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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话是被古人说尽说绝了的，比如“近乡情更怯”，短短的五个字就把归乡游子的复杂矛盾心情表露殆尽。浪迹江湖的游子，人人心中都装着自己的故乡，梦牵魂绕着生己养己的那片故土。但是，能够功成业就，衣锦荣归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奔波漂流几年几十年依然是不名一文，最终茫然失落地回到故乡。于是既盼回乡，又怕回乡。越接近故乡，心中便越胆怯，这是一种羞见江东父老的“怯”，这是一种壮志未酬的“怯”。所以，老一辈在南洋打工的华侨，虽然在农场和橡胶园干着非人的劳动，回乡时也要倾其所能，置办西装革履的行头和大包小包的礼物，以显示自己在外混得不错。费翔的一曲《故乡的云》便唱尽了归乡游子“近乡情更怯”的心情。
但是，黄昏时的树影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游子远在天涯海角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我的故乡是滇西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大理古镇，离乡近五十年，我依然是属于“近乡情更怯”的一族。每当我产生乡愁或生活得不愉快时，我就会不由得回忆起儿时故乡的一些大抵属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鲜活的形象温暖着我这游子的心，这或许是阿Q似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精神自慰吧。我想，人生苦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境况，各有各的活法，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尚且能坦然面对惨淡的人生，我为什么就不能善待此生呢？大人物有人为其树碑立传，那些个卑微的生命也曾经是这尘世的匆匆过客，何妨也为他们写个小传呢。
外国老乡
大理古镇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单是宗教就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外来教派和本土的儒教、道教、白族本主教。所以，小镇中除了众多的佛寺外，还有天主堂（天主教）、福音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和文庙（儒教）、武庙（道教）、本主庙等。那时，街道上也就游走着各色人等，有日本和缅甸的和尚，正宗的伊斯兰阿訇，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传教士……每个教派的信徒都不少，大家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和平共处。
天主堂位于人民路中段，福音堂位于复兴路北端，常见穿黑袍的神甫和戴黑头巾的修女（小镇人们叫她们孃孃或是嬷嬷）出入。在天主教的信徒中，有一位叫“外国老乡”的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他孤身一人，姓名早已被人们忘记，“外国老乡”的绰号却尽人皆知，在小镇里也算是个名人。称他为“外国老乡”是小镇人民的一大发明，因为他长期和传教士接触，会讲几句英语，所以自视甚高，不屑于与街边抽旱烟晒太阳打雀牌的老游民为伍；而他为外国人打杂，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类似流浪汉的形象又难入小镇上流社会。所以就有人给他取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雅号“外国老乡”，岂料一叫就响，形成共识，而他本人竟也十分喜欢这个称号，大概他认为“外国”二字把他也归入洋人一类了。
外国老乡对洋人毕恭毕敬，对乡民却孤高自傲，趾高气扬。但他的洋人概念仅限于欧美白人，对日本人、缅甸人、阿拉伯人他也一概地孤高自傲，趾高气扬。他虽然穷愁潦倒，但心态奇好，整天乐呵呵的，与人说话总爱中英语混杂，并时常嘲笑那些听不懂他说英语的人是憨包。但实际上他说的英语有时连神甫也听不懂，只好对他耸耸肩，摊摊手。
小镇传说着一个笑话，一次神甫让外国老乡去商店帮买只钢笔，外国老乡到商店后对店员说：“买只Pen！”店员便拿出一个盆给他。外国老乡说：“No，No！”店员说：“不漏，不漏，这是新盆。”
为生计所迫，外国老乡有时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穿一件神甫送给他的旧黑袍，腰上系一根带子，到水果摊、核桃摊、板栗摊上去装着挑拣要买的样子，暗中却把果子往宽大的袖子里扒拉，最后像模像样地举起双手伸一个懒腰，果子便落入了他的怀中，他便咕噜着“No，No”嫌果子不好起身走人。
外国老乡也有可爱的时候，那便是跟孩子们在一起时。由于他孤身一人，在社会上又很孤立，所以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便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跟孩子们在一起也变成了一个大孩子。他疯疯癫癫，喜笑怒骂，又唱又叫，做些怪模怪样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孩子们再怎么嘲弄他他都不会生气，疯疯癫癫的外国老乡身后跟着一群疯疯癫癫的孩子已成为小镇一景。
有时外国老乡也会认认真真地教孩子们说英语，指着一些物件，教孩子们用英语称呼。后来我进入中学，英语课上有些单词老师还没教我就会念，便得益于外国老乡的早期教育。现在流行的顺口溜“我是I，你是You；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谢谢Thank you”，我记得当年外国老乡就教我们说过，是不是他第一个创作的就不得而知。
老洁本
老洁本是一个乞丐的名字，小镇的人们都用“jie ben”这两个发音前面加一个“老”字叫他，但具体是哪两个字没有人能说得清。我就姑且称他为“洁本”吧，寓意他虽为乞丐，但本质是纯洁的，因为小镇人在他的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对他有点尊敬的意思，而对一个乞丐的尊敬则缘于他对母亲的孝道。
大理古镇历史上曾经是两个王国的都城，所以古城墙方方正正，高大雄伟，四面都开了城门，有高耸的城楼和厚重的木门，城门洞深邃而又黑暗。不知何时，东城门洞里住进了老洁本这对母子乞丐。母亲七十多岁，满头白发，双眼失明；儿子五十多岁，头发也已花白，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瘸的。他们把城门开成一个合适的角度，在开口处用石头垒了一堵矮墙，就在这个角落里安了家。
老洁本每天外出要饭，回来后就一勺一勺喂他的瞎眼老娘。要到好吃的东西，他一点都舍不得吃，全都给老娘吃。老娘逼着他吃，他就咂吧着嘴装出吃的样子，惹得老娘发出嘻嘻的笑声。老娘的大小便全是他抱着到外面去像把孩子一样解决的。天气暖和的日子，老洁本便把老娘背到一个向阳的地方，为老娘梳头发、捉虱子。这时老洁本还会哼唱起一些不成调的曲子，老娘则一脸幸福的微笑，听凭老洁本的摆布。这对乞丐母子的温馨一幕被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于是老洁本便成为小镇人孝道的楷模。一些老年人遭到儿孙的慢待时甚至会羡慕起老洁本的老娘，骂儿孙：“没良心的，你们去看看老洁本是怎么对待他娘的。”
可是，人们很快就又领教到老洁本恶的一面。老洁本从来不低声下气、可怜兮兮的向人们讨要。他专找商人富户，不扰穷苦百姓。要饭时拿一只大碗往店铺前一站，伸出碗说句给点吃的就不动了。几分钟后若店家没有动静，他便开始骂人了。先是骂店家小气鬼、屁眼虫、黑良心等还算文明的词句。若是店家还没行动，他的谩骂就开始不断升级，越说越难听，声音也越来越高，直至发出断子绝孙、全家死光、全家烧光的诅咒。做生意的人大都讲究口风彩头，谁愿意有人在自家门前骂些不吉利的倒霉话，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等他说出更难听的话，便赶紧给点食物或钱文打发他走。他也不贪心，无论店家给多给少，给了就走，绝不耍赖。要够一天的饭食就赶忙回去伺候老娘，绝不多要。久而久之，只要老洁本这个恶叫花子在门前一站，不等他开口，店主便赶忙施舍了事。老洁本成了罩在小镇商人心头的一块阴影，夜里小孩子哭闹不睡觉，当妈的便会吓唬说：“再闹，老洁本来了！” 其实，除了讨饭，老洁本随时和老娘呆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绝不惹事生非，更不会偷鸡摸狗。 老洁本的恶讨恶要的收获，往往比那些靠苦苦哀求乞讨的乞丐多得多。但是，那些乞丐却不可能学习老洁本的恶叫花子方法。因为其一，老洁本虽然腿有残疾，但身材魁梧高大，要打架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其二，老洁本相貌丑陋凶恶，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势，正经人谁愿去招惹他惹麻烦。而其他老弱病残的乞丐不具备老洁本的这些优势岂敢来恶的，只有求爹爹告奶奶乞求怜悯，否则不但讨不到吃的，还会招来打骂。
大冬天，城门洞里风大阴冷；大雪天，许多商铺不开门，街上冷冷清清，这是老洁本母子饥寒交迫最难挨的日子。每当老娘又冷又饿发出哀哀的哭声时，老洁本无计可施，便站在城门洞里大声吼骂，骂天，骂地，骂社会不公，骂富人黑良心……粗话、丑话、脏话，尽情发泄。那声音经过城门洞的放大，嗡嗡地传得很远。
张兴老倌
张兴老倌本名就叫张兴，虽然他已五十多岁了，可是小镇上无论大人小孩背后都直呼他为张兴老倌，这表明小镇人对他的人品不怎么看好。至于当面怎么称呼他，则就因人而异了。
张兴老倌以扎竹龙、竹风筝、竹斗（要念四声）等工艺品为生，手艺不错，如在现在，完全可以评个民间工艺大师之类的称号，其作品甚至还会被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竹龙，是小镇及周围白族村寨过年时必需的喜庆道具。新春佳节，十多条花色各异的竹龙伴随着锣鼓声和鞭炮声舞遍了大街小巷，把小镇的过年气氛酝酿到了极致。这些竹龙是由专业的舞龙队集资定制的，富裕人家过年过节或有喜庆之事，请舞龙队去门前舞上一通讨个吉利，舞龙队也可得到丰厚的红包。没有生意时，舞龙队也沿街起舞，行些公益善举。而这些竹龙好多都出自张兴老倌之手。
张兴老倌制作竹龙时，先要把竹子剖成很薄的竹片，再把竹片放在水沟里泡上几天，待竹片变得柔软以后才用来扎制竹龙。他扎竹龙时聚精会神，精益求精，完全沉浸在一种艺术创作的境界中。这时，谁要是打扰他，他会大发脾气，把你骂得狗血淋头。龙头、龙尾的骨架扎好后，再糊上黄纸，最后再在纸上绘上龙鳞和各种图案。至于龙眼球中的那两点红点是不点的，要留到舞龙时富户人家的主人或官绅人士来点，就是所谓的画龙点睛，点睛是要多付钱的。至于龙身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扎十多个腰鼓形的竹筒，也不用糊纸。当然，龙头、龙尾及每一个龙身竹筒都要固定在一根长木棒上，舞龙者就是手持这根木棒舞龙的。最后再用几丈长的黄布绘上龙鳞，连接龙头龙尾，并等距离地覆盖固定在龙身的各个竹筒上，一条竹龙就做成了。张兴老倌制作的竹龙造型威猛，活灵活现，双眼和舌头都会动，在所有上街的竹龙中往往胜出一筹。
扎斗、扎风筝也是用竹片作骨架，糊上纸后再彩绘的，但这对于张兴老倌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斗，是古代度量粮食用的器具，每年火把节时，小镇人把大大小小的竹斗串成一串插在火把上一同燃烧，以此祈愿五谷丰登、生意兴隆、日进斗金。风筝则有王字形、米字型等多种，要求竹片削得极薄，重量轻，才能飞得很高。
按理说，张兴老倌手有绝活，收入不菲，家境肯定殷实，但实际上他却家徒四壁，有时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坏就坏在他有两个要命的嗜好，一是抽大烟，二是酗酒，都是填不满的无底洞。一旦烟瘾发作，他便什么都不干，砸锅卖铁也要躺在床上过足瘾不可。酗酒后发酒疯更是怕人，见谁骂谁，见什么砸什么，抓住老婆的头发在手上挽几圈，在地上拖着往死里打。街坊四邻听着他老婆的惨叫声，只能骂声四起，但谁也不愿去干涉，怕惹他恶骂甚至拳脚相向。
只有我们一群少不更事的顽皮少年敢跟张兴老倌叫板。我们经常趁着夜色故意从张兴老倌的门前过，一边跺着整齐的步子，一边喊着大伙子教的讽刺他的顺口溜：“老倌的龙，烟屎龙；老倌的斗，马尿斗；老倌的风筝飞不走。”待到张兴老倌开门出来大骂时，我们已四散跑得没有踪影。
我们也会找机会当面戏弄张兴老倌。一次，我们发现张兴老倌在用竹竿打挂在树上的洋茄子。这是一种攀援植物，能够爬到很高的树上，结的果实像扁形的葫芦，小镇人一般是不吃的，只用来喂猪。估计张兴老倌又揭不开锅了，所以打洋茄子吃。有一个洋茄子挂得很高，张兴老倌踮起脚还是够不到。他又搬来一个凳子站在上面，竹竿才刚刚够到，可是使不上劲，点一下，洋茄子摆动一下，就是不落下来。我们坐在树荫下，看着张兴老倌在烈日下满头大汗地像打钟一样地打洋茄子，便恶作剧地随着他竹竿的点击，口里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几番下来，张兴老倌又气又累，大骂着跳下凳子拿着竹竿来追打我们，可是他哪里跑得过我们呢。张兴老倌的好处是不记孩子们的仇，有时，只要我们亲亲热热地叫他一声“阿爷”，他就会慷慨地把卖不掉的风筝送给我们。
后来，张兴老倌的老婆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恶行和他离婚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正像结婚没有办什么手续一样，他们离婚也没有办什么手续，只是请了街坊四邻和亲族长者作个公证，写了一张纸，他老婆就回娘家去了。临分手时，张兴老倌还算是表现出了一点人情味，他执意把家中较好的东西和自己存下的一点钱全部给他老婆带走。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早已出嫁，他老婆想到今后张兴老倌要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便也温婉地最后一次劝他今后不要再抽大烟，不要再酗酒了。这对一世怨偶充满人情味的诀别，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也成为小镇人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
阿 哥
阿哥是国家战备粮库的一名搬运工，因为他对男人不论长幼都称呼“阿哥”，对女人不论长幼都称呼“阿姐”，大家也就回敬他，称呼他“阿哥”。久而久之，连开会时领导点名也叫“阿哥”，他的真实姓名倒被人们淡忘了。我因父亲蒙难，家道中落，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到粮库当了一名搬运工，与阿哥有过一年的共事之谊。战备粮库建在距小镇不远的地方，是由省政府直接管理的，被认为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单位之一，我也是因为在学校品学兼优的缘故，才被学校推荐去的。实际上名声好听，在里面干搬运工却是极苦的，每天要把每袋七十五公斤或一百公斤重的大米、苞谷、青稞等粮食从汽车上背到仓库里，或是从仓库里背到汽车上。粮食调进调出不断，每天总有长长的汽车排着队，每天总有数不清的粮袋要背，一天下来，浑身累得要散了架一样。 阿哥是绝对谦卑之人，绝对孤独之人，绝对老实之人，绝对与世无争之人。他没有朋友，没有仇敌，在小镇也没有亲人。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谦卑的距离，从不与别人交流，他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他的身世也无人知晓。上班时他卖力地干着繁重的劳动，下班后他总是找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默默地独处，也不知道他成天心里想些什么。老职工对阿哥的这些怪异行为早已习惯，我们几个新来的小青年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首先，我们怀疑他精神或智力是不是有问题，但老职工们一概否定。他们说，阿哥象棋下得极好的，粮库没人能下得过他，只是他轻易不下棋，不信你们去试试。可是，我们几次约他下象棋，他总是谦卑地说，阿哥，我下不好的，不敢跟你们下。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阿哥蹲在屋后的角落，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便悄悄地从他背后走过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在地上写的竟然是一首唐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而且那字中规中矩，是练过书法的人才写得出来的。阿哥发现了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一边说，阿哥你来了，一边用脚把地上的字迹擦掉，就慌忙走了。
我总觉得阿哥是一个谜，同是社会最底层的搬运工，他没有必要对大家那么谦卑。特别是对我们几个年纪小他一辈的小青年，他也一味地谦恭，使我感到十分困惑。于是，我们想测试一下他的忍让程度。阿哥与我们六个人同住一个大寝室，他规规矩矩，悄没声息，从不打扰别人，也从不加入我们的闲谈，而且扫地抹桌之类的事都被他包了。但他有一个习惯，每晚要起夜几次。因为公厕离得远，为了方便，也为了不因为开门关门影响别人，他便买了一个大瓦盆作尿盆，我们恶作剧的测试也便从他的尿盆开始。当晚我们几个人都大量喝水，夜里起夜几次都悄悄地往阿哥的尿盆里撒尿。第二天一早，阿哥照例要去倒尿，他揭开盖子一下惊呆了，满满的一大盆尿快要漫出边来，我们却一本正经地偷着乐。可是，仅仅过了几秒钟，阿哥就若无其事艰难地抬着尿盆向厕所走去。一连几天，天天如此，阿哥毫无半句怨言，倒是我们心生愧意，不忍心再将恶作剧进行下去。
那时是全民挨饿的年代，我们干着繁重的劳动，虽然享受每月四十二斤最高的粮食定量，但因为缺少油水，随时都是饥肠辘辘。特别是我们几个童工，瘦小饥饿的身躯背负着超过自己体重几倍的粮袋，走起路来都是晃晃悠悠的，没少得过阿哥的暗中相助。可是，每天接触大量的粮食，却没有人想到偷点回去吃，甚至抓把大米嚼嚼的念头都没有。至今，我还为当年的圣洁感到自豪。
阿哥，或许是大彻大悟有着大智慧的隐者；或许是背负巨大心灵煎熬用苦行赎罪的心奴。我想。
杜老师
我在小镇中学读高中时，杜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五十多岁，出身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懂日语、英语，中文古文功底也相当深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原来在某出版社担任要职，属于那类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知识分子。据说，正因为他自己吹嘘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和鲁迅打过笔墨战，所以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后来经查证，他所谓的和鲁迅打笔墨战，不过是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并无大碍的短文，所以又把他改为中右，没有送去劳动改造，只是下放到边远小镇当了一名中学老师，但老婆也因此与他离了婚。遭此一难，他尝到了权势的可畏，收敛了不少，但张扬的性格依然时有所露，尤其对待学生极为苛刻，有时骂得狗血淋头，许多女生都被他骂哭过，大家怀疑他是不是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学生头上了。他对自己曾经的留学经历十分自豪，经常把“我是留日的”挂在嘴上，由于小镇人发音“留”“牛”不清，调皮的男生们便在背后称他是“牛日的”，更有胆大的男生当面装着恭维他说“杜老师是牛日的”，引得同学们会心地哈哈大笑，他也高兴地哈哈大笑。正是他的这种张扬狂放，又给他带来了第二次灾难。
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政治气氛却日趋严峻，正处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的前夜。同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青年学生都怀抱着要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把毛泽东当成神灵一样地崇拜。
就在毛泽东的新诗《七律·冬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那天下午，第一节课是杜老师的语文课。上课前，许多同学都在笔记本上传抄着毛泽东的这首诗，直到上课铃响，杜老师走进了教室，大家才匆匆忙忙地收拾好报纸准备上课。杜老师开讲了许久，发现有一个同学没有听课，仍在埋头抄写着什么，便走下讲台来到他的桌前，拿过他的笔记本看起来。接下来杜老师不假思索而说出来的话却语惊四座，也为他埋下了祸根。杜老师说：“‘雪压冬云白絮飞’什么歪诗，上课不好好听，走路都没走好，就要学跑……”那同学叫起来：“这不是歪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诗！”教室里随着轰的一下炸开了锅，许多同学开始起哄，其中也有我。有人高叫“反动！反动！”还有人恶作剧地嚷嚷：“别吵，别吵！让他说下去。”大家都为抓到了不可一世的杜老师的致命错误而感到兴奋。待到杜老师捧着报纸，弄清了那同学抄的确实是毛主席的诗时，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脸上出现了灰土一样的颜色。在死一样的静寂中，杜老师呆痴了好几分钟，最后，突然转身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踉踉跄跄地像逃一样离开了教室。
此后，杜老师一个多月没有来上课，说是病了。待到他重新站到讲台上时，人苍老了一大截，也失去了往日纵横捭阖的讲课风采，变得谨小慎微，照本宣科，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媳妇一样可怜巴巴，令人不忍正视。那时，我相信大多数同学都深深地后悔了，因为大家绝口不再提及此事，而且上语文课也比以前更专心肃静了。
时光流逝，这件事渐渐被大家淡忘，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小镇。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暴发，几个被杜老师臭骂过又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终于揭发了这件事，杜老师被加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遭到批斗、游街、监禁，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那时，在外读大学的几个同学相见，议及此事，唯有唏嘘感叹而已。平心而论，我们反感他对学生的苛责谩骂，但佩服他的渊博学识。
这一次的打击把杜老师彻底地击垮了，像他那样孤高自傲的人，怎能忍受得了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上的侮辱，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杜老师便一病不起驾鹤西归了。据说，临终时，他执意要求亲属就把他葬在小镇，不要送回故乡，说是无颜入宗室见列祖列宗。
当然，杜老师最后还是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了，可那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了，他长眠的那堆黄土也早已被人刨掉变成庄稼地了。
责任编辑 彭琼瑶
但是，黄昏时的树影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游子远在天涯海角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我的故乡是滇西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大理古镇，离乡近五十年，我依然是属于“近乡情更怯”的一族。每当我产生乡愁或生活得不愉快时，我就会不由得回忆起儿时故乡的一些大抵属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鲜活的形象温暖着我这游子的心，这或许是阿Q似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精神自慰吧。我想，人生苦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境况，各有各的活法，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尚且能坦然面对惨淡的人生，我为什么就不能善待此生呢？大人物有人为其树碑立传，那些个卑微的生命也曾经是这尘世的匆匆过客，何妨也为他们写个小传呢。
外国老乡
大理古镇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单是宗教就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外来教派和本土的儒教、道教、白族本主教。所以，小镇中除了众多的佛寺外，还有天主堂（天主教）、福音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和文庙（儒教）、武庙（道教）、本主庙等。那时，街道上也就游走着各色人等，有日本和缅甸的和尚，正宗的伊斯兰阿訇，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传教士……每个教派的信徒都不少，大家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和平共处。
天主堂位于人民路中段，福音堂位于复兴路北端，常见穿黑袍的神甫和戴黑头巾的修女（小镇人们叫她们孃孃或是嬷嬷）出入。在天主教的信徒中，有一位叫“外国老乡”的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他孤身一人，姓名早已被人们忘记，“外国老乡”的绰号却尽人皆知，在小镇里也算是个名人。称他为“外国老乡”是小镇人民的一大发明，因为他长期和传教士接触，会讲几句英语，所以自视甚高，不屑于与街边抽旱烟晒太阳打雀牌的老游民为伍；而他为外国人打杂，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类似流浪汉的形象又难入小镇上流社会。所以就有人给他取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雅号“外国老乡”，岂料一叫就响，形成共识，而他本人竟也十分喜欢这个称号，大概他认为“外国”二字把他也归入洋人一类了。
外国老乡对洋人毕恭毕敬，对乡民却孤高自傲，趾高气扬。但他的洋人概念仅限于欧美白人，对日本人、缅甸人、阿拉伯人他也一概地孤高自傲，趾高气扬。他虽然穷愁潦倒，但心态奇好，整天乐呵呵的，与人说话总爱中英语混杂，并时常嘲笑那些听不懂他说英语的人是憨包。但实际上他说的英语有时连神甫也听不懂，只好对他耸耸肩，摊摊手。
小镇传说着一个笑话，一次神甫让外国老乡去商店帮买只钢笔，外国老乡到商店后对店员说：“买只Pen！”店员便拿出一个盆给他。外国老乡说：“No，No！”店员说：“不漏，不漏，这是新盆。”
为生计所迫，外国老乡有时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穿一件神甫送给他的旧黑袍，腰上系一根带子，到水果摊、核桃摊、板栗摊上去装着挑拣要买的样子，暗中却把果子往宽大的袖子里扒拉，最后像模像样地举起双手伸一个懒腰，果子便落入了他的怀中，他便咕噜着“No，No”嫌果子不好起身走人。
外国老乡也有可爱的时候，那便是跟孩子们在一起时。由于他孤身一人，在社会上又很孤立，所以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便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跟孩子们在一起也变成了一个大孩子。他疯疯癫癫，喜笑怒骂，又唱又叫，做些怪模怪样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孩子们再怎么嘲弄他他都不会生气，疯疯癫癫的外国老乡身后跟着一群疯疯癫癫的孩子已成为小镇一景。
有时外国老乡也会认认真真地教孩子们说英语，指着一些物件，教孩子们用英语称呼。后来我进入中学，英语课上有些单词老师还没教我就会念，便得益于外国老乡的早期教育。现在流行的顺口溜“我是I，你是You；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谢谢Thank you”，我记得当年外国老乡就教我们说过，是不是他第一个创作的就不得而知。
老洁本
老洁本是一个乞丐的名字，小镇的人们都用“jie ben”这两个发音前面加一个“老”字叫他，但具体是哪两个字没有人能说得清。我就姑且称他为“洁本”吧，寓意他虽为乞丐，但本质是纯洁的，因为小镇人在他的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对他有点尊敬的意思，而对一个乞丐的尊敬则缘于他对母亲的孝道。
大理古镇历史上曾经是两个王国的都城，所以古城墙方方正正，高大雄伟，四面都开了城门，有高耸的城楼和厚重的木门，城门洞深邃而又黑暗。不知何时，东城门洞里住进了老洁本这对母子乞丐。母亲七十多岁，满头白发，双眼失明；儿子五十多岁，头发也已花白，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瘸的。他们把城门开成一个合适的角度，在开口处用石头垒了一堵矮墙，就在这个角落里安了家。
老洁本每天外出要饭，回来后就一勺一勺喂他的瞎眼老娘。要到好吃的东西，他一点都舍不得吃，全都给老娘吃。老娘逼着他吃，他就咂吧着嘴装出吃的样子，惹得老娘发出嘻嘻的笑声。老娘的大小便全是他抱着到外面去像把孩子一样解决的。天气暖和的日子，老洁本便把老娘背到一个向阳的地方，为老娘梳头发、捉虱子。这时老洁本还会哼唱起一些不成调的曲子，老娘则一脸幸福的微笑，听凭老洁本的摆布。这对乞丐母子的温馨一幕被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于是老洁本便成为小镇人孝道的楷模。一些老年人遭到儿孙的慢待时甚至会羡慕起老洁本的老娘，骂儿孙：“没良心的，你们去看看老洁本是怎么对待他娘的。”
可是，人们很快就又领教到老洁本恶的一面。老洁本从来不低声下气、可怜兮兮的向人们讨要。他专找商人富户，不扰穷苦百姓。要饭时拿一只大碗往店铺前一站，伸出碗说句给点吃的就不动了。几分钟后若店家没有动静，他便开始骂人了。先是骂店家小气鬼、屁眼虫、黑良心等还算文明的词句。若是店家还没行动，他的谩骂就开始不断升级，越说越难听，声音也越来越高，直至发出断子绝孙、全家死光、全家烧光的诅咒。做生意的人大都讲究口风彩头，谁愿意有人在自家门前骂些不吉利的倒霉话，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等他说出更难听的话，便赶紧给点食物或钱文打发他走。他也不贪心，无论店家给多给少，给了就走，绝不耍赖。要够一天的饭食就赶忙回去伺候老娘，绝不多要。久而久之，只要老洁本这个恶叫花子在门前一站，不等他开口，店主便赶忙施舍了事。老洁本成了罩在小镇商人心头的一块阴影，夜里小孩子哭闹不睡觉，当妈的便会吓唬说：“再闹，老洁本来了！” 其实，除了讨饭，老洁本随时和老娘呆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绝不惹事生非，更不会偷鸡摸狗。 老洁本的恶讨恶要的收获，往往比那些靠苦苦哀求乞讨的乞丐多得多。但是，那些乞丐却不可能学习老洁本的恶叫花子方法。因为其一，老洁本虽然腿有残疾，但身材魁梧高大，要打架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其二，老洁本相貌丑陋凶恶，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势，正经人谁愿去招惹他惹麻烦。而其他老弱病残的乞丐不具备老洁本的这些优势岂敢来恶的，只有求爹爹告奶奶乞求怜悯，否则不但讨不到吃的，还会招来打骂。
大冬天，城门洞里风大阴冷；大雪天，许多商铺不开门，街上冷冷清清，这是老洁本母子饥寒交迫最难挨的日子。每当老娘又冷又饿发出哀哀的哭声时，老洁本无计可施，便站在城门洞里大声吼骂，骂天，骂地，骂社会不公，骂富人黑良心……粗话、丑话、脏话，尽情发泄。那声音经过城门洞的放大，嗡嗡地传得很远。
张兴老倌
张兴老倌本名就叫张兴，虽然他已五十多岁了，可是小镇上无论大人小孩背后都直呼他为张兴老倌，这表明小镇人对他的人品不怎么看好。至于当面怎么称呼他，则就因人而异了。
张兴老倌以扎竹龙、竹风筝、竹斗（要念四声）等工艺品为生，手艺不错，如在现在，完全可以评个民间工艺大师之类的称号，其作品甚至还会被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竹龙，是小镇及周围白族村寨过年时必需的喜庆道具。新春佳节，十多条花色各异的竹龙伴随着锣鼓声和鞭炮声舞遍了大街小巷，把小镇的过年气氛酝酿到了极致。这些竹龙是由专业的舞龙队集资定制的，富裕人家过年过节或有喜庆之事，请舞龙队去门前舞上一通讨个吉利，舞龙队也可得到丰厚的红包。没有生意时，舞龙队也沿街起舞，行些公益善举。而这些竹龙好多都出自张兴老倌之手。
张兴老倌制作竹龙时，先要把竹子剖成很薄的竹片，再把竹片放在水沟里泡上几天，待竹片变得柔软以后才用来扎制竹龙。他扎竹龙时聚精会神，精益求精，完全沉浸在一种艺术创作的境界中。这时，谁要是打扰他，他会大发脾气，把你骂得狗血淋头。龙头、龙尾的骨架扎好后，再糊上黄纸，最后再在纸上绘上龙鳞和各种图案。至于龙眼球中的那两点红点是不点的，要留到舞龙时富户人家的主人或官绅人士来点，就是所谓的画龙点睛，点睛是要多付钱的。至于龙身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扎十多个腰鼓形的竹筒，也不用糊纸。当然，龙头、龙尾及每一个龙身竹筒都要固定在一根长木棒上，舞龙者就是手持这根木棒舞龙的。最后再用几丈长的黄布绘上龙鳞，连接龙头龙尾，并等距离地覆盖固定在龙身的各个竹筒上，一条竹龙就做成了。张兴老倌制作的竹龙造型威猛，活灵活现，双眼和舌头都会动，在所有上街的竹龙中往往胜出一筹。
扎斗、扎风筝也是用竹片作骨架，糊上纸后再彩绘的，但这对于张兴老倌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斗，是古代度量粮食用的器具，每年火把节时，小镇人把大大小小的竹斗串成一串插在火把上一同燃烧，以此祈愿五谷丰登、生意兴隆、日进斗金。风筝则有王字形、米字型等多种，要求竹片削得极薄，重量轻，才能飞得很高。
按理说，张兴老倌手有绝活，收入不菲，家境肯定殷实，但实际上他却家徒四壁，有时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坏就坏在他有两个要命的嗜好，一是抽大烟，二是酗酒，都是填不满的无底洞。一旦烟瘾发作，他便什么都不干，砸锅卖铁也要躺在床上过足瘾不可。酗酒后发酒疯更是怕人，见谁骂谁，见什么砸什么，抓住老婆的头发在手上挽几圈，在地上拖着往死里打。街坊四邻听着他老婆的惨叫声，只能骂声四起，但谁也不愿去干涉，怕惹他恶骂甚至拳脚相向。
只有我们一群少不更事的顽皮少年敢跟张兴老倌叫板。我们经常趁着夜色故意从张兴老倌的门前过，一边跺着整齐的步子，一边喊着大伙子教的讽刺他的顺口溜：“老倌的龙，烟屎龙；老倌的斗，马尿斗；老倌的风筝飞不走。”待到张兴老倌开门出来大骂时，我们已四散跑得没有踪影。
我们也会找机会当面戏弄张兴老倌。一次，我们发现张兴老倌在用竹竿打挂在树上的洋茄子。这是一种攀援植物，能够爬到很高的树上，结的果实像扁形的葫芦，小镇人一般是不吃的，只用来喂猪。估计张兴老倌又揭不开锅了，所以打洋茄子吃。有一个洋茄子挂得很高，张兴老倌踮起脚还是够不到。他又搬来一个凳子站在上面，竹竿才刚刚够到，可是使不上劲，点一下，洋茄子摆动一下，就是不落下来。我们坐在树荫下，看着张兴老倌在烈日下满头大汗地像打钟一样地打洋茄子，便恶作剧地随着他竹竿的点击，口里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几番下来，张兴老倌又气又累，大骂着跳下凳子拿着竹竿来追打我们，可是他哪里跑得过我们呢。张兴老倌的好处是不记孩子们的仇，有时，只要我们亲亲热热地叫他一声“阿爷”，他就会慷慨地把卖不掉的风筝送给我们。
后来，张兴老倌的老婆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恶行和他离婚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正像结婚没有办什么手续一样，他们离婚也没有办什么手续，只是请了街坊四邻和亲族长者作个公证，写了一张纸，他老婆就回娘家去了。临分手时，张兴老倌还算是表现出了一点人情味，他执意把家中较好的东西和自己存下的一点钱全部给他老婆带走。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早已出嫁，他老婆想到今后张兴老倌要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便也温婉地最后一次劝他今后不要再抽大烟，不要再酗酒了。这对一世怨偶充满人情味的诀别，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也成为小镇人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
阿 哥
阿哥是国家战备粮库的一名搬运工，因为他对男人不论长幼都称呼“阿哥”，对女人不论长幼都称呼“阿姐”，大家也就回敬他，称呼他“阿哥”。久而久之，连开会时领导点名也叫“阿哥”，他的真实姓名倒被人们淡忘了。我因父亲蒙难，家道中落，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到粮库当了一名搬运工，与阿哥有过一年的共事之谊。战备粮库建在距小镇不远的地方，是由省政府直接管理的，被认为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单位之一，我也是因为在学校品学兼优的缘故，才被学校推荐去的。实际上名声好听，在里面干搬运工却是极苦的，每天要把每袋七十五公斤或一百公斤重的大米、苞谷、青稞等粮食从汽车上背到仓库里，或是从仓库里背到汽车上。粮食调进调出不断，每天总有长长的汽车排着队，每天总有数不清的粮袋要背，一天下来，浑身累得要散了架一样。 阿哥是绝对谦卑之人，绝对孤独之人，绝对老实之人，绝对与世无争之人。他没有朋友，没有仇敌，在小镇也没有亲人。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谦卑的距离，从不与别人交流，他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他的身世也无人知晓。上班时他卖力地干着繁重的劳动，下班后他总是找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默默地独处，也不知道他成天心里想些什么。老职工对阿哥的这些怪异行为早已习惯，我们几个新来的小青年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首先，我们怀疑他精神或智力是不是有问题，但老职工们一概否定。他们说，阿哥象棋下得极好的，粮库没人能下得过他，只是他轻易不下棋，不信你们去试试。可是，我们几次约他下象棋，他总是谦卑地说，阿哥，我下不好的，不敢跟你们下。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阿哥蹲在屋后的角落，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便悄悄地从他背后走过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在地上写的竟然是一首唐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而且那字中规中矩，是练过书法的人才写得出来的。阿哥发现了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一边说，阿哥你来了，一边用脚把地上的字迹擦掉，就慌忙走了。
我总觉得阿哥是一个谜，同是社会最底层的搬运工，他没有必要对大家那么谦卑。特别是对我们几个年纪小他一辈的小青年，他也一味地谦恭，使我感到十分困惑。于是，我们想测试一下他的忍让程度。阿哥与我们六个人同住一个大寝室，他规规矩矩，悄没声息，从不打扰别人，也从不加入我们的闲谈，而且扫地抹桌之类的事都被他包了。但他有一个习惯，每晚要起夜几次。因为公厕离得远，为了方便，也为了不因为开门关门影响别人，他便买了一个大瓦盆作尿盆，我们恶作剧的测试也便从他的尿盆开始。当晚我们几个人都大量喝水，夜里起夜几次都悄悄地往阿哥的尿盆里撒尿。第二天一早，阿哥照例要去倒尿，他揭开盖子一下惊呆了，满满的一大盆尿快要漫出边来，我们却一本正经地偷着乐。可是，仅仅过了几秒钟，阿哥就若无其事艰难地抬着尿盆向厕所走去。一连几天，天天如此，阿哥毫无半句怨言，倒是我们心生愧意，不忍心再将恶作剧进行下去。
那时是全民挨饿的年代，我们干着繁重的劳动，虽然享受每月四十二斤最高的粮食定量，但因为缺少油水，随时都是饥肠辘辘。特别是我们几个童工，瘦小饥饿的身躯背负着超过自己体重几倍的粮袋，走起路来都是晃晃悠悠的，没少得过阿哥的暗中相助。可是，每天接触大量的粮食，却没有人想到偷点回去吃，甚至抓把大米嚼嚼的念头都没有。至今，我还为当年的圣洁感到自豪。
阿哥，或许是大彻大悟有着大智慧的隐者；或许是背负巨大心灵煎熬用苦行赎罪的心奴。我想。
杜老师
我在小镇中学读高中时，杜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五十多岁，出身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懂日语、英语，中文古文功底也相当深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原来在某出版社担任要职，属于那类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知识分子。据说，正因为他自己吹嘘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和鲁迅打过笔墨战，所以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后来经查证，他所谓的和鲁迅打笔墨战，不过是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并无大碍的短文，所以又把他改为中右，没有送去劳动改造，只是下放到边远小镇当了一名中学老师，但老婆也因此与他离了婚。遭此一难，他尝到了权势的可畏，收敛了不少，但张扬的性格依然时有所露，尤其对待学生极为苛刻，有时骂得狗血淋头，许多女生都被他骂哭过，大家怀疑他是不是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学生头上了。他对自己曾经的留学经历十分自豪，经常把“我是留日的”挂在嘴上，由于小镇人发音“留”“牛”不清，调皮的男生们便在背后称他是“牛日的”，更有胆大的男生当面装着恭维他说“杜老师是牛日的”，引得同学们会心地哈哈大笑，他也高兴地哈哈大笑。正是他的这种张扬狂放，又给他带来了第二次灾难。
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政治气氛却日趋严峻，正处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的前夜。同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青年学生都怀抱着要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把毛泽东当成神灵一样地崇拜。
就在毛泽东的新诗《七律·冬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那天下午，第一节课是杜老师的语文课。上课前，许多同学都在笔记本上传抄着毛泽东的这首诗，直到上课铃响，杜老师走进了教室，大家才匆匆忙忙地收拾好报纸准备上课。杜老师开讲了许久，发现有一个同学没有听课，仍在埋头抄写着什么，便走下讲台来到他的桌前，拿过他的笔记本看起来。接下来杜老师不假思索而说出来的话却语惊四座，也为他埋下了祸根。杜老师说：“‘雪压冬云白絮飞’什么歪诗，上课不好好听，走路都没走好，就要学跑……”那同学叫起来：“这不是歪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诗！”教室里随着轰的一下炸开了锅，许多同学开始起哄，其中也有我。有人高叫“反动！反动！”还有人恶作剧地嚷嚷：“别吵，别吵！让他说下去。”大家都为抓到了不可一世的杜老师的致命错误而感到兴奋。待到杜老师捧着报纸，弄清了那同学抄的确实是毛主席的诗时，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脸上出现了灰土一样的颜色。在死一样的静寂中，杜老师呆痴了好几分钟，最后，突然转身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踉踉跄跄地像逃一样离开了教室。
此后，杜老师一个多月没有来上课，说是病了。待到他重新站到讲台上时，人苍老了一大截，也失去了往日纵横捭阖的讲课风采，变得谨小慎微，照本宣科，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媳妇一样可怜巴巴，令人不忍正视。那时，我相信大多数同学都深深地后悔了，因为大家绝口不再提及此事，而且上语文课也比以前更专心肃静了。
时光流逝，这件事渐渐被大家淡忘，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小镇。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暴发，几个被杜老师臭骂过又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终于揭发了这件事，杜老师被加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遭到批斗、游街、监禁，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那时，在外读大学的几个同学相见，议及此事，唯有唏嘘感叹而已。平心而论，我们反感他对学生的苛责谩骂，但佩服他的渊博学识。
这一次的打击把杜老师彻底地击垮了，像他那样孤高自傲的人，怎能忍受得了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上的侮辱，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杜老师便一病不起驾鹤西归了。据说，临终时，他执意要求亲属就把他葬在小镇，不要送回故乡，说是无颜入宗室见列祖列宗。
当然，杜老师最后还是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了，可那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了，他长眠的那堆黄土也早已被人刨掉变成庄稼地了。
责任编辑 彭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