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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20日，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回到祖国后，立即成为大忙人。应接不暇的记者招待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老友旧部的拜访，加上所见所闻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使他感到无比的新奇和激动。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时，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这个出人意料的喜讯，使李宗仁心中波翻浪涌，热泪盈眶。他觉得毛泽东主席给予他的礼遇，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亿万人民对他选择一条光明道路的肯定与赞赏。作家顾笑然在《李宗仁归来》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见——
那时，在中南海里新落成了一个游泳池，毛泽东主席就是在游泳池的休息室里会见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的。李宗仁先生一行刚刚走进休息室，毛泽东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在桌边的藤椅上坐下来之后，毛泽东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表示感谢之后说：“这几天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感触颇深。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我们为祖国的强大感到由衷的高兴。”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分别谈到了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听了毛泽东主席这样一席话，李宗仁先生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他觉得毛泽东主席今天在这里以礼相待一位在战场上被自己所领导的军民打败了的敌人，既不翻旧账，也不咎以往，这本身不就是对海外人士一个亲切而有力的呼唤么！接着，谈话越来越随便。毛主席旁征博引，用大量的古代诗词和文章，考证历史上所称的六军将士为什么变成了今朝的三军将士。在谈到李宗仁先生曾与蒋介石合作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着李宗仁先生说：“你是误上贼船啊！”李宗仁一时无话可答，机智的程思远先生立刻接下来说：“是。但是我们又乘坐这条贼船，达到了我们想要到达的彼岸。”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谈话告一段落之后，毛泽东主席邀请程思远先生和他一起下水游泳……
从北京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从中原大地到他们的故乡广西桂林，到处都留下了李宗仁和郭德洁的欢声笑话。他们从孤悬海外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到回到祖国怀抱的千种情思，万般幸福。
从东北参观归来，郭德洁兴致勃勃地对李宗仁说：“以前只知道东北富，但解放前由于旧政府不好，没有开发，因而端起金饭碗，还要讨饭吃。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了东北富，而且还开发了。真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回国后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郭德洁女士不仅消除了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甚至还来了一个1800的大转弯。她爱上了新中国，她后悔自己觉悟得太迟了。在她无限欢乐幸福的时刻，病魔却离她越来越近，由癌细胞扩散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不断显现出来。尽管目前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无能为力，但党与政府依然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延缓死亡的来临。国家派出最优秀的医生，在郭德洁随同李宗仁到外地参观的时候，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每到一处，便与当地医疗机构结合起来，通力合作，悉心调治，至于药物，更是有求必应，不惜重金。经多方抢救无效，郭德洁女士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故友旧部怕李宗仁伤神损体，纷纷前来探望。当他们走后，偌大的客厅里，经常是李宗仁孑然一身。那种情爱上的孤独，像影子一样跟随他。老部下程思远很想替他物色一位贴身的异性知己。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对李宗仁说了，李宗仁自然表示深有同感，他说：“我虽年过七旬，但也不想鳏居后半生。但是，万两黄金易得，红粉知己难寻哪！”程思远劝慰道：“德公，不必悲观。俗话说，千里有缘来相会。同志们都来帮忙，会玉成其事的。”
于是，程思远当起了月下老。红绳的另一端系在了一位叫胡友松的女护士身上。
胡友松在北京市一家医院做护士，27岁还闺中待嫁。她在舞场上认识一位朋友，姓张，笔名叫“常人”。胡友松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华，也拜读过他翻译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常人十分关心胡友松的婚事，要了一张她的照片。1966年初夏的一天，胡友松突然接到常人的电话，说程思远一会儿来接她。胡友松虽然没有见过程思远，但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李宗仁从美国归来，新闻媒介报道李宗仁的时候，几乎每次都有程思远的名字。常人说程思远看了胡友松的照片，想见一见她。至于在哪儿见她，见她干什么，常人没有说。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都非常敏感，这大概和自己的婚事有关。一想到这儿，她就面红耳赤，心跳不止。胡友松简单地修饰一下，在下班前到医院门口的收发室等待。
不一会儿，一辆红旗牌小轿车来到医院门口，衣冠楚楚的程思远从车上走下来。因为已看到胡友松的照片，所以他便上前彬彬有礼地与胡友松打招呼：“您是胡友松小姐吧？我叫程思远。奉李宗仁先生之嘱，特地来接您，请上车吧！”胡友松上车后，前思后想：“大名鼎鼎的李宗仁请我干什么呢？”
小轿车不一会儿就开进了要人与名流居住的西总布胡同。苏理立在《李宗仁在大陆的晚年婚恋》一文中，描写了李宗仁与胡友松初次见面的情景——
“哦，小胡姑娘，欢迎，欢迎!”胡友松刚走出车门，李宗仁便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拉着她的手，和她并步上了台阶。一进门厅，李宗仁便拥过胡友松，轻轻地吻了一下她那白中透着红润的脸颊，一边说：“看照片，就觉得你很漂亮，今天见了人，更是标致、水灵，身材也好，太好了。”是太突然，太没有思想准备？还是太羞赧，太不好意思？也许是几种因素都有吧。胡友松感到一阵轻度晕眩；脸，涨得绯红。她第一次见到这位曾经当过国民党将军、任过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时又曾轰动全世界的李宗仁。她真没想到这位老将军是如此神态。她感到他的言谈举止中，透射出一种很强烈的喜爱情绪。这似乎与他的身份不太相称。
李宗仁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留胡友松在他家中作客。食间，李宗仁问胡友松的家庭，问她的爱好，问她的工作，话语不断，兴趣颇浓。而胡友松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场合，又估摸不准李宗仁究竟是何打算，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简洁得不愿多加一个字。胡友松越是这般拘谨，李宗仁反而显得越高兴。末了，李宗仁才谈判似地对胡友松说：“因为我夫人郭德洁女士不久前去世了，我身边没人照顾，当然，回国后，因有病在身，她活着时也照顾不了我。所以，我想把你请到我的身边来，就算我的生活护理吧，每月工资100元，可好？”“啊，是这样……请李先生让我考虑一些日子吧！”胡友松这才弄明白今晚这场会见的主题，她毕竟是27岁的大姑娘了，又有了几年工作和社会生活经验，尽管李宗仁表现得那么殷切，胡友松却显得相当冷静。
胡友松再次见到李宗仁，是一个星期之后。为了推心置腹地好好谈—谈，李宗仁把胡友松请到了楼上的客厅里。李宗仁问胡友松考虑得怎么样了。胡友松面有难色地说：“我的护士技术，多在手术室里。其他技术掌握得并不全面，恐怕难以担当得起您的全面护理工作。”李宗仁聚精会神地听完胡友松的话，开门见山地说：“不，胡女士，上次我没有把话跟你说透。说心里话，我自从见到你的照片，就很喜欢你；上次见面后，更是喜爱你了。我原意是想请你来当我的生活护理，或是叫女秘书吧，可我们国家不允许。再说，如果你仅仅当我的女秘书，出入内室也不方便，到外地参观不能同室而居，也不能和我享受同等待遇。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名正言顺地结婚。这样，一切都方便了。”
尽管李宗仁说得一字一板，声淡语轻。但对胡友松来说，犹如惊雷贯耳，猝不及防。当然，胡友松对李宗仁这番意思，也揣摸到一二，但没有想到李宗仁会当着她的面，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使她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既然李宗仁提出来了，她就得慎重选择。恋爱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必须严肃认真，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她以前也谈过男朋友，但最终吞下的是苦涩的果子。眼前这位李宗仁先生，比自己大48岁，以后生活在一起，各方面能和谐吗？李宗仁现在是举世皆知的新闻人物，是人们追踪与谈论的目标，自己能适应吗？老夫少妻，别人会不会说自己贪恋荣华富贵呢？这些问题，在这儿是理不出头绪的。想到这儿，胡友松站起来，郑重地说：“李先生，这是人的终身大事，请您允许我好好想想。半个月之内，我再答复您，可以吗？”李宗仁只好风趣地说：“那我就度日如年地等待吧！？”
胡友松于1939年出生于虎踞龙盘的南京市，父亲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尽管那时生活苦些，但是父母姐弟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1943年一个阴霾满天的冬日，日军飞机甩下的一颗炸弹，改变了她的生活命运。父母和弟弟惨死后，她被送到了当地红十字会创办的孤儿院。不久，—位善良的妇女把她从孤儿院中抱出来，把一块糖塞到她嘴里之后说：“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快跟妈妈回家吧！”这是位对她有着深恩厚爱的“妈妈”，她靠给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薪水拉扯胡友松渐渐长大。胡友松不明白妈妈怎么一个人生活呢？怎么从来没见过爸爸呢？8岁那年，胡友松随妈妈来到北平，上了小学。有一天，一位叫胡勇义的男人到他们家吃过饭后，就留宿在她们家里。她想，这个男人大概就是她的“爸爸”了，因此，在上学报名的时候，妈妈在她名字前面冠以胡姓。但这位“爸爸”像住店一样，时来时走，若干年以后，胡友松长大成人才明白，他不是她的爸爸。那时候，胡友松在学校和胡同里，经常听人们说到一个名字——“李宗仁”。她当然不知道，当时李宗仁正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北平“一把手”。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胡友松个人的命运也像这座古城一样，翻开了新的一页。她小学毕业后上了中学和护士学校。在学校里，她是一位漂亮大方、多才多艺的学生。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拍《革命家庭》时，导演在物色演员时，在她读中学学校的档案里看到了她的照片，觉得长相与气质都很合适，但由于她生病而错过了机会。她还曾是北京市业余朗诵队的队员，从师于著名演员朱琳。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工作。
也许命运有意要考验一下这位姑娘的倔犟性格，让她的双脚面临一条坎坷的道路。1963年，一位北京医科大学的男同学分配到医院工作，胡友松发现他沉默寡言，如负重载地工作。许多人看见他就像看见瘟疫一样，避犹不及。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打听，才知他是右派，她静观默察，此人为人正派，学识渊博，工作努力。她慢慢地开始同情他，并主动地同他交谈，送粮票给他。她觉得自己光明正大，完全是出于一种纯洁的同志之情。但很快流言蜚语就出来了，说什么“同情右派，丧失了阶级立场”；“跟一个右派谈情说爱，那是自己往火坑里跳”。为此，支部书记还郑重其事地找她谈话，让她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革命警惕。接连不断的生活压力，铸就了胡友松内向、刚毅的性格。
李宗仁的求婚，对她的性格是个考验。就在第二次见面刚过5天，李宗仁就心急如焚地给胡友松打电话，再一次叙说他对胡友松的印象，如何气质高雅，温柔韶秀，他如何朝思暮想；中央统战部如何赞同与支持这件事。还没容李宗仁把话说完，电话里就传来胡友松平缓冷淡的声音：“李先生，您别说了。”李宗仁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胡友松说下去。接着，她用女性那种特有的羞赧语调说：“我同意与您终生为伴。”这句话，是她五个晚上辗转反侧、彻夜思考的结果，她觉得李宗仁是从心里喜欢她，对她是一片痴情。人间最难得的是真情实意，至于权势、金钱、年龄、门户与此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自作主张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北戴河海滨，从1893年开始就成为著名的避暑胜地。这里山明水秀，气候宜人。联峰山、莲花石、老虎石、金山嘴、鸽子窝是玉宇仙境般的景观。1966年的夏季，这一切都成为李宗仁和胡友松度蜜月的背景。一列贴有大红“喜”字的专列，载着这对新婚夫妇来到了北戴河海滨。苏理立在《李宗仁在大陆的晚年婚恋》一文中描写了这对新婚夫妇在海滨度蜜月的情景——
北戴河北区的游泳场，水域开阔、平缓、洁净，是高级人士专用的游泳场。阳光明亮而并不炽热，大概因为是在海上，没有在浙江省和山地里那么蒸人烤人。胡友松穿着件紫红色的毛料游泳衣，很适体，简直像是哪位服装师专为她设计制作出来的，恰到好处地勾勒出那娇美的曲线。李宗仁很高兴，笑着对妻子说：“游泳衣也选的紫红色，睡衣也是紫红色，你就喜欢紫红色。”他早已换上了游泳裤，不高的个子显得很壮实，皮肤光滑，没有那些象征垂暮的斑斑点点，似乎比年轻时要白皙些。那种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的军旅生活，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米黄色的沙滩平展而并不疏松，久没有打过赤脚的人，脱掉了鞋袜在上面走，总感到有些扎脚不适，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刺激性的滋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需要刺激，刺激也是一种享受。李宗仁拉着胡友松，孩童似地在沙滩上蹦蹦跳跳。胡友松却依依呀呀地边笑边叫，她没想到这海边的沙滩有些扎脚，李宗仁却偏偏要追追她，让她被扎个够。
“好玩吗？若梅（胡友松的小名）。”李宗仁笑着，跳着。
“好玩，我可快受不了啦!”
“那就下水吧!”李宗仁放开胡友松的手，一骨碌扑进水里，“来吧，这水太好了，太舒服了。”
胡友松确实不会游泳，她套上游泳圈，小心翼翼地走进海水，在海边的浅水里，游起“狗爬式”来，岸边的彩色太阳伞下，坐着秘书陈贵和警卫员。胡友松有些不好意思，本就红润的脸，更增添一层红晕，在阳光下像化了妆。
“若梅，来，我和你游出去。”李宗仁在海水里活动了一阵子，回过头来叫泡在浅水里的妻子，“既然下了水，就要游一游，这海水真好。我1946、1947年在北平呆了两年多，秦皇岛来过，就没有机会到北戴河海边来游泳，今天算偿了旧愿。”
“德公，我怕！”
“有什么好怕的!有游泳圈，还有我，来!”李宗仁走过来，一把拉起妻子，迎着浅浅的海浪，向深水游去。
“德公……呃，我不……”胡友松仍是一副惶恐的样子，这大概是不会水的人的本能心理。李宗仁却继续往前游。一忽儿，水深便踩不到底了。这倒好，因为水深了，胡友松便赖着游泳圈，使劲地踢起脚来。
风微微的，水爽爽的。李宗仁当然是会游泳的，加上下水时，警卫员无论如何要给他只游泳圈，所以，他游起来一点不吃力。“好玩吗？还怕吗？”他蹬着水，关切地问妻子。
“好玩，可我还有些害怕。”胡友松双臂托驾在游泳圈上。那游泳圈比一般的游泳圈大些，气也充得足，照说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可她从没到海里游过泳，一望无际的大海啊!
“怕什么？”
“怕这海底有水妖，有水猴，拽人溺水的水猴。我小时候就听人说过。”
“别瞎猜。妖怪只是想吃唐僧肉，吃了我们的肉可不会长生不老的。哈哈!”
就这样，李宗仁和胡友松开始了和谐幸福的生活。在新婚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面前，李宗仁和胡友松除了迷惘困惑之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和她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年夏天，政治谣言有时像骤雨一样突然而至。一个用心极其险恶、流毒甚广的所谓“梅花党”的故事出笼了。在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中，把在觉悟之后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郭德洁女士说成是“特务”，并活龙活现地编造了“梅花党”的成员都戴梅化形胸针之类的情节。这些无疑在李宗仁和胡友松心头罩上一片阴影。但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谣言制造者的险恶用心是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因为李宗仁和郭德洁的归来，是周恩来总理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四人帮”一伙企图通过否定郭德洁的手段达到反对和否定周总理的罪恶目的。周总理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包括用暗示等方式保护着李宗仁。
早在美国的时候，李宗仁就患有老年气管炎，后来发展到肺气肿。到1968年末，检查发现，李宗仁因为肺气下垂，心脏也呈老年衰竭象征。就在不久前，他还做了一次直肠癌手术。这些，大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由于感冒，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次不像往常，输几瓶液，炎症就消失了。他的自我感觉也非常不好，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必须靠输氧来维持呼吸。
李宗仁也许清楚，死神先给他送来了通知书。趁自己清醒的时候，他把心里话告诉妻子，也就算作“临终遗言”吧。这一天，阳光朗照，碧空如洗。病房里静谧温馨，李宗仁的精神很清爽，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胡友松。胡友松有些纳闷，问：“德公，你这样瞅着我干啥？”
李宗仁感慨万端地说：“这些日子，我常常想，人活到七十，没有病也就差不多了，况且有这么重的病。我死了，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让我太担心了！”
“德公，你不要太悲观了。”胡友松说完，自己竟失声痛哭起来，“您如果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宗仁攥住胡友松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千万要保重，日子还很长。有几件事情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现在讲给你听。咱们家那尊铜佛像，是30年前我当选为副总统时友人送的。我把它看作友情的象征，一直带在身边。你留下来，作个永恒的纪念吧!我戴的这只瑞士生产的欧米加表，是制表公司纪念开业100周年时特制的。只有两块，一块送给了瑞士的总统，一块送给了我。我去了以后，这只表你也留着吧。”他停顿了一下，很艰难地接着说：“我那些名家的字画，都是真品。齐白石先生的花虫、徐悲鸿先生的骏马和猫，还有黄宾虹先生的花鸟，我一辈子都珍藏着。特别是齐白石先生，送了我不下20幅画，其中在送这12幅花虫给我时，专门不题我的名字。那时我还在北平行辕当主任，他知道蒋介石先生不信任我，估计我以后会官场失意，穷困潦倒。他说：‘这些画我是认真画的，不题您的大名，是恐怕将来有朝一日，您要拍卖我的画时，方便些。’我当时就向他保证过，无论如何不变卖他的墨宝。我从美国回国时，志圣向我要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一幅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纪念，我一口断然拒绝了，给钱，可以；画，我可不能给他们。我说话是要算数。那些名家的字画，你把它交给国家，最好交给文化部门。我还有两笔钱，一笔存在德洁的弟弟德峰那里，他在瑞士开饭馆；一笔存在香港何柏林先生那里，这你是知道的。何先生曾经当过我属下的军需处长，为人忠厚。你日后实在有困难时，可以写信给他。我回国后，周总理代表人民政府给的15万元，一定要如数还给国家，就说我心领了，我自己还有钱，不要国家负担。”
胡友松一边点头，一边流泪听着李宗仁的遗训。
1969年1月29日，李宗仁的身体对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任何药物对他的病情已经无济于事了。他的肺炎日趋严重，心脏的功能十分衰竭，医生只好用起搏器来帮助他的心跳，以维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1月30日凌晨，荧光屏上李宗仁的心电曲线越来越短，越来越平。终于，插在他身上的输氧管和输液管同时堵塞了，李宗仁与世长辞。在医院举行了庄重而暂短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对李宗仁先生历史上的功绩和毅然归国的义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可以说是盖棺论定吧。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胡友松，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别难过。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是的。国家是不会忘记李宗仁先生的，也不会忘记他的妻子胡友松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胡友松安排了现代化、近90平方米的新居；并根据她的爱好，调她到故宫历史档案馆工作。
（责编 卢成）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时，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他们。这个出人意料的喜讯，使李宗仁心中波翻浪涌，热泪盈眶。他觉得毛泽东主席给予他的礼遇，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亿万人民对他选择一条光明道路的肯定与赞赏。作家顾笑然在《李宗仁归来》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见——
那时，在中南海里新落成了一个游泳池，毛泽东主席就是在游泳池的休息室里会见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的。李宗仁先生一行刚刚走进休息室，毛泽东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在桌边的藤椅上坐下来之后，毛泽东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表示感谢之后说：“这几天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感触颇深。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我们为祖国的强大感到由衷的高兴。”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分别谈到了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听了毛泽东主席这样一席话，李宗仁先生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他觉得毛泽东主席今天在这里以礼相待一位在战场上被自己所领导的军民打败了的敌人，既不翻旧账，也不咎以往，这本身不就是对海外人士一个亲切而有力的呼唤么！接着，谈话越来越随便。毛主席旁征博引，用大量的古代诗词和文章，考证历史上所称的六军将士为什么变成了今朝的三军将士。在谈到李宗仁先生曾与蒋介石合作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着李宗仁先生说：“你是误上贼船啊！”李宗仁一时无话可答，机智的程思远先生立刻接下来说：“是。但是我们又乘坐这条贼船，达到了我们想要到达的彼岸。”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谈话告一段落之后，毛泽东主席邀请程思远先生和他一起下水游泳……
从北京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从中原大地到他们的故乡广西桂林，到处都留下了李宗仁和郭德洁的欢声笑话。他们从孤悬海外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到回到祖国怀抱的千种情思，万般幸福。
从东北参观归来，郭德洁兴致勃勃地对李宗仁说：“以前只知道东北富，但解放前由于旧政府不好，没有开发，因而端起金饭碗，还要讨饭吃。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了东北富，而且还开发了。真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回国后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郭德洁女士不仅消除了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甚至还来了一个1800的大转弯。她爱上了新中国，她后悔自己觉悟得太迟了。在她无限欢乐幸福的时刻，病魔却离她越来越近，由癌细胞扩散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不断显现出来。尽管目前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无能为力，但党与政府依然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延缓死亡的来临。国家派出最优秀的医生，在郭德洁随同李宗仁到外地参观的时候，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每到一处，便与当地医疗机构结合起来，通力合作，悉心调治，至于药物，更是有求必应，不惜重金。经多方抢救无效，郭德洁女士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故友旧部怕李宗仁伤神损体，纷纷前来探望。当他们走后，偌大的客厅里，经常是李宗仁孑然一身。那种情爱上的孤独，像影子一样跟随他。老部下程思远很想替他物色一位贴身的异性知己。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对李宗仁说了，李宗仁自然表示深有同感，他说：“我虽年过七旬，但也不想鳏居后半生。但是，万两黄金易得，红粉知己难寻哪！”程思远劝慰道：“德公，不必悲观。俗话说，千里有缘来相会。同志们都来帮忙，会玉成其事的。”
于是，程思远当起了月下老。红绳的另一端系在了一位叫胡友松的女护士身上。
胡友松在北京市一家医院做护士，27岁还闺中待嫁。她在舞场上认识一位朋友，姓张，笔名叫“常人”。胡友松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华，也拜读过他翻译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常人十分关心胡友松的婚事，要了一张她的照片。1966年初夏的一天，胡友松突然接到常人的电话，说程思远一会儿来接她。胡友松虽然没有见过程思远，但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李宗仁从美国归来，新闻媒介报道李宗仁的时候，几乎每次都有程思远的名字。常人说程思远看了胡友松的照片，想见一见她。至于在哪儿见她，见她干什么，常人没有说。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都非常敏感，这大概和自己的婚事有关。一想到这儿，她就面红耳赤，心跳不止。胡友松简单地修饰一下，在下班前到医院门口的收发室等待。
不一会儿，一辆红旗牌小轿车来到医院门口，衣冠楚楚的程思远从车上走下来。因为已看到胡友松的照片，所以他便上前彬彬有礼地与胡友松打招呼：“您是胡友松小姐吧？我叫程思远。奉李宗仁先生之嘱，特地来接您，请上车吧！”胡友松上车后，前思后想：“大名鼎鼎的李宗仁请我干什么呢？”
小轿车不一会儿就开进了要人与名流居住的西总布胡同。苏理立在《李宗仁在大陆的晚年婚恋》一文中，描写了李宗仁与胡友松初次见面的情景——
“哦，小胡姑娘，欢迎，欢迎!”胡友松刚走出车门，李宗仁便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拉着她的手，和她并步上了台阶。一进门厅，李宗仁便拥过胡友松，轻轻地吻了一下她那白中透着红润的脸颊，一边说：“看照片，就觉得你很漂亮，今天见了人，更是标致、水灵，身材也好，太好了。”是太突然，太没有思想准备？还是太羞赧，太不好意思？也许是几种因素都有吧。胡友松感到一阵轻度晕眩；脸，涨得绯红。她第一次见到这位曾经当过国民党将军、任过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时又曾轰动全世界的李宗仁。她真没想到这位老将军是如此神态。她感到他的言谈举止中，透射出一种很强烈的喜爱情绪。这似乎与他的身份不太相称。
李宗仁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留胡友松在他家中作客。食间，李宗仁问胡友松的家庭，问她的爱好，问她的工作，话语不断，兴趣颇浓。而胡友松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场合，又估摸不准李宗仁究竟是何打算，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简洁得不愿多加一个字。胡友松越是这般拘谨，李宗仁反而显得越高兴。末了，李宗仁才谈判似地对胡友松说：“因为我夫人郭德洁女士不久前去世了，我身边没人照顾，当然，回国后，因有病在身，她活着时也照顾不了我。所以，我想把你请到我的身边来，就算我的生活护理吧，每月工资100元，可好？”“啊，是这样……请李先生让我考虑一些日子吧！”胡友松这才弄明白今晚这场会见的主题，她毕竟是27岁的大姑娘了，又有了几年工作和社会生活经验，尽管李宗仁表现得那么殷切，胡友松却显得相当冷静。
胡友松再次见到李宗仁，是一个星期之后。为了推心置腹地好好谈—谈，李宗仁把胡友松请到了楼上的客厅里。李宗仁问胡友松考虑得怎么样了。胡友松面有难色地说：“我的护士技术，多在手术室里。其他技术掌握得并不全面，恐怕难以担当得起您的全面护理工作。”李宗仁聚精会神地听完胡友松的话，开门见山地说：“不，胡女士，上次我没有把话跟你说透。说心里话，我自从见到你的照片，就很喜欢你；上次见面后，更是喜爱你了。我原意是想请你来当我的生活护理，或是叫女秘书吧，可我们国家不允许。再说，如果你仅仅当我的女秘书，出入内室也不方便，到外地参观不能同室而居，也不能和我享受同等待遇。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名正言顺地结婚。这样，一切都方便了。”
尽管李宗仁说得一字一板，声淡语轻。但对胡友松来说，犹如惊雷贯耳，猝不及防。当然，胡友松对李宗仁这番意思，也揣摸到一二，但没有想到李宗仁会当着她的面，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使她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既然李宗仁提出来了，她就得慎重选择。恋爱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必须严肃认真，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她以前也谈过男朋友，但最终吞下的是苦涩的果子。眼前这位李宗仁先生，比自己大48岁，以后生活在一起，各方面能和谐吗？李宗仁现在是举世皆知的新闻人物，是人们追踪与谈论的目标，自己能适应吗？老夫少妻，别人会不会说自己贪恋荣华富贵呢？这些问题，在这儿是理不出头绪的。想到这儿，胡友松站起来，郑重地说：“李先生，这是人的终身大事，请您允许我好好想想。半个月之内，我再答复您，可以吗？”李宗仁只好风趣地说：“那我就度日如年地等待吧！？”
胡友松于1939年出生于虎踞龙盘的南京市，父亲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尽管那时生活苦些，但是父母姐弟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1943年一个阴霾满天的冬日，日军飞机甩下的一颗炸弹，改变了她的生活命运。父母和弟弟惨死后，她被送到了当地红十字会创办的孤儿院。不久，—位善良的妇女把她从孤儿院中抱出来，把一块糖塞到她嘴里之后说：“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快跟妈妈回家吧！”这是位对她有着深恩厚爱的“妈妈”，她靠给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薪水拉扯胡友松渐渐长大。胡友松不明白妈妈怎么一个人生活呢？怎么从来没见过爸爸呢？8岁那年，胡友松随妈妈来到北平，上了小学。有一天，一位叫胡勇义的男人到他们家吃过饭后，就留宿在她们家里。她想，这个男人大概就是她的“爸爸”了，因此，在上学报名的时候，妈妈在她名字前面冠以胡姓。但这位“爸爸”像住店一样，时来时走，若干年以后，胡友松长大成人才明白，他不是她的爸爸。那时候，胡友松在学校和胡同里，经常听人们说到一个名字——“李宗仁”。她当然不知道，当时李宗仁正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北平“一把手”。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胡友松个人的命运也像这座古城一样，翻开了新的一页。她小学毕业后上了中学和护士学校。在学校里，她是一位漂亮大方、多才多艺的学生。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拍《革命家庭》时，导演在物色演员时，在她读中学学校的档案里看到了她的照片，觉得长相与气质都很合适，但由于她生病而错过了机会。她还曾是北京市业余朗诵队的队员，从师于著名演员朱琳。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工作。
也许命运有意要考验一下这位姑娘的倔犟性格，让她的双脚面临一条坎坷的道路。1963年，一位北京医科大学的男同学分配到医院工作，胡友松发现他沉默寡言，如负重载地工作。许多人看见他就像看见瘟疫一样，避犹不及。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打听，才知他是右派，她静观默察，此人为人正派，学识渊博，工作努力。她慢慢地开始同情他，并主动地同他交谈，送粮票给他。她觉得自己光明正大，完全是出于一种纯洁的同志之情。但很快流言蜚语就出来了，说什么“同情右派，丧失了阶级立场”；“跟一个右派谈情说爱，那是自己往火坑里跳”。为此，支部书记还郑重其事地找她谈话，让她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革命警惕。接连不断的生活压力，铸就了胡友松内向、刚毅的性格。
李宗仁的求婚，对她的性格是个考验。就在第二次见面刚过5天，李宗仁就心急如焚地给胡友松打电话，再一次叙说他对胡友松的印象，如何气质高雅，温柔韶秀，他如何朝思暮想；中央统战部如何赞同与支持这件事。还没容李宗仁把话说完，电话里就传来胡友松平缓冷淡的声音：“李先生，您别说了。”李宗仁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胡友松说下去。接着，她用女性那种特有的羞赧语调说：“我同意与您终生为伴。”这句话，是她五个晚上辗转反侧、彻夜思考的结果，她觉得李宗仁是从心里喜欢她，对她是一片痴情。人间最难得的是真情实意，至于权势、金钱、年龄、门户与此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自作主张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北戴河海滨，从1893年开始就成为著名的避暑胜地。这里山明水秀，气候宜人。联峰山、莲花石、老虎石、金山嘴、鸽子窝是玉宇仙境般的景观。1966年的夏季，这一切都成为李宗仁和胡友松度蜜月的背景。一列贴有大红“喜”字的专列，载着这对新婚夫妇来到了北戴河海滨。苏理立在《李宗仁在大陆的晚年婚恋》一文中描写了这对新婚夫妇在海滨度蜜月的情景——
北戴河北区的游泳场，水域开阔、平缓、洁净，是高级人士专用的游泳场。阳光明亮而并不炽热，大概因为是在海上，没有在浙江省和山地里那么蒸人烤人。胡友松穿着件紫红色的毛料游泳衣，很适体，简直像是哪位服装师专为她设计制作出来的，恰到好处地勾勒出那娇美的曲线。李宗仁很高兴，笑着对妻子说：“游泳衣也选的紫红色，睡衣也是紫红色，你就喜欢紫红色。”他早已换上了游泳裤，不高的个子显得很壮实，皮肤光滑，没有那些象征垂暮的斑斑点点，似乎比年轻时要白皙些。那种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的军旅生活，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米黄色的沙滩平展而并不疏松，久没有打过赤脚的人，脱掉了鞋袜在上面走，总感到有些扎脚不适，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刺激性的滋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需要刺激，刺激也是一种享受。李宗仁拉着胡友松，孩童似地在沙滩上蹦蹦跳跳。胡友松却依依呀呀地边笑边叫，她没想到这海边的沙滩有些扎脚，李宗仁却偏偏要追追她，让她被扎个够。
“好玩吗？若梅（胡友松的小名）。”李宗仁笑着，跳着。
“好玩，我可快受不了啦!”
“那就下水吧!”李宗仁放开胡友松的手，一骨碌扑进水里，“来吧，这水太好了，太舒服了。”
胡友松确实不会游泳，她套上游泳圈，小心翼翼地走进海水，在海边的浅水里，游起“狗爬式”来，岸边的彩色太阳伞下，坐着秘书陈贵和警卫员。胡友松有些不好意思，本就红润的脸，更增添一层红晕，在阳光下像化了妆。
“若梅，来，我和你游出去。”李宗仁在海水里活动了一阵子，回过头来叫泡在浅水里的妻子，“既然下了水，就要游一游，这海水真好。我1946、1947年在北平呆了两年多，秦皇岛来过，就没有机会到北戴河海边来游泳，今天算偿了旧愿。”
“德公，我怕！”
“有什么好怕的!有游泳圈，还有我，来!”李宗仁走过来，一把拉起妻子，迎着浅浅的海浪，向深水游去。
“德公……呃，我不……”胡友松仍是一副惶恐的样子，这大概是不会水的人的本能心理。李宗仁却继续往前游。一忽儿，水深便踩不到底了。这倒好，因为水深了，胡友松便赖着游泳圈，使劲地踢起脚来。
风微微的，水爽爽的。李宗仁当然是会游泳的，加上下水时，警卫员无论如何要给他只游泳圈，所以，他游起来一点不吃力。“好玩吗？还怕吗？”他蹬着水，关切地问妻子。
“好玩，可我还有些害怕。”胡友松双臂托驾在游泳圈上。那游泳圈比一般的游泳圈大些，气也充得足，照说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可她从没到海里游过泳，一望无际的大海啊!
“怕什么？”
“怕这海底有水妖，有水猴，拽人溺水的水猴。我小时候就听人说过。”
“别瞎猜。妖怪只是想吃唐僧肉，吃了我们的肉可不会长生不老的。哈哈!”
就这样，李宗仁和胡友松开始了和谐幸福的生活。在新婚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面前，李宗仁和胡友松除了迷惘困惑之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和她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年夏天，政治谣言有时像骤雨一样突然而至。一个用心极其险恶、流毒甚广的所谓“梅花党”的故事出笼了。在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中，把在觉悟之后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郭德洁女士说成是“特务”，并活龙活现地编造了“梅花党”的成员都戴梅化形胸针之类的情节。这些无疑在李宗仁和胡友松心头罩上一片阴影。但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谣言制造者的险恶用心是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因为李宗仁和郭德洁的归来，是周恩来总理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四人帮”一伙企图通过否定郭德洁的手段达到反对和否定周总理的罪恶目的。周总理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包括用暗示等方式保护着李宗仁。
早在美国的时候，李宗仁就患有老年气管炎，后来发展到肺气肿。到1968年末，检查发现，李宗仁因为肺气下垂，心脏也呈老年衰竭象征。就在不久前，他还做了一次直肠癌手术。这些，大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由于感冒，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次不像往常，输几瓶液，炎症就消失了。他的自我感觉也非常不好，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必须靠输氧来维持呼吸。
李宗仁也许清楚，死神先给他送来了通知书。趁自己清醒的时候，他把心里话告诉妻子，也就算作“临终遗言”吧。这一天，阳光朗照，碧空如洗。病房里静谧温馨，李宗仁的精神很清爽，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胡友松。胡友松有些纳闷，问：“德公，你这样瞅着我干啥？”
李宗仁感慨万端地说：“这些日子，我常常想，人活到七十，没有病也就差不多了，况且有这么重的病。我死了，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让我太担心了！”
“德公，你不要太悲观了。”胡友松说完，自己竟失声痛哭起来，“您如果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宗仁攥住胡友松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千万要保重，日子还很长。有几件事情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现在讲给你听。咱们家那尊铜佛像，是30年前我当选为副总统时友人送的。我把它看作友情的象征，一直带在身边。你留下来，作个永恒的纪念吧!我戴的这只瑞士生产的欧米加表，是制表公司纪念开业100周年时特制的。只有两块，一块送给了瑞士的总统，一块送给了我。我去了以后，这只表你也留着吧。”他停顿了一下，很艰难地接着说：“我那些名家的字画，都是真品。齐白石先生的花虫、徐悲鸿先生的骏马和猫，还有黄宾虹先生的花鸟，我一辈子都珍藏着。特别是齐白石先生，送了我不下20幅画，其中在送这12幅花虫给我时，专门不题我的名字。那时我还在北平行辕当主任，他知道蒋介石先生不信任我，估计我以后会官场失意，穷困潦倒。他说：‘这些画我是认真画的，不题您的大名，是恐怕将来有朝一日，您要拍卖我的画时，方便些。’我当时就向他保证过，无论如何不变卖他的墨宝。我从美国回国时，志圣向我要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一幅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纪念，我一口断然拒绝了，给钱，可以；画，我可不能给他们。我说话是要算数。那些名家的字画，你把它交给国家，最好交给文化部门。我还有两笔钱，一笔存在德洁的弟弟德峰那里，他在瑞士开饭馆；一笔存在香港何柏林先生那里，这你是知道的。何先生曾经当过我属下的军需处长，为人忠厚。你日后实在有困难时，可以写信给他。我回国后，周总理代表人民政府给的15万元，一定要如数还给国家，就说我心领了，我自己还有钱，不要国家负担。”
胡友松一边点头，一边流泪听着李宗仁的遗训。
1969年1月29日，李宗仁的身体对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任何药物对他的病情已经无济于事了。他的肺炎日趋严重，心脏的功能十分衰竭，医生只好用起搏器来帮助他的心跳，以维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1月30日凌晨，荧光屏上李宗仁的心电曲线越来越短，越来越平。终于，插在他身上的输氧管和输液管同时堵塞了，李宗仁与世长辞。在医院举行了庄重而暂短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对李宗仁先生历史上的功绩和毅然归国的义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可以说是盖棺论定吧。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胡友松，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别难过。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是的。国家是不会忘记李宗仁先生的，也不会忘记他的妻子胡友松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胡友松安排了现代化、近90平方米的新居；并根据她的爱好，调她到故宫历史档案馆工作。
（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