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的时候，我仿佛是坐着火车去伦敦。当然也是先飞到盖特威克机场，在那里换上去利物浦中央车站的火车，再换另外一趟，直奔郊外，没在伦敦城里停留，也没有见到它的样子。直到第二天，当我把行李和其他一些最能显示出旅客身份的东西，全都留在朋友住处，才一身轻松地，正式踏进这座城市。那种体验，和你一下飞机就用最快捷的方法进城、拎着箱子一边找住处一边处理惊奇和陌生完全不同。
　　以至于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伦敦的烟囱。郊外大大小小的民居无一例外地顶着砖红、鹅黄的帽子，经年累月，它们大多泛出烟熏过的煤黑色，是往昔工业革命留在今天生活里的一种沉默的事物。然后火车再次驶入利物浦中央车站，许多条铁轨交错，和撕扯的电线、基站一起，逐渐汇成唯一的路。此时，一种奇妙的物理性的熟悉镇定着我其实对它的一无所知——如果从外面看，这座火车站是一个砖铁结构支撑的透明大棚，过去的伦敦从这里开始起搏。从里面看，它不过是一条暗黄色的隧道，埋伏在平静的田园风光的尽头。进站之后，自然光线先消失了一阵子，车里的灯把周围事物的颜色照得暗沉、混杂、滞重，然后天光再次透过玻璃屋顶照下来，突然就规矩许多，像接受了指令似的，速度停止，隧道退却不见，人声突然鼎沸起来，一切恍如幻觉。这时候我才理解特纳画的氤氲神秘的火车，格里菲斯电影里令人惊惧的火车，或者回到狄更斯的小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 19 世纪从英国北方赶了漫长的路来伦敦谋生的学徒。
　　进入一座城市的方式有时比在这座城市里逗留更加重要。在此之后，我好像就没有太多兴趣去描述伦敦的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都太显而易见了，类似的论述浩如烟海，几乎所有角度都已经被穷尽，并且夸大其词。
　　作为现代城市的起源，伦敦当然可以轻易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老迈不堪仍然孜孜运转的公共交通，多元的种族各自生活在阶级明确的区域中，礼节、距离感、最国际化的语言、永不休止的文化生活——看上去包容和连接了一切，被驯服得很好的草木、公园和公共空间，在人们疲惫和心碎的时候适时出现，而涂鸦像匕首一样在这些整齐的安排中偶尔亮出来，忠实地扮演一个不和谐者……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城市生活。不论在欧洲、美洲、亚洲还是在非洲的大陆上，人们都像被送上了流水线，陆续进入这样的程序和结构。伦敦不再特别，或者说，在这方面，伦敦只是时间上提前于它的后来者。
　　我的旅程也落后于很多人，关于这个国家的“过度”书写和关注，可能潜意识里影响了我。不同于许多后发的现代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境内相对滞后的西班牙，外来的旅行者都介入甚至主导了本土文化的发现，而伦敦的故事主要是由它的自己人书写的。亨利·詹姆斯，这个移居英国的美国佬，也是其中之一，他形容伦敦是一个“世界宠坏了的孩子”。
　　在写过伦敦的作家中，我更偏爱查尔·兰姆。他毕生生活在伦敦城中，对这座城市的亲近溢于言表，但他又时常游离在这一切之外，像是个永远的异乡人。他说：“长期以来，我习惯于不倚靠感性中的事物而追求内心的理解，从不满足于‘愚昧的现今’——正是这一点支持了我。”这种精神支持着他承担起自己小家庭的重担——患了精神病的姐姐殺死了自己的母亲，以及一个敏感的心灵在伦敦汲汲营营的小市民生活。“追求内心的理解”，也该可以支持我们自己独立去走一段路。
　　伦敦市内就有许多无数的“小路”，和郊区一样人迹罕至。比如从东区的白教堂画廊出发，一路往东，走过一段南亚、中东人聚集的地方——这里在历史上一直是移民区，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最早也住在这里，从而刺激了伦敦的纺织业。走过几座小公园、停着船家的河道、现代而廉价的住宅区，会发现许多现代画廊错落其间，有些甚至连门都找不到，进去了也没人理你，一些自言自语的艺术作品陈列在那里，讨论女性的地位、难民问题、监狱里光线的构造、巴勒斯坦的汽车修理工、美国知识分子杂志Partisan Review的兴衰……
　　巧合的是，这篇文章是在我又一次飞向伦敦的旅程中完成的。而不断进入又离开的经历告诉我，重复、循环、流动，同时也可能是激发、挑战、创造的过程。每一次出发都是无数次再出发的开始。
　　（梅朵摘自台海出版社《都市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