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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岁的联合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承载着人类的信念和希望。而从联合国的“门外汉”变为真正的“局内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的理念与实践上也有着诸多突破与创新。
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讲话获得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好评。不少海外媒体纷纷评论，习主席的讲话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不仅为联合国增添力量，而且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的示范效应。
站在联合国成立70年后的发展新起点上，中国领导人受到的瞩目背后，是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联合国事务的深度参与。
从不参加投票到“弃权大使”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却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冷战格局的初期，新中国外交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奉行“一边倒”，以及“反两霸”，中国多以批判性的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实际上置身于国际制度之外。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终于回到了联合国。
据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钱文荣介绍，“1971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刚进入联合国时，虽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空前的热烈欢迎，但由于对联合国事务很不熟悉，毛主席在接见即将前往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时，嘱咐他们要多听、多学习。因此，那时对联合国讨论的很多问题，中国代表发言不多，即使发言也主要是讲一些原则和基本主张;对于一些中国不同意或不太了解的议题，在表决时常常就采取不参加投票的表达方式，这是联合国议事规则上没有的。”
“除了对联合国事务不够熟悉外，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联合国问题还没有提到中国外交的重要议程上。”外交学院副院长、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启荣解释说，彼时虽然中国已经陆续加入联合国各个机构，但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表面阶段，“对重大问题上表态多、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据郑启荣介绍，198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多边外交后，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能力才开始显著增强。“同时，经过了10多年的观察、参与，中国也发现，联合国确实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不能觉得联合国只是个‘放空炮’、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
中国此后开始注重在联合国“多发声”。不过，因为一段时间里中国投弃权票相对较多，有的西方媒体便挖苦地称中国大使为“弃权大使”。“其实弃权的背后，中国都是有深思熟虑的外交考量的。”郑启荣说道。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韩国飞机在前苏联境内被误击一事。当时美苏两国相互指责，虽然中方也参与协商，但考虑到不想卷入“两霸”之间的争斗，因此中国在表决时投下了弃权票。
“中国都是根据是非曲直，慎重投票的。”金永健说。
各国都开始重视中国角色
郑启荣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第三阶段。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逐步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开始了全方位参与联合国。
中国从1990年开始向联合国派出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于1992年3月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又相继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先后主持了6轮六方会谈，为维护半岛稳定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也积极参加了长达12年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为促成最终全面协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钱文荣说。他曾于1978年被派驻纽约担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记者，后来又曾两次赴联合国工作，直到1992年初回国，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变化过程。
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根据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外交原则一致，包括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金永健介绍说，联合国里有一个“77+1”模式。其中“77”指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1”便指中国。
他说，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愿意提前听取中国代表团的看法，先提前和中国代表团协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日益深入、广泛参与联合国事务后，一些发达国家也来经常找中国协商。”
推动联合国新发展
截至今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进入第25个年头。中国维和队伍由最初的5名军事观察员拓展到如今的2720名军事维和人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迄今，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仍在执行的维和行动有9项。
钱文荣表示，中国维和部队用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热爱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维和人员纪律严明，始终保持“零违纪、零遣返”纪录，也享誉联合国内外，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楷模。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评价道：“我对中国维和人员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正是他们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和平、安全和自由。”
除了参加维和行动，中国还于2008年12月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了第一批海军护航编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
迄今，中国共派出21个护航编队，各类军舰60艘次，直升机44架，特战队员1700余名，官兵17500余名。中国海军维护国际航行的安全和自由的做法也受到了世界赞誉。
此外，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中，也总能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方长平在评价新时期的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时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从全球视野来看待联合国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选择，也有中国对联合国认知变化的主观考量。
中国与联合国在今年9月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共同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推动各方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框架下进一步提升南南合作的成效;中国还于今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联合举办了全球妇女峰会。“无疑，这些活动将为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李铁城总结道。
从联合国的“门外汉”变为真正的“局内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的理念与实践上有诸多突破与创新，显示出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日趋成熟与务实，也表现出中国寻求合作共赢、敢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
70周岁的联合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承载着人类的信念和希望。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联合国将继续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普遍发展为己任，增强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中国一直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中国也将更有意愿和能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瞭望》新闻周刊2015年第39期、《国际先驅导报》2015.9.28等）
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讲话获得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好评。不少海外媒体纷纷评论，习主席的讲话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不仅为联合国增添力量，而且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的示范效应。
站在联合国成立70年后的发展新起点上，中国领导人受到的瞩目背后，是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对联合国事务的深度参与。
从不参加投票到“弃权大使”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却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冷战格局的初期，新中国外交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奉行“一边倒”，以及“反两霸”，中国多以批判性的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实际上置身于国际制度之外。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终于回到了联合国。
据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钱文荣介绍，“1971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刚进入联合国时，虽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空前的热烈欢迎，但由于对联合国事务很不熟悉，毛主席在接见即将前往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时，嘱咐他们要多听、多学习。因此，那时对联合国讨论的很多问题，中国代表发言不多，即使发言也主要是讲一些原则和基本主张;对于一些中国不同意或不太了解的议题，在表决时常常就采取不参加投票的表达方式，这是联合国议事规则上没有的。”
“除了对联合国事务不够熟悉外，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联合国问题还没有提到中国外交的重要议程上。”外交学院副院长、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启荣解释说，彼时虽然中国已经陆续加入联合国各个机构，但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表面阶段，“对重大问题上表态多、意识形态色彩较浓”。
据郑启荣介绍，198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多边外交后，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能力才开始显著增强。“同时，经过了10多年的观察、参与，中国也发现，联合国确实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不能觉得联合国只是个‘放空炮’、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
中国此后开始注重在联合国“多发声”。不过，因为一段时间里中国投弃权票相对较多，有的西方媒体便挖苦地称中国大使为“弃权大使”。“其实弃权的背后，中国都是有深思熟虑的外交考量的。”郑启荣说道。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韩国飞机在前苏联境内被误击一事。当时美苏两国相互指责，虽然中方也参与协商，但考虑到不想卷入“两霸”之间的争斗，因此中国在表决时投下了弃权票。
“中国都是根据是非曲直，慎重投票的。”金永健说。
各国都开始重视中国角色
郑启荣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第三阶段。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逐步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开始了全方位参与联合国。
中国从1990年开始向联合国派出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于1992年3月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又相继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先后主持了6轮六方会谈，为维护半岛稳定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也积极参加了长达12年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为促成最终全面协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钱文荣说。他曾于1978年被派驻纽约担任新华社联合国分社记者，后来又曾两次赴联合国工作，直到1992年初回国，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变化过程。
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根据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外交原则一致，包括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金永健介绍说，联合国里有一个“77+1”模式。其中“77”指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1”便指中国。
他说，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愿意提前听取中国代表团的看法，先提前和中国代表团协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日益深入、广泛参与联合国事务后，一些发达国家也来经常找中国协商。”
推动联合国新发展
截至今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进入第25个年头。中国维和队伍由最初的5名军事观察员拓展到如今的2720名军事维和人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迄今，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仍在执行的维和行动有9项。
钱文荣表示，中国维和部队用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热爱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维和人员纪律严明，始终保持“零违纪、零遣返”纪录，也享誉联合国内外，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楷模。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评价道：“我对中国维和人员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正是他们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和平、安全和自由。”
除了参加维和行动，中国还于2008年12月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了第一批海军护航编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
迄今，中国共派出21个护航编队，各类军舰60艘次，直升机44架，特战队员1700余名，官兵17500余名。中国海军维护国际航行的安全和自由的做法也受到了世界赞誉。
此外，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中，也总能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方长平在评价新时期的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时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从全球视野来看待联合国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选择，也有中国对联合国认知变化的主观考量。
中国与联合国在今年9月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共同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推动各方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框架下进一步提升南南合作的成效;中国还于今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联合举办了全球妇女峰会。“无疑，这些活动将为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李铁城总结道。
从联合国的“门外汉”变为真正的“局内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的理念与实践上有诸多突破与创新，显示出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日趋成熟与务实，也表现出中国寻求合作共赢、敢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
70周岁的联合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承载着人类的信念和希望。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联合国将继续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普遍发展为己任，增强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中国一直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中国也将更有意愿和能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瞭望》新闻周刊2015年第39期、《国际先驅导报》2015.9.2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