“癖性”才是他裹覆于层层批判了讽刺中真正的内核。
他的另外两部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和《丈夫学堂》均是以法国贵族生活的沙龙艺术的繁冗 生活细节的盛行作为背景，在这两出剧目中，生发出极强的张力和鲜明的对立，一方演绎着那对姐妹迷恋贵族生活而虚伪矫饰的滑稽，而另一方则上演着丈夫强压妻子追逐时尚的好奇心的保守自闭的可笑。莫里哀一会儿敲打一下追逐虚荣的女孩儿，一会儿敲打一下过于封闭的老头儿。在这两股张力的撞击中，彼此的交合之处也涌流而出，那就是人们在外界潮流的冲击下过分迷失而显现出的反常情、常态、常识、常规的“失位”以及这种“失位”状态下溢于言表的癖性和过度。莫里哀在其戏剧中讥讽的意图，带有矫正人性的偏移而使其复位的本初目的，也映射出其褒扬人性中热爱而不迷恋，虔诚而不愚诚的“中和”向度，这似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
关键词：鲁迅；莫里哀；人性
作者简介：常楚英（1995-），女，汉族，甘肃白银人，四川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中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与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莫里哀，似历史长河中两位遥遥嗣响之人，他们或将辛辣的笔触，或将戏剧的矛盾倾向于社会的积弊，人性的丑病，在小说文本中与幕布舞台前将这些人事与情态淋漓再现。
在后世的建构中，他们一个是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对法国时尚潮流进行非议与嘲弄的斗士，这样的评价源起于鲁迅和莫里哀在其文艺作品中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描摹与讽刺，也定型于后世习惯于为文艺创作者划分立场构建意图的解释冲动中。当真正阅读其作品，把握其蕴藏于文本之下的真正意图时，建构应当被瓦解以去除其对作家作品本质的消融。
撕扯掉自鲁迅与莫里哀作品出世以来时代批评家与建构者覆之其上的标签。《孔乙己》中鲁迅讽刺的笔锋是否真正指向对旧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和旧知识分子的批判，而《伪君子》中是否是将宗教的迷信与狂热视为了滑稽的闹剧？本文将主要就这两部文学作品展开，对比分析作者编织于文本内核的写作意图。
一、从作品的内部张力发掘作者的讽刺指向。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描述了发生于咸亨酒店的内外的一位贫困潦倒的旧式文人孔乙己的遭遇与凋亡，“在简单和从容的笔底下，已经写出令人觉得十分幽默，然而十分亲切，又十分悲哀荒凉的景象。”在小说中，鲁迅写实木刻的笔触，从代表农民阶级的短衣帮，到穿长衫的知识分子，以及“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的描摹，是真实可信的：短衣雇主唠唠叨叨；长衫雇主清高自傲；而读书却没能跻身于上流知识分子地位的孔乙己，文文邹邹 ，带着读书人的一份自守却又因生活的窘境有着偷窃的陋习。在鲁迅的小说中，保有各自的灵魂与性格，虽是寥寥无几，但其真实可信足令人生出亲切之感：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即便在小说中承担叙事功能最少的短衣帮，鲁迅也倾注笔墨与真情去雕琢，而不轻易赋予类型化的想象，可见鲁迅创作的本质，是为“艺术而艺术”而非为“讽刺而艺术”。
鲁迅对于艺术的思考，可见于其在《而已集》中所提到的：“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魯迅对于艺术与实用之距离的感悟是如此透彻，对于审美的特质与审美的价值也有着超前于革命时代“文学工具论”的僵化与凝滞。
反观《孔乙己》中的讽刺意味，对于笔锋所指的孔乙己，鲁迅字句研磨，意味深刻。在对孔乙己形象充实与塑造中，鲁迅选取的叙事内容，偏偏不多熔铸有讥讽的意味，而是浸染有细腻的真情与淡淡的心酸，李长之先生曾于其《鲁迅批评》中谈及：“哄笑和奚落，咀嚼着弱者的灵魂，这永远是鲁迅小说里要表现的，我已经说过，这是鲁迅自己的创痛故。因此他的同情充满了他的全作品，虽然有时他为他同情的人物之堕落而愤慨或激昂”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鲁迅流淌于笔尖的情感是同情大于讽刺的。
再论莫里哀之《伪君子》，剧本中刻画了一个偏信于宗教骗子，以至于六亲不认、险些倾家荡产的宗教迷徒形象。自《伪君子》创作之后，后世多将莫里哀看做一个斗士，认为他洞悉了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性，然而通读莫里哀《伪君子》中的冲突与戏剧性，都并无以宗教作为但单纯独立的讽刺对象出现而展开的剧情。这无非是一种以宗教迷信为表现手段对人性虚伪丑恶的讽刺；
莫里哀坚信，喜剧不仅是一种无害的娱乐，而且在纠正人的恶习方面有着特殊的社会作用，至少要比一本正经教训人的悲剧作用大。他指出：“在道德上，一本正经的最好说教常常不如讽刺作品的俏皮话有力量，要批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东西赶得上把他们的缺点刻画出来。这些缺点受到公众的哄笑，这是打击恶习最有效的方法。人们会轻易地忍受这类的责备，但是他们却经不住这样被嘲弄；人们宁愿是坏人，却决不肯让人讥笑。”
正如在《达尔杜弗》序言的末尾，他巧妙地讲述了一件轶事：《达尔杜弗》被禁八天后，法国宫廷里上演了另一出喜剧《隐士斯卡拉穆歇》，国王看完后问王子：“我很想知道，那些对莫里哀喜剧感到无比愤慨的人为什么对这出喜剧却一字不提呢？”王子的回答是：“原因就是这出喜剧取笑的是上帝和宗教，那些先生并不在意；而莫里哀的喜剧嘲笑的却是他们本人，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
可见，莫里哀蕴含于其戏剧中的讽刺指向，是在社会甚至宗教批判的外衣下转向了人性内部的缺失和丑态的。现在反观鲁迅中《孔乙己》中的种种张力，又何尝不是在蓄力中将讽刺的天平倒向了人性的一方呢。
二、从各部作品的联系与对立出发探寻真正意图
在莫里哀的其他剧作中，其讽刺立场的游移甚至自相矛盾更证实了人性的“失位”和“癖性”才是他裹覆于层层批判了讽刺中真正的内核。
他的另外两部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和《丈夫学堂》均是以法国贵族生活的沙龙艺术的繁冗 生活细节的盛行作为背景，在这两出剧目中，生发出极强的张力和鲜明的对立，一方演绎着那对姐妹迷恋贵族生活而虚伪矫饰的滑稽，而另一方则上演着丈夫强压妻子追逐时尚的好奇心的保守自闭的可笑。莫里哀一会儿敲打一下追逐虚荣的女孩儿，一会儿敲打一下过于封闭的老头儿。在这两股张力的撞击中，彼此的交合之处也涌流而出，那就是人们在外界潮流的冲击下过分迷失而显现出的反常情、常态、常识、常规的“失位”以及这种“失位”状态下溢于言表的癖性和过度。莫里哀在其戏剧中讥讽的意图，带有矫正人性的偏移而使其复位的本初目的，也映射出其褒扬人性中热爱而不迷恋，虔诚而不愚诚的“中和”向度，这似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