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它与过去所强调的吏治问题，构成了中国政治精英血液持续更新的重要使命。它同时也蕴含了一个更为重大的政治议题，即如何寻找中国未来的新型官僚精英。其重要性与紧迫性，堪比华盛顿一代之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之于日本、朴正熙一代之于韩国、蒋经国一代之于台湾地区、李光耀一代之于新加坡的意义。在中国走到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之际，必须看到，吏治问题，已不再只是简单的反腐，而是更为核心的全局性政治问题。
　　在毛泽东时期，各级官僚精英多出身于革命年代，尽管强调“又红又专”，但实际上主要强调“红”，以“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而在进入邓小平时代之后，首要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强调“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由此完成了中国政治体系新老干部的更替，其主要诉求也指向了地方干部发展经济的能力，由此也决定了此后的官员选拔主要考察各级干部进行经济开发的能力，干部遴选、录用和管理制度的改革都围绕于这一目标进行。学界恰当地把邓小平时代以降的这一发展趋势概况为“技术官僚治国”时代。从1980年代开始，每一波行政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吏治改革，主要都只是围绕这一目标框架进行相应的技术性调整。
　　可以看到，从毛泽东时代的“又红又专”到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技术官僚”，都呼应于当时中国社会相对静态与稳定的内外环境，适应于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外部地缘环境。由于执政目标相对明确和清晰，因此只要选拔出一批有能力、有野心、有抱负的能臣干吏，就可以确保执政目标的实现。但是，自新世纪以来，吏治问题不断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传统的政绩体制弊端还未解决，新的治理挑战又已经大量出现。最大的变化因素，在于中国社会急剧而深刻的演变，这对各级官员提出了各类新型的治理挑战：它包括公共政策的分析疏导能力与利益时代的政治调和技巧;包括价值与社会多元化时代，如何容纳与磨合各种歧义观念的内在冲突;包括如何处理风险时代的各类突发性危机事件，提供社会团结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社会控制与经济发展，而是过去治理经验中尚未应付过的大量复杂问题。中国一方面已深度卷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内部也在经历深刻历史变迁。传统时代的能臣干吏已无法有效应对，新时代呼唤一个新的官僚精英群体。
　　在中国既有的政体结构之内，如何持续遴选具有政治担当、政治伦理与治理才干的能人精英，不断对抗官僚体系内在的保守化、利益化与庸常化倾向，要比其他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大。这也正是官方表述中一再强调的如何保持先进性问题。简单舶来的选举技术、传统社会的士人政治、晚清民国的草莽混战、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运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实干，都难以直接用来“召唤”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官僚精英。中国吏治今天所面临的棘手挑战，正是如何基于一个愈趋于日常化、琐碎化和利益化的官僚体系，应对一系列愈趋于复杂化、系统化和全球化的治理挑战。寻找一个新的官僚精英群体，需要召唤一个清晰明朗的政治理想，为民族和国家提供未来的政治行动方案。这个新型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气质，也将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气象。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