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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个“透明国际”，它是权威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它不是执行机构，而是专门从事调查研究，譬如把全世界的近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个廉洁与腐败名次排队，经常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言。“透明国际”排出来的名次，据说多国比较认可，不论是否准确，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参考。据透明国际2006年全球廉洁排行榜表明，排名第一的为：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国家都是9.6分；新加坡排名第五，得9.4分；中国香港第15名，得8.3分；中国澳门第26名，得6.6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并列第70名，得3.3分；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第121名，得2.5分。这项排名为10分制，10分最廉洁，0分最腐败，得分越高，代表越廉洁，3.3分为腐败比较严重，俄罗斯得2.5分，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对此，我有亲身体会。2002年我曾率团赴俄罗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们的武警和公务人员，敢直接向我们代表团索要钱物，从而使我大吃一惊，它的排名比我们落后51名。因为我们与印度同为第70名，同时近来，有文章常常拿中国与印度比较，如教育、某些科技领域里，印度要比我们强，因此我也就注意到反腐方面，那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突然看见中新社4月10日的一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印度收受贿赂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个民间组织叫“第五社”发起一项反贿赂运动，特制一种“0元卢比”，并加注拒贿赂标语，要民众在碰到公务员索贿时拿出这种“纸钞”，让索贿赂的官员们知难而退。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
印度各种面值的钞票全都印有圣雄甘地的肖像，官员如果想受贿，往往会以“希望甘地对我微笑”这句暗语来表达心意，因此“第五社”印制模仿面值50元的“0元卢比”，但把原有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保证文字改成“我保证不受贿、也不行贿”。
据该组织透露，目前已印制25000张这种纸钞传单，在印度南部城市散发。该组织的理事长说，这个办法已经奏效，如有个三轮车司机午夜被警察拦下，警察暗示要收钱，司机给了这种钞票传单，警察吓一跳，但后来笑笑放他走了。
巧了，就在这个小故事的旁边一版，登了湖南省郴州市李大伦等人受贿案查办纪实，李大伦“同志”为郴州市市委书记，1999年至2006年之间，利用其书记职务之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升等方面，单独或伙同其老婆、儿子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余万元，其中李大伦直接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伙同老婆、儿子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634余万元，除去正常收入以外，违法所得，李大伦尚有共计1765余万元人民币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郴州市的一个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其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63万元。既然送出去63万元，总得捞回来吧，于是这个樊甲生通过各种手段，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还有另一个郴州市的纪委书记叫曾锦春的“同志”，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承揽基建工程项目、违法释放在押人犯，先后收受私营矿主、建筑承包商、党政干部70余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家庭财产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受贿款及不明财产竟达8000多万元，比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的金额要多出一倍。
湖南省委根据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只能来个“法不责众”，决定对送钱数额较“小”，属于“一般性”红包礼金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成限期作出深刻检查。我看也只能这样处理。不然打击面这么大，怎么办呢？
再回来，作一次中国与印度反腐败的比较，比较之下，印度人太“小儿科”，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也印一些反贿赂的“纸钞”，譬如叫“0元人民币”，你把这张“0元人民币”交给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些贪官，这些人难道会吓一跳？他们的胃口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户，他们是在做一种特殊的“生意”。李大伦是市委书记，曾锦春是纪委书记，难道他们不知道贪污一千万就会掉脑袋？但他们的“生意”照做不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李大伦、曾锦春、樊甲生这样的贪官，恐怕很难估计。印度人拿了张反腐纸币，我看也不过吓了一下警察，对大贪官可能根本无效。因此他也举不出什么惊人的例子。但“透明国际”组织给了中国与印度第70名，得3.3分是明摆着的。怎么办呢？有人说“治乱世要用重典”，以加强刑罚来遏制腐败和蔓延。改革开放近30年，党和政府多次公开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但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们的级别越来越高，看来用“大刀向贪官们的头上砍去”，成效甚微，贪官照样“前赴后继”。1997年到2004年，共有14个交通厅长成为贪官落马，就是个例子。又有人说，“只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腐败”，但是“透明国际”组织排名的最后10名国家，如海地、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喀麦隆等“民主国家”，都实行多党竞争，但这些国家的腐败却极为猖獗。这就证明了所谓“民主制度”，也不是腐败的防火墙。还有人说，“清廉指数排行前20名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是国家清廉的重要条件，但俄罗斯人民，文化水平不能说低，可能比中国澳门的老百姓要高，但中国澳门的清廉名次为第26名，俄罗斯是121名，两个地方相差甚远，有高素质文化的老百姓，政府不一定清廉，俄罗斯应从自己本身的体制上去找原因。
话说回来，别人的事由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中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反腐败方法，也要从产生腐败的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是内因，内因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因素。举个例子，如我们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指在职的），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市、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一个省、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省里往往还有省长助理，中央还有部长助理。据报导，安徽省的一个贫困县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乡政府的国家干部和聘用干部，有的多达上百名。连大学里也是“官多为患”，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校级干部一教室，处级干部一走廊，科级干部一操场。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地方，还要在农村安排国家脱产干部，大学毕业后去村里任村长助理等。这种村的脱产干部如果推广的话，更多的干部会像潮水一般涌来。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据4月3日的《法制报》报道，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我国官员的行政开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行政管理费用中，掺杂了多少腐败，只有上帝知道。
另一个突出的腐败问题是：我们所有单位中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对于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级单位能监督上级吗？同级纪委能监督同级的省、市、县书记吗？就凭庞大的官员队伍，就凭一把手的权力，甚至二把手、三把手的权力，卖官鬻爵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堆癌细胞。既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早点解决。治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以为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是治本之一。解决了这两件事，一定能大大地遏制腐败，增加工作效率。
我们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制度吗？我们难道不能在反腐斗争中为全世界作点贡献吗？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在腐败的环境中，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吗？人民用崇敬的心情，期待着党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