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也许不会想到，中国最早用现代技术设备炼出的国产第一块铁锭，是保藏在贵州镇远县历史博物馆里的“天字一号”铁锭样品，它是清末青溪铁厂留下的老古董。
　　那是110多年前的事了。
　　公元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上海《申报》登了一条贵州新闻：“贵州巡抚潘霨因该省地瘠民贫，尺寸皆山，请派员开铜、铅、煤、铁、硝磺各矿，以裕国而便民，拟定章程数条入奏，此折已交户部核议，大约准如所请云。”
　　这便是贵州青溪铁厂的由来。
　　19世纪80年代，遥远的贵州爆出这条新闻，上了当时全国性最大报纸，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消翻一下《中国近代史》里的一连串中国第一代工业企业名单，就可以看到，当时洋务派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个个都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创始人，年年都有著名厂矿出现。而整个中国西部却未免过分沉寂。除了丁宝桢办了一个四川机器局、左宗棠在兰州设机器制呢厂外，数十个新兴工厂都集中在江南和沿海。忽然，传来贵州创办青溪铁厂的消息，自然招人注目。何况，这个青溪铁厂比张之洞后来创办的汉阳铁厂还早3年。
　　青溪铁厂是贵州开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时贵州巡抚潘霨有份几奏折，可算是贵州最早的重新认识省情的宣言书。潘霨是受洋务派影响较深的官员，见事较快，他在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十一月的奏折上，就明确提出：“黔省矿产甚多，煤铁尤甚。如能开采合法，运销各省，可免购自外洋。”第二年，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开发贵州地下资源，特别是开发青溪铁矿的意义。一是国家创立海军，制造铁船、铁路，急需煤铁；二是黔省“跬步皆山，处处产煤产铁”，“货弃于地，殊可惜也”；三是镇远据沅江上游，产品水运往湖南入长江，宜于优先开发。
　　对于贵州筹办青溪铁厂，中央朝廷的态度先是积极的。光绪皇帝就贵州巡抚奏折作的批谕是：“即着该署抚详细体察，认真开办，无得徒托空言，”似乎有点“真抓实干”的味道。
　　在19世纪80年代，贵州工业人才奇缺。但青溪铁厂总调度潘露，还算适当人选。他是上海制造局候选道员，“精通化学”，是潘霨的胞弟。他负责总办青溪铁厂的筹建工作。成套的机器设备从英国引进。到上海后，那么重的机器，当时又无现代起重设施，装船启运，沿线“立架按件起重”；由湖南常德而上，滩高水险，又按件“起驳”，总算安抵镇远青溪。从上海聘请的英法工程师5人和江浙技师、工匠也如期到达。本省招收的固定工千人，采运矿石煤炭的临时工5千人，也都到岗。占地60亩的厂址，其规模在当时全国亦为罕见，厂房全部建成。1890年6月初，铁厂正式出铁。
　　投产两个月，铁厂面临许多障碍。首先是资金困难，原计划招募商股30万银两，结果只招到商股10万两（省内外各半）。潘霨只得“挪用公款十九万二千两”，并拟借“洋款三十万两”，又怕垫支无力偿还，终不敢接受洋款。其次是煤品位太差，出现“炉塞”。潘露与洋矿师探知，湖南湾水地方煤质优良，提出在湖南黔阳设分厂，把青溪炼出的生铁，运到黔阳炼熟铁，水运价廉，不失一法。这一计划又因碰到颟顸的“大府”官僚顾虑重重不批准而告吹。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潘露心力交瘁，积劳病故。后来，一度打算将机器设备转给湖北接办，湖广总督张之洞听说青溪炉塞停工，不知公款实欠多少，洋款有无把握，对接办表示冷淡。于是，原先雄心勃勃的潘霨，转为只图收缩，希望还清公款，自己脱身。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也正是中国最大的汉阳铁厂上马之时，潘霨却“因病奏请开缺”。他对友人叹说：“在黔创办铁厂，用帑三十余万，而未见成效。黔中同僚诟病，家人亦非笑。”
　　其间，各方也曾试图挽救青溪厂。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由贵州候补知府曾彦铨接办，拖三年又停产，曾彦铨被革职查办。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派上海道员陈明远继续承办，“几年下来厂房、炼炉机器等反而损失殆尽”，陈明远被京官控告而遭撤职。从此，青溪铁厂真的寿终正寝了。潘霨因数十万两，白银无法归还，终于吞金自杀。
　　筹办5年，接办7年，承办12年，累死了一个总调度，自杀了一个巡抚，革职了两个继办人，“黔省实业界经此挫折，乃多年不能复振矣”。
　　谈起青溪铁厂，过去当作光荣史一例者居多。有人说“咱们祖先也曾阔过”；也有人说“贵州从来就办不成什么大事”，都未免偏颇。无论如何，青溪铁厂总是贵州开发史上有意义的个案，值得人们梳理、反思和总结。（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