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夜，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同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全国的三大惨案。
　　 1941年春夏之交，重庆多晴朗天气，日军战机趁机多次对这座“陪都”进行连续的狂轰滥炸。为避开空袭，市民们均选在夜晚出入市区办事易货。然而，这一情况被日军掌握，6月5日夜，20余架敌机趁着夜色空袭了这座山城。凄厉的警报声响彻长空，市民猝不及防，慌作一团，许多疏散不及的市民涌入地处校场口的市区唯一的公共防空大隧道内，约可容纳四五千人的大隧道内，这天涌进了近万人，人数比以往激增一倍以上。这条隧道原为抗战前所修建，拟从校场口的十八梯通往观音岩，目的是减少行人绕道远行之苦，不料勘测有误而报废，抗战中即作了防空洞用。遗憾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这一战时民防设施却没有引起重视。该隧道出入口只有三处，而且采用的是斜坡梯级式，没有足够的通风、照明设备。
　　 这天夜晚的空袭时间前后达三个多小时，敌机以3—5架一队轮番进入城市上空轰炸。时间一长，加上天气炎热，几近饱和的隧道内，便不断有人发生呼吸困难现象。据此情况，本应在两番轰炸间隙，让群众出洞换换新鲜空气，而且防空司令部中不少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向当时具体负责的重庆市防空副司令胡伯翰建议暂时解除警报，让洞内群众出来一下，却未被胡采纳。胡伯翰这个人一向很自负，先是卫戍总部通信科集体创制的防空报警红球，胡称是他发明的，而当时的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也称其为“伯翰球”，军委会还为胡伯翰颁发了勋章。而且有几次，胡伯翰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上空，居然被他猜中，因此在司令部中很有威信，遇事谁也不敢和他争辩。这次他同样“力排众议”，独断独行，不准擅开洞门。然而，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洞里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群众普遍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从而出现了窒息现象，跟着引起了剧烈骚动。洞内有关人员见情况危急，忙用电话接连四次向外告急，要求出洞，胡伯翰依然下令不许乱动。洞内群众实在忍受不了，终于不顾一切地涌向出口处，人群互相挤踏、撕扯，致使许多体弱者倒地，而出了洞的群众猛然一接触新鲜空气，又立刻倒在洞口不能动弹。求生的欲望使后面的群众继续不要命地往前涌，以致于后面的人不断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越压越多。洞口在地面下10多公尺，很快就被塞阻，后面群众再也无法出洞。由于情况猝变，洞外一时无任何救护措施，终于酿成近一万人窒息死亡、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
　　


　　 噩耗传出，防空司令部顿时慌了手脚，空袭刚过，忙派遣担架营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救护和搬尸工作。说来可笑，这个担架营居然由清一色的劳动总队(劳教部门)中的扒手、惯贼组成，个个身强力壮，现在全部依靠这些扒手、盗贼去进行抢救，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当时在场的防空司令部有关人员解放后现身揭发，这帮人赶到现场后，不是忙着先抢救人，而是迫不及待地搜捡死尸的财物，大大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从而造成不少假死状态中的受难者丧生。如果能及时将这些假死者搬出洞外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他们是完全可以救活的。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受难者并未死亡，在歹徒们翻搜财物时，因挣扎而被卡死以灭口。而当官的居然也同样精于此道。当时负责指挥现场抢救搬尸工作的是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于是便下令搜查每一个担架兵的腰包，有一个担架兵因为反抗而被当场击毙，演出了一幕黑吃黑的丑剧。他们将搜出的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往刘峙家运送了三次(当时一般人都不知道运往何处)，这些不义之财为刘峙大老婆所得。后来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刘峙的小老婆探听到了，大怒之下，辄向姜、刘二人问罪，这二人无奈之下，不得不将其中的一部分送到刘峙小老婆处，风波才得以平息。
　　 再说大隧道内外的死难者尸体，防空司令部动用了20多辆大卡车，经过一天一夜才运完。有不少尸体是从朝天门、临江门和通远门运出的，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用驳船转运到郊外集体埋葬了，还有不少尸体被抛入江中，其惨状目不忍睹。
　　 大隧道惨案发生的消息不胫而走，举国震惊，民众怒不可遏，纷纷要求严惩责任者。蒋介石下令组织以吴铁城、何成濬为首的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得到消息后，便通过贺国光向吴、何二人赠送了大批财物。二人竟没有要刘峙出庭，只将副司令胡伯翰、防空情报所副所长邹高竞及救护、通讯等部门的负责人传问了一下，口供都是事先拟好的，到庭后按拟好的问，按拟好的答，经审讯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惨案是由突发情况造成的。最后只将胡伯翰一人撤职，刘峙仅受到撤职留任的假处罚而不了了之。
　　 (责编 周志清)
　　 (题图为日机整日轮番轰炸重庆，全城变成一片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