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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对城市发展中文化形态的思考，并溯源其形成。城市是历史的积淀，更是人们生活的积淀。在历史上，城市最能体现人们把握生存主动性的意图和尝试，并在积累着物质和精神的文化财富，搭构起现今社会发展的宏大平台，任凭人们尽情的表演。田园的诗歌一直在城市的人群中传唱，精神的家园永远是那一片山和水，这和城市破碎的片断和躁动的情绪却也不会矛盾。
关键词:聚集 城市文化 城市空间 断裂 叠加 持续
城市里，人们每天接触的建筑、道路、设施、住宅、商品、景观等等构成了物质文化的外壳。这些是城市最直观的特征，最为生动、形象，直接向人们传递城市的性格和内涵。对初次到访的游客，城市的各个元素争先恐后地表达着自己，展示各种特征来体现识别性。在游客眼中，新鲜的当地特征易于感觉到。城市的这些物质外壳最能保存整个城市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同城市文化的韵味。
城市中的建筑，不仅容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体现人们在技术和艺术上的追求与成就，同时更是这个城市居民文化追求的体现，是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情调的重要因素。江南的院落和闽南的大厝，同时是人们的居所，都具有着一定的技术成就和艺术追求，但同时他们所具有的内涵是有差异的。江南地区发达的传统经济和文化，曾经催生了一种“士大夫”崇拜，人们的骨子里透出一股讲究社会正统，追求家族荣耀的倾向。儒家所宣扬的社会等级秩序成为人们自觉遵奉的行动原则，体现在院落住宅上就形成了具有含蓄、自律特点的居所追求--外观上高墙窄道，颜色上粉墙黛瓦，进而形成了整饬有序的内敛型追求稳定的社会文化氛围。闽南地区毕竟是处在一个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海峡之滨，起主宰作用的是家族正统的风气。人们忙于生计，追求各自的家庭生活价值，在亚热带季风中养成了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体现了海洋的影响，流露出海洋的开阔、舒展气息。门前道路没有高墙的阴影，红砖红瓦更表达了闽南朴实开朗的社会风气。
江南院落
不仅建筑，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形象地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西方城市中广场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城市发展中不同阶段的精神特征。最早的广场周围布置的是商业与市政建筑，是属于市民进行贸易、社交、议政的场所，较早地体现城市民主的文化精神，空间是开敞自由的。随着封建权力更替集中，广场又变成彰显军事强权的纪念性场所，开始封闭，排斥市民的参与。随后，神权文化的强势，把宗教活动也放进了广场。最终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广场变成了融各种活动为一体，市民活动为中心的开放场所。中国传统的庙会场所的变迁也见证了城市文化历史的更替。最早的庙会是纯粹的宗教活动，而随着佛教和道教在古代中国的影响日渐巨大，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而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文化层次不甚高的广大民众，于是在他们固定的活动场所寺庙和道观的周围变得越来越开敞，以便吸引更多的人包括士人阶层的参与，活动的内容也逐渐的市民化起来，融入更多的商业活动，甚至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庙市”—这几乎是平民的集市广场了。
南京夫子庙的庙会
在城市文化中，人们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建立起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是需要某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来协调，这就诞生了城市的制度，并由于城市的特殊性而形成独特的城市制度文化。根据学者的研究，城市制度文化主要有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制度文化又必然对以城市形态为表象的物质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以家庭制度为例，中国的城市家庭结构由过去的金字塔形逐渐变成了倒金字塔，对住宅的模式，人们的消费模式都产生巨大的作用。以三人为单位的家庭，内部社会交往的贫乏促使人们需要定期的到外面世界寻找情绪的放松与信息的交流，住所之外休闲交往场所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再以城市的政治制度为例，每个城市在以建立城市自豪感为出发点，不但满足本城居民的需求，更讲求城市的吸引力和开放性。公益活动，公共空间，公共设施，都蕴藏着城市制度文化的独特信息，体现了城市的整体感和独特性。
在城市里，人们发现商业不仅可以创造出利润，而且它可以很含蓄的包含在文化里面。城市不仅追求高雅，也倡导世俗，即大众的文化消费，这已经作为一种产业引领着城市的财富创造。书报出版，影视娱乐，广告，网络，像工业农业一样可以批量的生产，它为消费需求所引导，恰恰体现了消费者的品味追求。像迪斯尼和好莱坞的庞大体系，已经不仅仅是城市中的某种产业、某个区域，而是整个城市的象征，甚至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空间变成了一个个的消费场所，空间内涵在变得丰富的同时，也正变得孤立而破碎。
充分介入城市生活的广告消费
城市的文化和空间形态的发展和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在其间不停的生产和消费着，城市发展的观念也在我们的思维中形成。不管从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各个方面来看，城市发展均有其普遍的持续性。人类出现几十万年了，而城市却仅仅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发展到今天迫使人们对它的充分依赖，可见进程相当迅猛。人类的思维就是这样，自然而然会在历史中寻找印证，寻找联系，在有意无意中延续了文化的内涵。而在城市的发展中，人们在遗产中发掘着文化的价值，那些历史的东西在如今破碎纷乱的新文化中愈加显得完整而魅力十足。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宝库，经验的资源，是我们在现实中可以随时引用的经典，在更高的层面上又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激励。前人在进行主动变革时依然要借用历史的遗产，搬出来的一大堆理论依据仍是历史的东西。孔夫子崇尚周制，王莽附会周礼纂汉，康有为抛出《孔子改制考》，这些改革家很明白，历史经验才是通俗易懂的，才能为民众所接受。
美国学者H.Lgarnbam认为构成城市可识别性的主要因素是：形体环境特征和面貌、可观察的活动和功能、含义和象征。在这里，历史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城市特色的内容，贯穿在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因素之中。《行走于欧洲历史》的作者踏遍了欧洲名城，在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与体验中赞颂了这种持续文化的平和厚重之美。造访柏林，他发现，这个曾被战争毁成废墟的城市，在重建后，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改朝换代的频繁程度并不亚于我们，但人家可以让精美的教堂、典雅的楼宇超越政局的更迭而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她的魅力在于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呈现给我们是一个“倔强的柏林”。对于城市，“那些来自遥远的叠加所产生的前身今世如此复杂的厚重掠过我的视界”。
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国会大厦改建工程
然而历史的连续不断的发展只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现实中，到处存在着文化的断裂。这其中有内部寻求突破的力量，也有外来强加的文化输入。特别在中国的古代，存在一种“不破不立”的思想，前朝旧代的东西，只能让它成为历史，同时要在历史烙上自己的姓名。所谓的新旧更替，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咸阳宫”改为“未央宫”，姓秦改为姓汉，但所带来的破坏力是无比巨大的。从“焚书坑儒”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思想的破坏是无比深重的，更加遗憾的是在这些运动之后没有及时地建立起行之有效能引导时代的文化体系，延长了社会自我调整，自我创造的周期。作为城市的设计者和构建者，他们不可能从狭窄的物质领域创造出能和时代精神相匹配的城市空间，而只能期待伟大的社会思想的重新建立。从开始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门户开放起，中国已运行千年的社会体系及其社会思想受到了挑战，一贯强大的同化力开始显得微弱缓慢。思想文化的发展在持续与割裂两股力量之间胶着凝滞。在这一百年里，启蒙运动一直没有停止，然而轻波微澜，亦步亦趋，这就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大环境。笔者认为这才是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缓慢的最根本原因，而不是通常所说的风格之争。
“全球化”如今是各国地共同课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大家都在从其它的国家和城市吸收新鲜的养分来补充自己的不足，在新一轮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为寻求城市新的活力而失去城市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归属感被削弱，“谁的城市”之类的疑问不断被提出。真正作为城市主人的居民们的意愿被忽视，连他们对自己的城市也感到陌生。人们在增强了对财富和思想的支配自由度后，人际的交往的频繁度在降低，内涵在淡化，在这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孤独感难免时不时地侵袭。
谁的城市？
城市的文化和空间，这个常被人们谈及的话题，俨然也成了城市中一種小小的文化，有人用来卖弄，有人用来牟利，也有人把它当作一种责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自认为是有责任的人，思考它们的未来和可行之道。我们正在走这样的路，依照讲求效益的社会原则，在提高效率和达到最大收益的思路中，让方法行之有效。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避免技术自信所带来的短视。在自然至上还是技术至上的讨论中放宽视野，保留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一片精神的家园，想象那未来的城市就如这家园般亲切。
主要参考文献：
1、《行走于欧洲历史》，何新年著；作家出版社，2005
2、《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陈立旭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3、《都市生活》，费菁、傅刚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聚集 城市文化 城市空间 断裂 叠加 持续
城市里，人们每天接触的建筑、道路、设施、住宅、商品、景观等等构成了物质文化的外壳。这些是城市最直观的特征，最为生动、形象，直接向人们传递城市的性格和内涵。对初次到访的游客，城市的各个元素争先恐后地表达着自己，展示各种特征来体现识别性。在游客眼中，新鲜的当地特征易于感觉到。城市的这些物质外壳最能保存整个城市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同城市文化的韵味。
城市中的建筑，不仅容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体现人们在技术和艺术上的追求与成就，同时更是这个城市居民文化追求的体现，是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情调的重要因素。江南的院落和闽南的大厝，同时是人们的居所，都具有着一定的技术成就和艺术追求，但同时他们所具有的内涵是有差异的。江南地区发达的传统经济和文化，曾经催生了一种“士大夫”崇拜，人们的骨子里透出一股讲究社会正统，追求家族荣耀的倾向。儒家所宣扬的社会等级秩序成为人们自觉遵奉的行动原则，体现在院落住宅上就形成了具有含蓄、自律特点的居所追求--外观上高墙窄道，颜色上粉墙黛瓦，进而形成了整饬有序的内敛型追求稳定的社会文化氛围。闽南地区毕竟是处在一个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海峡之滨，起主宰作用的是家族正统的风气。人们忙于生计，追求各自的家庭生活价值，在亚热带季风中养成了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体现了海洋的影响，流露出海洋的开阔、舒展气息。门前道路没有高墙的阴影，红砖红瓦更表达了闽南朴实开朗的社会风气。
江南院落
不仅建筑，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形象地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西方城市中广场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城市发展中不同阶段的精神特征。最早的广场周围布置的是商业与市政建筑，是属于市民进行贸易、社交、议政的场所，较早地体现城市民主的文化精神，空间是开敞自由的。随着封建权力更替集中，广场又变成彰显军事强权的纪念性场所，开始封闭，排斥市民的参与。随后，神权文化的强势，把宗教活动也放进了广场。最终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广场变成了融各种活动为一体，市民活动为中心的开放场所。中国传统的庙会场所的变迁也见证了城市文化历史的更替。最早的庙会是纯粹的宗教活动，而随着佛教和道教在古代中国的影响日渐巨大，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而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文化层次不甚高的广大民众，于是在他们固定的活动场所寺庙和道观的周围变得越来越开敞，以便吸引更多的人包括士人阶层的参与，活动的内容也逐渐的市民化起来，融入更多的商业活动，甚至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庙市”—这几乎是平民的集市广场了。
南京夫子庙的庙会
在城市文化中，人们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建立起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是需要某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来协调，这就诞生了城市的制度，并由于城市的特殊性而形成独特的城市制度文化。根据学者的研究，城市制度文化主要有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制度文化又必然对以城市形态为表象的物质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以家庭制度为例，中国的城市家庭结构由过去的金字塔形逐渐变成了倒金字塔，对住宅的模式，人们的消费模式都产生巨大的作用。以三人为单位的家庭，内部社会交往的贫乏促使人们需要定期的到外面世界寻找情绪的放松与信息的交流，住所之外休闲交往场所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再以城市的政治制度为例，每个城市在以建立城市自豪感为出发点，不但满足本城居民的需求，更讲求城市的吸引力和开放性。公益活动，公共空间，公共设施，都蕴藏着城市制度文化的独特信息，体现了城市的整体感和独特性。
在城市里，人们发现商业不仅可以创造出利润，而且它可以很含蓄的包含在文化里面。城市不仅追求高雅，也倡导世俗，即大众的文化消费，这已经作为一种产业引领着城市的财富创造。书报出版，影视娱乐，广告，网络，像工业农业一样可以批量的生产，它为消费需求所引导，恰恰体现了消费者的品味追求。像迪斯尼和好莱坞的庞大体系，已经不仅仅是城市中的某种产业、某个区域，而是整个城市的象征，甚至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空间变成了一个个的消费场所，空间内涵在变得丰富的同时，也正变得孤立而破碎。
充分介入城市生活的广告消费
城市的文化和空间形态的发展和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在其间不停的生产和消费着，城市发展的观念也在我们的思维中形成。不管从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各个方面来看，城市发展均有其普遍的持续性。人类出现几十万年了，而城市却仅仅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发展到今天迫使人们对它的充分依赖，可见进程相当迅猛。人类的思维就是这样，自然而然会在历史中寻找印证，寻找联系，在有意无意中延续了文化的内涵。而在城市的发展中，人们在遗产中发掘着文化的价值，那些历史的东西在如今破碎纷乱的新文化中愈加显得完整而魅力十足。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宝库，经验的资源，是我们在现实中可以随时引用的经典，在更高的层面上又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激励。前人在进行主动变革时依然要借用历史的遗产，搬出来的一大堆理论依据仍是历史的东西。孔夫子崇尚周制，王莽附会周礼纂汉，康有为抛出《孔子改制考》，这些改革家很明白，历史经验才是通俗易懂的，才能为民众所接受。
美国学者H.Lgarnbam认为构成城市可识别性的主要因素是：形体环境特征和面貌、可观察的活动和功能、含义和象征。在这里，历史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城市特色的内容，贯穿在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因素之中。《行走于欧洲历史》的作者踏遍了欧洲名城，在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与体验中赞颂了这种持续文化的平和厚重之美。造访柏林，他发现，这个曾被战争毁成废墟的城市，在重建后，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改朝换代的频繁程度并不亚于我们，但人家可以让精美的教堂、典雅的楼宇超越政局的更迭而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她的魅力在于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呈现给我们是一个“倔强的柏林”。对于城市，“那些来自遥远的叠加所产生的前身今世如此复杂的厚重掠过我的视界”。
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国会大厦改建工程
然而历史的连续不断的发展只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现实中，到处存在着文化的断裂。这其中有内部寻求突破的力量，也有外来强加的文化输入。特别在中国的古代，存在一种“不破不立”的思想，前朝旧代的东西，只能让它成为历史，同时要在历史烙上自己的姓名。所谓的新旧更替，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咸阳宫”改为“未央宫”，姓秦改为姓汉，但所带来的破坏力是无比巨大的。从“焚书坑儒”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思想的破坏是无比深重的，更加遗憾的是在这些运动之后没有及时地建立起行之有效能引导时代的文化体系，延长了社会自我调整，自我创造的周期。作为城市的设计者和构建者，他们不可能从狭窄的物质领域创造出能和时代精神相匹配的城市空间，而只能期待伟大的社会思想的重新建立。从开始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门户开放起，中国已运行千年的社会体系及其社会思想受到了挑战，一贯强大的同化力开始显得微弱缓慢。思想文化的发展在持续与割裂两股力量之间胶着凝滞。在这一百年里，启蒙运动一直没有停止，然而轻波微澜，亦步亦趋，这就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大环境。笔者认为这才是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缓慢的最根本原因，而不是通常所说的风格之争。
“全球化”如今是各国地共同课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大家都在从其它的国家和城市吸收新鲜的养分来补充自己的不足，在新一轮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为寻求城市新的活力而失去城市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归属感被削弱，“谁的城市”之类的疑问不断被提出。真正作为城市主人的居民们的意愿被忽视，连他们对自己的城市也感到陌生。人们在增强了对财富和思想的支配自由度后，人际的交往的频繁度在降低，内涵在淡化，在这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孤独感难免时不时地侵袭。
谁的城市？
城市的文化和空间，这个常被人们谈及的话题，俨然也成了城市中一種小小的文化，有人用来卖弄，有人用来牟利，也有人把它当作一种责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自认为是有责任的人，思考它们的未来和可行之道。我们正在走这样的路，依照讲求效益的社会原则，在提高效率和达到最大收益的思路中，让方法行之有效。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避免技术自信所带来的短视。在自然至上还是技术至上的讨论中放宽视野，保留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一片精神的家园，想象那未来的城市就如这家园般亲切。
主要参考文献：
1、《行走于欧洲历史》，何新年著；作家出版社，2005
2、《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陈立旭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3、《都市生活》，费菁、傅刚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