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竞争性普选的缺失使得代议式的间接参与面临困境,催生出民众更强的直接参与动力。我国公民在参与地方选举之外,有接触、沟通与抗争等行为选择,不同的参与类型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特点,即:在投票与选举之外,接触型行为水平较高,但沟通型和抗争型行为水平仍较低;不过,在近十年间,除沟通型参与大体保持稳定外,其他类型参与行为却有明显的变化,接触型和抗争型行为的参与者比例增长了一成以上。相对于其他国家与地区,当下我国大陆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结构更为复杂,尽管也存在明显的累积性结构,但在抗争活动与沟通活动之间却是一种平行式关系。人们更习惯于直接或间接地"找领导",而疏于"找人大代表",其参与行为具有依附主义的特点,乃是"以权力为中心"而非基于公民权利的参与,这显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格化特征。抗争型参与的显著上升,也反映了现行参与体制和机制存在缺失。对我国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这无疑是重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