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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2年北大创立的哲学门算起，北大哲学系迄今已满一百周岁了。北大哲学系是中国大学第一个哲学系，迄今已有近万名毕业生，培养出了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堪称中国“思想家的摇篮”。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大哲学系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哲学科系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原来的“京师大学堂”被更名为“北京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开设了哲学门，哲学门原本要再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个专业，但由于当时找不到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故只能开“中国哲学”专业，是以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
此前，哲学是一直被排除在清末学堂章程和大学学科之外的，因为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并无这一概念，更无此学科。黄遵宪于1887年从日本首先引进了这一概念，此后“哲学”一词才逐渐为学人所引用。
在1912至1913年间，北大曾四易校长，并两次遭遇停办裁并之危，直到1914年胡仁源接任校长后，才恢复了常态。哲学门也因此而沉寂了两年。哲学门是从1914年开始正式招生的，首届学生毕业于1917年6月。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的“兼容并包”给北大带来了新的气象，也直接开启了哲学门的兴盛。
蔡元培爱好佛学与哲学，他本身也是学哲学和伦理学的，他不仅为北大延揽了一批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的风云学者，还不拘一格地聘用了只有初中学历的梁漱溟。
1917年，时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当记者的梁漱溟，持其所写的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向蔡元培请教。没想到蔡元培说自己早已在杂志上读过他的这篇文章了，并称赞他写得“很好”，更当场请他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多年以后，梁漱溟仍记得他当时内心中的惶恐，他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我只不过是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一些狐疑，而钻研了一些佛典。”蔡元培就宽慰他道：“你不要当自己是来做老师教人，只当是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的就好了。”就这样，年仅24岁的梁漱溟，成为了北大哲学系的讲师。
哲人各领风骚。开风气之先
1919年，北大哲学门更名为哲学系，并已发展为当时北大最重要的一个学系。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成为了中国社会新思想的策源地。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后来是这样形容当时的北大的：“背后拖着长辫子、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哲学系的先生们更是各具风采，奇人妙语，不仅引来许多人旁听，也往往引领风气之先。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曾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后来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大二的学生，一时颇难接受：“他（胡适）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于是顾颉刚便拉着在读文学系的大二学生傅斯年，想要“扳倒”胡适。当时，胡适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比他们也不过只大五六岁。而傅斯年在北大已是赫赫有名，此前他就已成功地将讲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朱蓬仙逐出了校门。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在“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却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后来更虔诚地投在胡适麾下，不时造访请益。
1922年，熊十力被蔡元培请来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他一到北大，即打破了“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方式，而效仿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教学方式。熊十力为人狂放不羁，一派魏晋风度。他在北大讲课时，兴致之处往往情不自禁，随手便在听讲者头上或肩上猛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因此学生们都不敢坐在第一排，怕挨“熊掌”。哲学家牟宗三，192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他曾回忆与熊十力老师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他“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正讲着课，老先生突然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牟宗三耳目一振，看着老师把眼睛瞪起来，“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他感叹：“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牟宗三追随熊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哲学家冯友兰是1915年考入北大的，他是北大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他曾在《北大忆旧记》中温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的求学时光。当时的功课以中国哲学为主，课程有经学、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与宋学。陈黻宸给他们上诸子哲学，陈一口温州土话，非常难懂。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一次，有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老师坦然答之：“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也讲不完。”毕业时，全体师生照相留念。他写道：陈独秀与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态度恭谨，陈则很豪放，他的一双脚，直横伸到梁漱溟面前。相片洗出后，陈独秀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了一点。”班长孙时哲回说：“这是先生的脚。”陈独秀大笑不已。
哲学系几位名教授间还有“打对台”的传统。比如胡适和梁漱溟就打过“擂台”，二人同时在北大红楼开课，西装革履的胡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的梁漱溟则在三楼开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适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梁漱溟则针锋相对：“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两人的课都很叫座，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 宽松而自由的氛围，自然催生了学术硕果。胡适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影响极大，不到两个月就印行两次，两年内共印行了七次。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成立的标志，胡适本人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不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却是到死也没著完，为此他还得了一个“上卷先生”的别名。梁漱溟则在1921年写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北大哲学系还是当时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中心。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都曾来北大讲学。1924年，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颐学成归国。他在北大开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等课程，西方古典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中国近代大学的哲学系。
西南联大，交融共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高校纷纷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危难之际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哲学系合并，改为“哲学心理系”，由汤用彤任系主任。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等，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郑昕和南开的冯文潜等，皆一时之人杰。
金岳霖当时已以《逻辑》一书闻名，雅号“金逻辑”。他于1926年回母校清华任教，并一手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初创维艰，当时清华哲学系只有一个教师，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冯友兰后与他一同发展壮大了清华哲学系。北大哲学系重考据，看重中外哲学史的研究，清华哲学系则赞赏英国的穆尔和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金岳霖对此戏言道，北大哲学系是“学而不思”，清华哲学系是“思而不学”。三校在学术上各有千秋，合并后交融互补，相得益彰。
虽身处战时炮火的动荡中，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仍闹中取静，保持着求知的热情和独立的品格。任继愈当时就读于联大的哲学心理学系。他回忆，那时全国高校都要上“党义”课，教者照本宣科，学生勉强应付。只有西南联大不设“党义”课，而以伦理学取而代之，全国院校只此一家。
当时，哲学系的教授们按照现成的教科书讲课，会被认为不光彩，是以都讲自己编写的教材。教授之间也互相听课，切磋取经。沈有鼎讲《周易》，这部书太难懂，听者寥寥，但其中便有闻一多。郑听讲康德哲学，数学教授程毓淮也来旁听。
艰难的条件下，教授们也不忘苦中求乐。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到昆明，冯友兰途经镇南关过城门时，手臂意外骨折。金岳霖后来对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说起此事，幽默地演绎了一番：“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就已经骨折了。”
西南联大的八年中，汤用彤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金岳霖写就了堪与《逻辑》媲美的《论道》，冯友兰则以《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创制了“新理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前述经典与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陈康的《（巴曼尼德斯篇）译注》等，都是可以彪炳史册的著述。
群星璀璨与星光黯淡
1946年秋，北大复校。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幸得胡适据理力争，才使北大留在了北平。然而时任校长的胡适，却坐上了赴台的飞机。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保留了哲学系的高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清华、燕大、辅仁、南大、武大的哲学系骨干教师，也都一纸调令齐聚燕园。从现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格局来看，这次大调整无疑是伤筋动骨了。但北大哲学系一时群贤毕至，灿若星河，“这一人才济济的盛况，迄今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但伴随院系调整而来的，却是思想改造运动。会聚到北大的众多“旧教授”，并不能继续传道授业，更遑论著书立说了。美学家刘刚纪在1952年考上北大哲学系，他说当时就是想学自己很感兴趣的美学。但直到他毕业，北大哲学系始终没有开过美学课，连讲座也没有，虽然当时美学界的权威宗白华、邓以蜇就在哲学系，朱光潜在西语系，求知若渴的他也只有在私底下频频“打扰”这些老师了……
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汤用彤，在院系调整后，就不让他再管教学了，而成了分管“基建”的副校长。当时北大校园中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汤用彤一贯谦和温雅，还说这没有什么不好，事情总需要有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1954年，《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领导要汤用彤发言。汤用彤心理压力很大，当年他去北大教书就是胡适推荐的。胡适飞台湾前，还把北大的事务委托给了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他回到家的第二天便出现了大面积的脑溢血，自此手腿不能再用，只能坐在轮椅上。
一些教授则走上了另一条路。金岳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转变，也让许多老朋友都看不懂了。他开始热衷于讨论和批判，全面否定自己，认真地参加批判胡适、梁漱溟、章伯钧的各种活动，并批判起自己毕生尊敬的罗素，甚至还在《逻辑论》中说“逻辑是有阶级性的”。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
另一位哲学大家张岱年也在晚年感叹：“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经过五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1979年才改正……可惜从五十岁到七十岁什么工作也不许做，二十年里光阴虚度。”
直到拨乱反正后，北大哲学系才重新焕发了青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冯友兰在他临终前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页上，抄录的宋人张载的几句话，无疑将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张宁据《文史参考》黄薇/文 整理
中国最早的哲学科系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原来的“京师大学堂”被更名为“北京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开设了哲学门，哲学门原本要再分为“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个专业，但由于当时找不到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故只能开“中国哲学”专业，是以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
此前，哲学是一直被排除在清末学堂章程和大学学科之外的，因为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并无这一概念，更无此学科。黄遵宪于1887年从日本首先引进了这一概念，此后“哲学”一词才逐渐为学人所引用。
在1912至1913年间，北大曾四易校长，并两次遭遇停办裁并之危，直到1914年胡仁源接任校长后，才恢复了常态。哲学门也因此而沉寂了两年。哲学门是从1914年开始正式招生的，首届学生毕业于1917年6月。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的“兼容并包”给北大带来了新的气象，也直接开启了哲学门的兴盛。
蔡元培爱好佛学与哲学，他本身也是学哲学和伦理学的，他不仅为北大延揽了一批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的风云学者，还不拘一格地聘用了只有初中学历的梁漱溟。
1917年，时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当记者的梁漱溟，持其所写的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向蔡元培请教。没想到蔡元培说自己早已在杂志上读过他的这篇文章了，并称赞他写得“很好”，更当场请他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多年以后，梁漱溟仍记得他当时内心中的惶恐，他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我只不过是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一些狐疑，而钻研了一些佛典。”蔡元培就宽慰他道：“你不要当自己是来做老师教人，只当是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的就好了。”就这样，年仅24岁的梁漱溟，成为了北大哲学系的讲师。
哲人各领风骚。开风气之先
1919年，北大哲学门更名为哲学系，并已发展为当时北大最重要的一个学系。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成为了中国社会新思想的策源地。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后来是这样形容当时的北大的：“背后拖着长辫子、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哲学系的先生们更是各具风采，奇人妙语，不仅引来许多人旁听，也往往引领风气之先。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曾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后来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大二的学生，一时颇难接受：“他（胡适）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于是顾颉刚便拉着在读文学系的大二学生傅斯年，想要“扳倒”胡适。当时，胡适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比他们也不过只大五六岁。而傅斯年在北大已是赫赫有名，此前他就已成功地将讲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朱蓬仙逐出了校门。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在“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却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后来更虔诚地投在胡适麾下，不时造访请益。
1922年，熊十力被蔡元培请来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他一到北大，即打破了“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方式，而效仿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教学方式。熊十力为人狂放不羁，一派魏晋风度。他在北大讲课时，兴致之处往往情不自禁，随手便在听讲者头上或肩上猛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因此学生们都不敢坐在第一排，怕挨“熊掌”。哲学家牟宗三，192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他曾回忆与熊十力老师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他“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正讲着课，老先生突然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牟宗三耳目一振，看着老师把眼睛瞪起来，“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他感叹：“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牟宗三追随熊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哲学家冯友兰是1915年考入北大的，他是北大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他曾在《北大忆旧记》中温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的求学时光。当时的功课以中国哲学为主，课程有经学、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与宋学。陈黻宸给他们上诸子哲学，陈一口温州土话，非常难懂。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一次，有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老师坦然答之：“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也讲不完。”毕业时，全体师生照相留念。他写道：陈独秀与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态度恭谨，陈则很豪放，他的一双脚，直横伸到梁漱溟面前。相片洗出后，陈独秀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了一点。”班长孙时哲回说：“这是先生的脚。”陈独秀大笑不已。
哲学系几位名教授间还有“打对台”的传统。比如胡适和梁漱溟就打过“擂台”，二人同时在北大红楼开课，西装革履的胡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的梁漱溟则在三楼开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适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梁漱溟则针锋相对：“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两人的课都很叫座，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 宽松而自由的氛围，自然催生了学术硕果。胡适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影响极大，不到两个月就印行两次，两年内共印行了七次。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成立的标志，胡适本人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不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却是到死也没著完，为此他还得了一个“上卷先生”的别名。梁漱溟则在1921年写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北大哲学系还是当时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中心。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都曾来北大讲学。1924年，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颐学成归国。他在北大开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等课程，西方古典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中国近代大学的哲学系。
西南联大，交融共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高校纷纷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危难之际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哲学系合并，改为“哲学心理系”，由汤用彤任系主任。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等，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郑昕和南开的冯文潜等，皆一时之人杰。
金岳霖当时已以《逻辑》一书闻名，雅号“金逻辑”。他于1926年回母校清华任教，并一手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初创维艰，当时清华哲学系只有一个教师，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冯友兰后与他一同发展壮大了清华哲学系。北大哲学系重考据，看重中外哲学史的研究，清华哲学系则赞赏英国的穆尔和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金岳霖对此戏言道，北大哲学系是“学而不思”，清华哲学系是“思而不学”。三校在学术上各有千秋，合并后交融互补，相得益彰。
虽身处战时炮火的动荡中，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仍闹中取静，保持着求知的热情和独立的品格。任继愈当时就读于联大的哲学心理学系。他回忆，那时全国高校都要上“党义”课，教者照本宣科，学生勉强应付。只有西南联大不设“党义”课，而以伦理学取而代之，全国院校只此一家。
当时，哲学系的教授们按照现成的教科书讲课，会被认为不光彩，是以都讲自己编写的教材。教授之间也互相听课，切磋取经。沈有鼎讲《周易》，这部书太难懂，听者寥寥，但其中便有闻一多。郑听讲康德哲学，数学教授程毓淮也来旁听。
艰难的条件下，教授们也不忘苦中求乐。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到昆明，冯友兰途经镇南关过城门时，手臂意外骨折。金岳霖后来对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说起此事，幽默地演绎了一番：“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就已经骨折了。”
西南联大的八年中，汤用彤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金岳霖写就了堪与《逻辑》媲美的《论道》，冯友兰则以《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创制了“新理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前述经典与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陈康的《（巴曼尼德斯篇）译注》等，都是可以彪炳史册的著述。
群星璀璨与星光黯淡
1946年秋，北大复校。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幸得胡适据理力争，才使北大留在了北平。然而时任校长的胡适，却坐上了赴台的飞机。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保留了哲学系的高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清华、燕大、辅仁、南大、武大的哲学系骨干教师，也都一纸调令齐聚燕园。从现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格局来看，这次大调整无疑是伤筋动骨了。但北大哲学系一时群贤毕至，灿若星河，“这一人才济济的盛况，迄今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但伴随院系调整而来的，却是思想改造运动。会聚到北大的众多“旧教授”，并不能继续传道授业，更遑论著书立说了。美学家刘刚纪在1952年考上北大哲学系，他说当时就是想学自己很感兴趣的美学。但直到他毕业，北大哲学系始终没有开过美学课，连讲座也没有，虽然当时美学界的权威宗白华、邓以蜇就在哲学系，朱光潜在西语系，求知若渴的他也只有在私底下频频“打扰”这些老师了……
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汤用彤，在院系调整后，就不让他再管教学了，而成了分管“基建”的副校长。当时北大校园中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汤用彤一贯谦和温雅，还说这没有什么不好，事情总需要有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1954年，《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领导要汤用彤发言。汤用彤心理压力很大，当年他去北大教书就是胡适推荐的。胡适飞台湾前，还把北大的事务委托给了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他回到家的第二天便出现了大面积的脑溢血，自此手腿不能再用，只能坐在轮椅上。
一些教授则走上了另一条路。金岳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转变，也让许多老朋友都看不懂了。他开始热衷于讨论和批判，全面否定自己，认真地参加批判胡适、梁漱溟、章伯钧的各种活动，并批判起自己毕生尊敬的罗素，甚至还在《逻辑论》中说“逻辑是有阶级性的”。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
另一位哲学大家张岱年也在晚年感叹：“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经过五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1979年才改正……可惜从五十岁到七十岁什么工作也不许做，二十年里光阴虚度。”
直到拨乱反正后，北大哲学系才重新焕发了青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冯友兰在他临终前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页上，抄录的宋人张载的几句话，无疑将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张宁据《文史参考》黄薇/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