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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出奇的稳，缓缓降落在克尔曼机场。
走出机场，穹空湛蓝，暗示克尔曼是高原之地。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克尔曼是世界的心脏”。这颗“心脏”在历史长河的源头就开始跳动了。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这片土地是埃兰文明之外伊朗高原上另一个文明——吉罗夫特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曾被公认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不过，随着克尔曼以南230公里的吉罗夫特地区出土大量拥有5000～6000年历史之久的陶器、鹰蝎豹石雕以及至今无人破解的文字石板，这一记录有可能被刷新。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曾记载，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翻越七座大城可到达一片富饶之地，指的便是此地。很久以后蒙古人入侵伊朗，实施焦土政策，吉罗夫特的荣光记忆一度湮灭，但是克尔曼因南临波斯湾，东掣中亚，占据海陆丝绸之路节点，经济繁盛不衰。
伊朗最大的两伊战争纪念馆
如今，吉罗夫特出土的文物中，少量精品在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和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里，大多数物品收藏在克尔曼省考古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的一层是乐器展，我进去参观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乐师抚着三弦，吟唱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莫拉维的诗歌，乐声苍凉深邃，裂魂蚀骨。弦乐是伊朗的传统乐器，波斯语弦乐器的名称多以弦的数量命名，我国魏晋南北朝史料中的胡琴大抵指的就是弦乐器中的三弦。见我过来，那位乐师放下乐器，一一为我介绍博物馆的藏品。走出弦乐展厅，便是鼓展厅，而鼓是从阿拉伯半岛传来的乐器。这位乐师不同于多数伊朗人，对阿拉伯文明没有什么成见：“鼓对波斯文化贡献很大。伊朗传统弦乐因为乐器音质的缘故，内容多悲凉厌世，而鼓从阿拉伯半岛传来后，为波斯音乐增添了鲜明乐观的节奏。”他进而把这种文化互补的观念推广到语言领域：“古代波斯语虽然表达的内容深刻玄奥，但语音上含混繁复——今天的普什图语就是其写照。但伊朗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在阿拉伯语影响下，波斯语以简洁硬朗的语音表达波斯哲思，进而形成了伟大的波斯诗歌传统。”
二楼是吉罗夫特文明展，最具地方特色的藏品是青铜器系列。其纹饰与中国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布局相似，在器身棱角处雕兽首，两兽身浮雕分别沿兽首两边器身延展。吉罗夫特青铜器上的兽纹除鹰和豹子外，亦有蛇首纹，而在同时期的两河文明中，蛇多为恶的象征，难登大雅之堂。这也成为吉罗夫特文明独立性的证据之一。不过，在稍晚期的藏品中，出现了虎扑山羊等雅利安民族主题，以示克尔曼地区文明融入伊朗主流文明。
出了考古博物馆，步行20分钟，便来到圣战卫国博物馆。该馆号称是伊朗最大的两伊战争纪念馆。很多学者认为，两伊战争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与文化走向。战前，伊斯兰革命刚刚发生，自由派、左派与宗教保守派争夺国家权力，伊朗未来走向尚不明朗。然而，两伊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伊朗人的宗教情感，他们全力支持霍梅尼，而后者也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实行文化管制，大肆捕杀左派与自由派，上百万精英流亡西方。可以说，1979年的革命只是一场反独裁、求民主的运动，而两伊战争才是伊斯兰政权的真正造就者。
纪念馆陈列着许多与战争相关的物品，展厅负责人叫巴盖里，是两伊战争的老兵。我问他为何退休了还在这里当讲解员，他低头想了想说：“八年战争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日子，只有在战争的记忆里，我才能一直年轻。”他指着一幅烈士遗像说：“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邻居，现在我没事儿时还跟他说话呢。”
参观完室内展厅，巴盖里把我带到楼后的庭院里，这里陈列着各国各型号的坦克、火炮、装甲车。“这些都是两伊战争时从伊拉克手里缴获的武器，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帮伊拉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我们，但我们赢了。我们不仅打败了伊拉克，也打败了整个世界。”巴盖里不无得意地向我介绍。当然，这场战争孰胜孰败难有定论，伊朗在战争爆发两年后进入反攻，本可趁势签署一项有利的停战协议。但霍梅尼宣称“解放耶路撒冷的道路要从巴格达经过”，结果战争又拖了六年，伊朗付出极大人员和物质损失，国王时代攒下的家底消耗殆尽。最后，霍梅尼在美国炸毁其三艘战舰、击落伊朗客机后，被迫接受停战，自称好比“饮下一杯毒酒”。
“诺，不好意思，”巴盖里指着一门火炮咧着嘴笑，“这是来自中国的战利品。”
在卢特沙漠看星星
告别了巴盖里，我如约来到克尔曼省图书馆前，等候莫森先生。莫森是我在德黑兰结识的朋友，他的老家在克尔曼市南部的雷恩，这次回老家探望父母，顺便带我旅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卢特沙漠看星星。卢特沙漠被称作“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最高气温可达71℃。我们抵达沙漠的时候正值日落，一块块风化成古堡状的巨石，连同龟裂的戈壁一同被晚霞染成橙红色，甚为壮观。莫森说：“上古时代这里是一片大海，土质松软，所以大海干涸后，才能风化成这般模样。”
克尔曼省海拔高，加之沙漠地区空气干燥，太阳没入地平线后，群星宛如镶嵌在夜幕上的钻石，分外耀眼。莫森铺开毛毯，我们一边吃晚餐，一边唠家常。莫森跟我抱怨说，孩子总在学校遇到麻烦。因为莫森夫妇不信教，也不祷告，两个孩子（10岁的居鲁士和4岁的奥拉什）自然深受影响。“有一次老师问居鲁士如何在祷告前小净，结果他说：我爸说这些东西是骗人的。”莫森哈哈大笑，“校长气急败坏地向我单位领导打小报告，但他不知道，我们这些干律师的全是西化分子。”
谈到孩子们的未来，莫森渐渐收起笑容：“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攒够钱送我孩子去美国读书。出生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不是我的过错，但如果让孩子在这里痛苦一生，我这父亲就白当了。我不像那些底层的傻瓜，听从宗教领袖煽动，像猪一样下崽，然后读两年书就被送到叙利亚给什叶派当炮灰。”
大抵是学法律的缘故，莫森羡慕西方民主社会，感叹宗教毁了自己的国家，“现代社会的根基是政教分离，我们竟然从世俗制度退回政教合一，部分人还洋洋得意。伊朗，要么放弃宗教走向自由富强，要么在中世纪的阴霾中困顿不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老母亲与“逆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返回克尔曼市，与莫森的妻儿汇合，然后南下前往雷恩。雷恩是克尔曼省的开心果产地之一，作为旅游城市并不出名。莫森的父母居住在一个普通村落。一进家门，就看见大厅挂着一幅镶着黑框的画像。“那是我大哥，在两伊战争中阵亡了”，莫森淡淡地说，“没受过啥教育，给霍梅尼当了炮灰。” “他也算是为国捐躯吧”，我说。
“为国？为他自己吧！霍梅尼说烈士能上天堂，他等不及想看天堂的样子，就奔前线了”，莫森扬扬下巴，以示不认同。
“主啊，宽恕这逆子吧！”莫森80岁的老母亲撒米亚颤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用拐棍捶地，跟儿子着急了。撒米亚回到屋里，从床头拿起长子的旧照，用罩袍擦了擦，口中喃喃：“打完仗，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大家以为他还活着。直到2003年，伊拉克交还伊朗阵亡者遗骸，通过项链上的名字，我们才知道他不在很久了。”
莫森依然愤愤不平，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拎起角落里的一张落满灰尘的毛毯，问母亲：“给您买的电热毯，这么贵，怎么就扔在这儿了？冬天夜里铺在腿上，您的关节就不痛了。”
“不会用”，老母亲一边无辜地解释，一边穿鞋准备去清真寺晚祷。
“您省省吧！还是学学怎么用现代产品吧！这些知识清真寺是不会教您的。它除了愚昧和要钱，什么好处都不会给您的。”
“真主啊！”老母亲摇了摇头，拄着拐棍出了门。
莫森的探亲之旅并不快乐。照他的话说，每次都这样，见怪不怪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决定返回德黑兰。车子开动前，撒米亚从车窗递进来一些新打的开心果和核桃，然后握着奥拉什的小手说：“小宝贝，快说“穆罕默德保护他的子民一路平安”！”奥拉什稚声稚气地重复了一遍。老母亲又要求居鲁士也如是重复。居鲁士瞟了一眼驾驶座上烦躁不安的父亲，低头抿着嘴笑，终究还是没有说。
巴姆以东是另一个伊朗
莫森把我放到克尔曼—巴姆的高速公路上，与我话别。巴姆古堡闻名遐迩，是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地。
去巴姆方向的车很多，不久我就上了一辆途经巴姆开往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首府扎黑丹的大巴。上车后，我扫了眼座位上的人，心里咯噔了一下：个个面色黝黑，留着未经休整的胡须，翘着二郎腿，趿拉着拖鞋，在座位上东倒西歪。他们是伊朗人么？这时，我才想起莫森对我的警告：“巴姆以东是另一个伊朗，要多加小心！”
大巴售票员看我是外国人，向我要两倍的票价。我用波斯语拒绝，纷争遂起。但车上没有一个乘客帮我说话，都用我听不懂的俾路支语大声嚷嚷，貌似在指责我不识相。这时，远处座位上一个斯文的小伙子用波斯语对售票员说：“我爸是警察，你要不要脸自己看着办！”说完，他坐到我身边说道：“别担心，我是巴姆人，咱们一路。”
小伙子名叫侯赛因，在克尔曼大学读书。他得意地向我炫耀自己五个兄弟姐妹的名字与先知家族五圣一样：穆罕默德、阿里、法蒂玛、哈桑和侯赛因。他是个虔诚的什叶派。从聊天中得知，侯赛因从来不上网，理由是“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我之前认识的伊朗朋友，基本个个是“网虫”，这个小伙子倒是一个“另类”。
到达目的地后，侯赛因先到警察局向父亲借车，然后载我一起去巴姆古堡。巴姆古城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必经之地。在2003年地震前，巴姆是波斯文明古典城市布局的活标本。可惜一场八级地震，湮灭这一文化瑰宝的同时，也夺走了8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侯赛因叔叔一家12口人。
如今，巴姆已经从灰烬中重生，巴姆古堡也正在联合国的帮助下逐步修复。侯赛因跟我说：“小时候我经常跟小伙伴到古堡里捉迷藏、翻墙头，那时古堡虽然年代久远，却像年轻父亲的臂膀一样，扛起这座城市的孩子们。现在，一切都是重建的，感觉也变了样儿。”
“按现在的修复速度，再过三四年就修复得差不多了吧！”我安慰他。
“至少得六七年”，侯赛因并不乐观，“不过，地震前外界并不知道古堡的价值，没有及时珍惜它、保护它。现在一切都毁了以后，巴姆才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就好比人和真主的关系，很多人直到咽气那一刻才明白信仰的意义。对了，你信教么？”
“我是个不可知论者吧，”我谨慎地说。
“其实信仰是给予人自由的，”侯赛因那双眼睛张得浑圆，“无神论者表面上不信上帝，其实是用历史取代了上帝。而历史是一位残暴而冷酷的暴君，它湮灭了人的个性，把一切都归因于经济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但信仰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是具体的、细腻的，有道德的自由，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我俩的影子被落日拖到古城废墟间，渐渐消逝。“你大概不怕死吧！”我问他。
侯赛因大概想起了逝去的叔叔，沉默了许久，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觉得穆斯林的信仰源自忧虑或者期盼死后的结局，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行动的宗教、入世的宗教，它从来不与命运为伍。我选择并坚持我的信仰是为了发现我自己，并尝试着理解别人，而不至于在挫折与隔阂面前固步自封、自暴自弃。”
侯赛因邀请我与其家人共进晚餐，但考虑到第二天早上的航班，我婉言谢绝。不过，临走之前，我帮这位从来不上网的小伙子申请了谷歌邮箱和Facebook账户。临别时，我赠予他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既是对他互联网新生活的祝福，也是对本次克尔曼之旅的总结。
（作者供图）
走出机场，穹空湛蓝，暗示克尔曼是高原之地。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克尔曼是世界的心脏”。这颗“心脏”在历史长河的源头就开始跳动了。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这片土地是埃兰文明之外伊朗高原上另一个文明——吉罗夫特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曾被公认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不过，随着克尔曼以南230公里的吉罗夫特地区出土大量拥有5000～6000年历史之久的陶器、鹰蝎豹石雕以及至今无人破解的文字石板，这一记录有可能被刷新。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曾记载，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翻越七座大城可到达一片富饶之地，指的便是此地。很久以后蒙古人入侵伊朗，实施焦土政策，吉罗夫特的荣光记忆一度湮灭，但是克尔曼因南临波斯湾，东掣中亚，占据海陆丝绸之路节点，经济繁盛不衰。
伊朗最大的两伊战争纪念馆
如今，吉罗夫特出土的文物中，少量精品在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和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里，大多数物品收藏在克尔曼省考古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的一层是乐器展，我进去参观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乐师抚着三弦，吟唱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莫拉维的诗歌，乐声苍凉深邃，裂魂蚀骨。弦乐是伊朗的传统乐器，波斯语弦乐器的名称多以弦的数量命名，我国魏晋南北朝史料中的胡琴大抵指的就是弦乐器中的三弦。见我过来，那位乐师放下乐器，一一为我介绍博物馆的藏品。走出弦乐展厅，便是鼓展厅，而鼓是从阿拉伯半岛传来的乐器。这位乐师不同于多数伊朗人，对阿拉伯文明没有什么成见：“鼓对波斯文化贡献很大。伊朗传统弦乐因为乐器音质的缘故，内容多悲凉厌世，而鼓从阿拉伯半岛传来后，为波斯音乐增添了鲜明乐观的节奏。”他进而把这种文化互补的观念推广到语言领域：“古代波斯语虽然表达的内容深刻玄奥，但语音上含混繁复——今天的普什图语就是其写照。但伊朗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在阿拉伯语影响下，波斯语以简洁硬朗的语音表达波斯哲思，进而形成了伟大的波斯诗歌传统。”
二楼是吉罗夫特文明展，最具地方特色的藏品是青铜器系列。其纹饰与中国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布局相似，在器身棱角处雕兽首，两兽身浮雕分别沿兽首两边器身延展。吉罗夫特青铜器上的兽纹除鹰和豹子外，亦有蛇首纹，而在同时期的两河文明中，蛇多为恶的象征，难登大雅之堂。这也成为吉罗夫特文明独立性的证据之一。不过，在稍晚期的藏品中，出现了虎扑山羊等雅利安民族主题，以示克尔曼地区文明融入伊朗主流文明。
出了考古博物馆，步行20分钟，便来到圣战卫国博物馆。该馆号称是伊朗最大的两伊战争纪念馆。很多学者认为，两伊战争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治与文化走向。战前，伊斯兰革命刚刚发生，自由派、左派与宗教保守派争夺国家权力，伊朗未来走向尚不明朗。然而，两伊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伊朗人的宗教情感，他们全力支持霍梅尼，而后者也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实行文化管制，大肆捕杀左派与自由派，上百万精英流亡西方。可以说，1979年的革命只是一场反独裁、求民主的运动，而两伊战争才是伊斯兰政权的真正造就者。
纪念馆陈列着许多与战争相关的物品，展厅负责人叫巴盖里，是两伊战争的老兵。我问他为何退休了还在这里当讲解员，他低头想了想说：“八年战争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日子，只有在战争的记忆里，我才能一直年轻。”他指着一幅烈士遗像说：“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邻居，现在我没事儿时还跟他说话呢。”
参观完室内展厅，巴盖里把我带到楼后的庭院里，这里陈列着各国各型号的坦克、火炮、装甲车。“这些都是两伊战争时从伊拉克手里缴获的武器，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帮伊拉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我们，但我们赢了。我们不仅打败了伊拉克，也打败了整个世界。”巴盖里不无得意地向我介绍。当然，这场战争孰胜孰败难有定论，伊朗在战争爆发两年后进入反攻，本可趁势签署一项有利的停战协议。但霍梅尼宣称“解放耶路撒冷的道路要从巴格达经过”，结果战争又拖了六年，伊朗付出极大人员和物质损失，国王时代攒下的家底消耗殆尽。最后，霍梅尼在美国炸毁其三艘战舰、击落伊朗客机后，被迫接受停战，自称好比“饮下一杯毒酒”。
“诺，不好意思，”巴盖里指着一门火炮咧着嘴笑，“这是来自中国的战利品。”
在卢特沙漠看星星
告别了巴盖里，我如约来到克尔曼省图书馆前，等候莫森先生。莫森是我在德黑兰结识的朋友，他的老家在克尔曼市南部的雷恩，这次回老家探望父母，顺便带我旅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卢特沙漠看星星。卢特沙漠被称作“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最高气温可达71℃。我们抵达沙漠的时候正值日落，一块块风化成古堡状的巨石，连同龟裂的戈壁一同被晚霞染成橙红色，甚为壮观。莫森说：“上古时代这里是一片大海，土质松软，所以大海干涸后，才能风化成这般模样。”
克尔曼省海拔高，加之沙漠地区空气干燥，太阳没入地平线后，群星宛如镶嵌在夜幕上的钻石，分外耀眼。莫森铺开毛毯，我们一边吃晚餐，一边唠家常。莫森跟我抱怨说，孩子总在学校遇到麻烦。因为莫森夫妇不信教，也不祷告，两个孩子（10岁的居鲁士和4岁的奥拉什）自然深受影响。“有一次老师问居鲁士如何在祷告前小净，结果他说：我爸说这些东西是骗人的。”莫森哈哈大笑，“校长气急败坏地向我单位领导打小报告，但他不知道，我们这些干律师的全是西化分子。”
谈到孩子们的未来，莫森渐渐收起笑容：“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攒够钱送我孩子去美国读书。出生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不是我的过错，但如果让孩子在这里痛苦一生，我这父亲就白当了。我不像那些底层的傻瓜，听从宗教领袖煽动，像猪一样下崽，然后读两年书就被送到叙利亚给什叶派当炮灰。”
大抵是学法律的缘故，莫森羡慕西方民主社会，感叹宗教毁了自己的国家，“现代社会的根基是政教分离，我们竟然从世俗制度退回政教合一，部分人还洋洋得意。伊朗，要么放弃宗教走向自由富强，要么在中世纪的阴霾中困顿不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老母亲与“逆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返回克尔曼市，与莫森的妻儿汇合，然后南下前往雷恩。雷恩是克尔曼省的开心果产地之一，作为旅游城市并不出名。莫森的父母居住在一个普通村落。一进家门，就看见大厅挂着一幅镶着黑框的画像。“那是我大哥，在两伊战争中阵亡了”，莫森淡淡地说，“没受过啥教育，给霍梅尼当了炮灰。” “他也算是为国捐躯吧”，我说。
“为国？为他自己吧！霍梅尼说烈士能上天堂，他等不及想看天堂的样子，就奔前线了”，莫森扬扬下巴，以示不认同。
“主啊，宽恕这逆子吧！”莫森80岁的老母亲撒米亚颤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用拐棍捶地，跟儿子着急了。撒米亚回到屋里，从床头拿起长子的旧照，用罩袍擦了擦，口中喃喃：“打完仗，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大家以为他还活着。直到2003年，伊拉克交还伊朗阵亡者遗骸，通过项链上的名字，我们才知道他不在很久了。”
莫森依然愤愤不平，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拎起角落里的一张落满灰尘的毛毯，问母亲：“给您买的电热毯，这么贵，怎么就扔在这儿了？冬天夜里铺在腿上，您的关节就不痛了。”
“不会用”，老母亲一边无辜地解释，一边穿鞋准备去清真寺晚祷。
“您省省吧！还是学学怎么用现代产品吧！这些知识清真寺是不会教您的。它除了愚昧和要钱，什么好处都不会给您的。”
“真主啊！”老母亲摇了摇头，拄着拐棍出了门。
莫森的探亲之旅并不快乐。照他的话说，每次都这样，见怪不怪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决定返回德黑兰。车子开动前，撒米亚从车窗递进来一些新打的开心果和核桃，然后握着奥拉什的小手说：“小宝贝，快说“穆罕默德保护他的子民一路平安”！”奥拉什稚声稚气地重复了一遍。老母亲又要求居鲁士也如是重复。居鲁士瞟了一眼驾驶座上烦躁不安的父亲，低头抿着嘴笑，终究还是没有说。
巴姆以东是另一个伊朗
莫森把我放到克尔曼—巴姆的高速公路上，与我话别。巴姆古堡闻名遐迩，是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地。
去巴姆方向的车很多，不久我就上了一辆途经巴姆开往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首府扎黑丹的大巴。上车后，我扫了眼座位上的人，心里咯噔了一下：个个面色黝黑，留着未经休整的胡须，翘着二郎腿，趿拉着拖鞋，在座位上东倒西歪。他们是伊朗人么？这时，我才想起莫森对我的警告：“巴姆以东是另一个伊朗，要多加小心！”
大巴售票员看我是外国人，向我要两倍的票价。我用波斯语拒绝，纷争遂起。但车上没有一个乘客帮我说话，都用我听不懂的俾路支语大声嚷嚷，貌似在指责我不识相。这时，远处座位上一个斯文的小伙子用波斯语对售票员说：“我爸是警察，你要不要脸自己看着办！”说完，他坐到我身边说道：“别担心，我是巴姆人，咱们一路。”
小伙子名叫侯赛因，在克尔曼大学读书。他得意地向我炫耀自己五个兄弟姐妹的名字与先知家族五圣一样：穆罕默德、阿里、法蒂玛、哈桑和侯赛因。他是个虔诚的什叶派。从聊天中得知，侯赛因从来不上网，理由是“耽误时间，分散精力”。我之前认识的伊朗朋友，基本个个是“网虫”，这个小伙子倒是一个“另类”。
到达目的地后，侯赛因先到警察局向父亲借车，然后载我一起去巴姆古堡。巴姆古城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必经之地。在2003年地震前，巴姆是波斯文明古典城市布局的活标本。可惜一场八级地震，湮灭这一文化瑰宝的同时，也夺走了8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侯赛因叔叔一家12口人。
如今，巴姆已经从灰烬中重生，巴姆古堡也正在联合国的帮助下逐步修复。侯赛因跟我说：“小时候我经常跟小伙伴到古堡里捉迷藏、翻墙头，那时古堡虽然年代久远，却像年轻父亲的臂膀一样，扛起这座城市的孩子们。现在，一切都是重建的，感觉也变了样儿。”
“按现在的修复速度，再过三四年就修复得差不多了吧！”我安慰他。
“至少得六七年”，侯赛因并不乐观，“不过，地震前外界并不知道古堡的价值，没有及时珍惜它、保护它。现在一切都毁了以后，巴姆才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就好比人和真主的关系，很多人直到咽气那一刻才明白信仰的意义。对了，你信教么？”
“我是个不可知论者吧，”我谨慎地说。
“其实信仰是给予人自由的，”侯赛因那双眼睛张得浑圆，“无神论者表面上不信上帝，其实是用历史取代了上帝。而历史是一位残暴而冷酷的暴君，它湮灭了人的个性，把一切都归因于经济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但信仰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是具体的、细腻的，有道德的自由，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我俩的影子被落日拖到古城废墟间，渐渐消逝。“你大概不怕死吧！”我问他。
侯赛因大概想起了逝去的叔叔，沉默了许久，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觉得穆斯林的信仰源自忧虑或者期盼死后的结局，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行动的宗教、入世的宗教，它从来不与命运为伍。我选择并坚持我的信仰是为了发现我自己，并尝试着理解别人，而不至于在挫折与隔阂面前固步自封、自暴自弃。”
侯赛因邀请我与其家人共进晚餐，但考虑到第二天早上的航班，我婉言谢绝。不过，临走之前，我帮这位从来不上网的小伙子申请了谷歌邮箱和Facebook账户。临别时，我赠予他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既是对他互联网新生活的祝福，也是对本次克尔曼之旅的总结。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