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而农业作为基础产业，除了在体制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外，几乎没有多大改变，农村那一亩三分地无法完全吸纳众多农村劳动力。于是绝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兄弟开始大规模、跨地区外出打工。这种潮汐般涌动的潮流被称之为“民工潮”，并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重大社会现象。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其中40岁以下的占84％，男性占66.3％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平均年龄为28.6岁。他们大都从事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作，其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的仅占13.7％。工资收入普遍较低，每月收入在8013元以下的占72.1％。从以上数据中可以推算出，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连同留守在家的妇女、儿童、老人，保守估计也有6亿之多，几近全国人口的一半。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大都属于农村中受过教育，而且有一定活动能力的青壮年人群，留在农村的大都是缺乏生产发展能力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是，就是这些农村的青壮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也只能以超负荷、低保障，获取可怜得低收益。由此可见，用“农村处处是空巢，城市夜夜有人寒”这一句话来形容当前农村和农民工的现状一点儿也不为过。对此笔者不禁想问：为什么在中央连续多年一号文件，出台如此之多的惠农政策，如此重视“三农”问题，这么多农民兄弟为什么还是“心不稳、情不安，背景离乡、飘在城市”呢?的确，这6亿农民兄弟的安居乐业问题很令人担忧，也很值得国人深思!
产生“民工潮”的原因
“民工潮”的涌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推行后，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也获得了务农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使其外出打工成为可能；二是农村自联产承包之后经济发展模式几乎没有改变，农业效益一直很低，而改革开放后沿海及城市区域发展较快，劳动力的需求旺盛，虽然给付的工资很低，但是相对于农村几乎贫瘠的收入还是高出许多，这直接推动了“民工潮”的形成。三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围绕工业经济发展转，“重工轻农”的现象不言而喻，就算是这几年中央是年年以一号文件重视“三农”问题，支农、扶农政策举不胜举，可地方政府处于政治绩效考核的需要，工业上下足功夫，农业上轻轻应付，众多的普通农民几乎无以关注，一年到头的“三农”工作总是“报告写满，年年空谈”。当然，这更多还是政治绩效考核惹的祸。
“民工潮”带来的问题
1、农村人才大量流失，农村经济发展无以为继。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看出，外出打工的都是农村青壮年，都是一些属于头脑比较灵活，有一定创业精神的农民兄弟，他们都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乡土人才，农村中的精英分子。更令人担忧的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兄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一出来就把目标定位在掩饰农村背景、争做城里人的理想“高地”上，这意味着农村人才的彻底流失，农村发展失去了根本动力!事实证明，随着农民兄弟外出打工，农村优秀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村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大量外流，农业农村不断“失血”，农业、农村对各项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科技等的吸纳能力弱化甚至丧失，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动力，而越是如此，农民就更加需要外出打一些苦涩的零工维持生活，这种恶性循环正在加剧。
2、留守儿童和随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的教育和心理问题，将严重影响农村下一代健康成长，从而对今后农村经济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前，农民工的子女要么是留守在家，接受单亲教育或隔代教育，要么就是随着父母在各地漂流。这两种孩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留守儿童实际上长期生活在父亲缺位或双亲缺位的家庭中，在缺少父母关爱和监护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暴露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从而造成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在随其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严重扭曲。这对于留守儿童的成长无疑是雪上加霜。而随着父母外出打工的儿童也不见得能有多好，他们因为父母经济收入有限，大多居住在棚屋等条件简陋的地方，生活在城里人的冷漠甚至是歧视的眼光之下，经受相差悬殊的物质环境刺激，接受候鸟式的学校教育。长此以往，一些孩子就慢慢地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埋下仇视他人、仇恨社会的种子。部分健康成长的孩子哪怕学有所成，也都会因无法接受农村现行社会经济环境而不愿回乡创业；那些怀着自卑心理和仇恨社会的孩子如果没能及时予以挽救，那在将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极有可能把这种仇恨思想转化成危害社会的实际行动。
3、农民工是城市财富的同时也成了城市的负担。这20多年的现实证明，进城的民工的确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诸如“万喜良”般的巨大贡献。但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工人下岗的大环境下，民工的大量无组织涌入城市与城市产业工人大量下岗再就业构成强烈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劳动力过度贬值，导致几近“扭曲”的农民工劳动分配不公平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并持续至今，导致农民工跳楼讨薪、追薪杀人等恶性事件频频爆发，城市社会治安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顽症。同时，民工心理救援、法律救助等问题的不断出现，给城市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搞得农村总像松弛的棉，城市却像绷紧的弦。
解决民工潮的建议
发展农村，安固农心是解决民工潮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民背井离乡其根本是缺乏产业发展技术、缺乏生产发展资金、缺乏政府有效引导、缺乏适应小农生产的合作组织。
1、培养农村技术人才，奠定农村经济发展基础。首先是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大量培养掌握一项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变普通农民为掌握农业发展技术的农村产业工人，为农业产业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通过培训，培养能在农村和城市实现双向就业的农民，同时组建农村劳动力合作组织，提高这部分外出务工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农村确实富余的农民转变为城市产业工人，实现农村发展和城市建设双赢；第三是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引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以返乡大学生的蝴蝶效应，引领农村经济发展。
2、大力推广合作经济发展，开拓农村经济发展新路子。纵观欧美或东亚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知道：“农民要发展，必须搞合作，农村要发展，必须搞联合”。因此，结合我国小农社会的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广泛组建合作经济组织，强化合作经济组织的供销合作和资金互助功能，发挥供销的基础脉络作用和金融的核心动力作用。通过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初步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通过组建股份合作制农场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再联合，实现农业产业规模化、计划化、农村物流现代化生产经营，以规模生产提高农业产业集聚优势，以计划生产规避农业生产市场风险，以现代物流调节农产供应时间规避农产品“井喷”风险，从而有效实现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
3、有效实施乡镇综合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切实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目前政府扶持“三农”文件很多，呼声很高，落实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涉农部门太多，政府条块割据由来已久，有效的支农政策和资源经部门分割后很难形成合力，甚至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部门割据的现实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我国应该加快乡镇体制改革步伐，切实整合涉农资源。通过发行“三农扶持凭证”等方式，把目前政府部门拥有的各项涉农资源捆绑委托给第三方组织，利用市场化的、不确定的第三方组织的社会中介身份服务于“三农”。这样即降低了乡镇政府运行成本，减轻农民负担，也能使政府支农资金和资源形成合力，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资源的杠杆撬动作用，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最终实现农民发家致富，安居乐业的目的。这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其中40岁以下的占84％，男性占66.3％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平均年龄为28.6岁。他们大都从事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作，其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的仅占13.7％。工资收入普遍较低，每月收入在8013元以下的占72.1％。从以上数据中可以推算出，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连同留守在家的妇女、儿童、老人，保守估计也有6亿之多，几近全国人口的一半。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大都属于农村中受过教育，而且有一定活动能力的青壮年人群，留在农村的大都是缺乏生产发展能力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是，就是这些农村的青壮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也只能以超负荷、低保障，获取可怜得低收益。由此可见，用“农村处处是空巢，城市夜夜有人寒”这一句话来形容当前农村和农民工的现状一点儿也不为过。对此笔者不禁想问：为什么在中央连续多年一号文件，出台如此之多的惠农政策，如此重视“三农”问题，这么多农民兄弟为什么还是“心不稳、情不安，背景离乡、飘在城市”呢?的确，这6亿农民兄弟的安居乐业问题很令人担忧，也很值得国人深思!
产生“民工潮”的原因
“民工潮”的涌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推行后，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也获得了务农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使其外出打工成为可能；二是农村自联产承包之后经济发展模式几乎没有改变，农业效益一直很低，而改革开放后沿海及城市区域发展较快，劳动力的需求旺盛，虽然给付的工资很低，但是相对于农村几乎贫瘠的收入还是高出许多，这直接推动了“民工潮”的形成。三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围绕工业经济发展转，“重工轻农”的现象不言而喻，就算是这几年中央是年年以一号文件重视“三农”问题，支农、扶农政策举不胜举，可地方政府处于政治绩效考核的需要，工业上下足功夫，农业上轻轻应付，众多的普通农民几乎无以关注，一年到头的“三农”工作总是“报告写满，年年空谈”。当然，这更多还是政治绩效考核惹的祸。
“民工潮”带来的问题
1、农村人才大量流失，农村经济发展无以为继。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看出，外出打工的都是农村青壮年，都是一些属于头脑比较灵活，有一定创业精神的农民兄弟，他们都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乡土人才，农村中的精英分子。更令人担忧的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兄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一出来就把目标定位在掩饰农村背景、争做城里人的理想“高地”上，这意味着农村人才的彻底流失，农村发展失去了根本动力!事实证明，随着农民兄弟外出打工，农村优秀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村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大量外流，农业农村不断“失血”，农业、农村对各项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科技等的吸纳能力弱化甚至丧失，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动力，而越是如此，农民就更加需要外出打一些苦涩的零工维持生活，这种恶性循环正在加剧。
2、留守儿童和随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的教育和心理问题，将严重影响农村下一代健康成长，从而对今后农村经济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前，农民工的子女要么是留守在家，接受单亲教育或隔代教育，要么就是随着父母在各地漂流。这两种孩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留守儿童实际上长期生活在父亲缺位或双亲缺位的家庭中，在缺少父母关爱和监护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暴露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从而造成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在随其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严重扭曲。这对于留守儿童的成长无疑是雪上加霜。而随着父母外出打工的儿童也不见得能有多好，他们因为父母经济收入有限，大多居住在棚屋等条件简陋的地方，生活在城里人的冷漠甚至是歧视的眼光之下，经受相差悬殊的物质环境刺激，接受候鸟式的学校教育。长此以往，一些孩子就慢慢地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埋下仇视他人、仇恨社会的种子。部分健康成长的孩子哪怕学有所成，也都会因无法接受农村现行社会经济环境而不愿回乡创业；那些怀着自卑心理和仇恨社会的孩子如果没能及时予以挽救，那在将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极有可能把这种仇恨思想转化成危害社会的实际行动。
3、农民工是城市财富的同时也成了城市的负担。这20多年的现实证明，进城的民工的确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诸如“万喜良”般的巨大贡献。但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工人下岗的大环境下，民工的大量无组织涌入城市与城市产业工人大量下岗再就业构成强烈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劳动力过度贬值，导致几近“扭曲”的农民工劳动分配不公平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并持续至今，导致农民工跳楼讨薪、追薪杀人等恶性事件频频爆发，城市社会治安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顽症。同时，民工心理救援、法律救助等问题的不断出现，给城市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搞得农村总像松弛的棉，城市却像绷紧的弦。
解决民工潮的建议
发展农村，安固农心是解决民工潮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民背井离乡其根本是缺乏产业发展技术、缺乏生产发展资金、缺乏政府有效引导、缺乏适应小农生产的合作组织。
1、培养农村技术人才，奠定农村经济发展基础。首先是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大量培养掌握一项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变普通农民为掌握农业发展技术的农村产业工人，为农业产业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通过培训，培养能在农村和城市实现双向就业的农民，同时组建农村劳动力合作组织，提高这部分外出务工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农村确实富余的农民转变为城市产业工人，实现农村发展和城市建设双赢；第三是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引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以返乡大学生的蝴蝶效应，引领农村经济发展。
2、大力推广合作经济发展，开拓农村经济发展新路子。纵观欧美或东亚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知道：“农民要发展，必须搞合作，农村要发展，必须搞联合”。因此，结合我国小农社会的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广泛组建合作经济组织，强化合作经济组织的供销合作和资金互助功能，发挥供销的基础脉络作用和金融的核心动力作用。通过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初步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通过组建股份合作制农场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再联合，实现农业产业规模化、计划化、农村物流现代化生产经营，以规模生产提高农业产业集聚优势，以计划生产规避农业生产市场风险，以现代物流调节农产供应时间规避农产品“井喷”风险，从而有效实现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
3、有效实施乡镇综合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切实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目前政府扶持“三农”文件很多，呼声很高，落实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涉农部门太多，政府条块割据由来已久，有效的支农政策和资源经部门分割后很难形成合力，甚至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部门割据的现实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我国应该加快乡镇体制改革步伐，切实整合涉农资源。通过发行“三农扶持凭证”等方式，把目前政府部门拥有的各项涉农资源捆绑委托给第三方组织，利用市场化的、不确定的第三方组织的社会中介身份服务于“三农”。这样即降低了乡镇政府运行成本，减轻农民负担，也能使政府支农资金和资源形成合力，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资源的杠杆撬动作用，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最终实现农民发家致富，安居乐业的目的。这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