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浮士德》中的主人公——浮士德和靡菲斯陀进行了简略的人物分析。书中的这两大人物，都体现了一种悲剧意义。首先从浮士德精神这一文化符号入手，既肯定了历来这些被称赞的进取、自强不息、自我肯定等精神象征，又否定了过于激越奋进的精神会把理性的精神象征扭曲成非理性的病态，这便是历来一直被广泛讨论的“浮士德难题”。虽然矛盾重重，笔者也认为《浮士德》有光明的尾巴——牧歌情调。这是一种终极的人道主义，它或多或少缓解着这种矛盾。其次，靡菲斯陀具有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是以恶对恶的一种绝望的迷失，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恶”是戏剧性的极端，正是它促成了浮士德成长。
　　【关键词】：浮士德难题；牧歌情调；人文主义；善与恶；矛盾
　　弗朗茨·梅林认为：“在德国文化领域中没有比歌德更真实、更伟大、更不朽的人了。别的民族和时代可能有过或更将有更伟大的诗人，但歌德对于德国文化，好比太阳对于大地，尽管天狼星具有比太阳更多的光和热，然而照熟大地上葡萄的是太阳，而不是天狼星。”而对于德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歌德最伟大的作品莫过于《浮士德》。
　　（一）上穷碧落下黄泉，迷途知返灵升华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大概是读者对《浮士德》最初一致性的直观感受。庄子言，“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不是凌驾于空、冷眼观世的孤高遁士，也不是“立德、立功、立言”式的传统克己自好的亮节名士，而是人性化的至人、可爱的至人。另外一名主人公靡菲斯陀这样评价他：“他野心勃勃，老是驰骛远方，也一半明白到自己的狂妄，他要索取天上最美的星辰，又要求地上极端的放浪，不管是在人间或天上，总不能满足他深深激动的心胸”。“吾将上下而求索”式的浮士德从未凝滞于物，他所展现的是由内而爆发的不息和创造，浮士德具有外向的进取性，是对神秘人生无竭的追求。追求人生，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冲动和动力，这种动力，不可能是由于“感于物而动”、由于受到外部触动而做出的被动反应（如辩诬），而是本源的，从人的原始生命力中爆发出来的。它来自于人的“原欲”，是不可规范、不可平息，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正因为如此，“浮士德精神”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代名词，它在西方人眼中是入世的、狂放的，源于极大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它有囊括宇宙能量的无限力量，就像郭沫若先生在《天狗》中写道“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能量）的总量……我的我要爆了”。而浮士德对自由的向往、个性的追求是有狂飙突进的狂暴、紧张的味道的，激越奋进是鼓舞一代又一代人冲锋陷阵的。
　　在浮士德身上我看到了人对自身的肯定，他的价值观是明确的。浮士德无疑是行动的巨人，就像他虽饱含学养、渊博广识却依然厌倦苦恼，他在书斋中郁郁不乐，他觉得他的学识像是镜中花水中月飘渺无定，是掉书袋是空壳子，也没有给他带来他渴求的名誉地位财富。他虽年逾半百，却依然思考着人生的意义。然而他极为不满足，所以浮士德曾经绝望、企图自杀。这并不是所谓的消极待世，也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关于生的沉思。不像碌碌无为的虫豸、也不像苟延残喘的怯弱者，浮士德如阿特拉斯般有浑厚的肩膀能顶立于天地，藐视沧海。这不就是哈姆雷特的经典名言的实践和演绎吗？“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
　　浮士德极具人文主义精神，他的永不停歇便是对人文精神的实现和延伸。他不是教皇专制下那些深受束缚和捆绑的人，也不是洞穴比喻中囿于洞穴的无知的人——他是走向太阳，渴望实现人生的宽度和广度的真正的人。“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浮士德将其奉为圭臬，没有一刻在床榻逍遥偷安：浮士德如此强烈的追求信仰让他有足够的信心和信念与魔鬼靡菲斯陀打赌，说他假如他对某一瞬间说“请停留一下，你真美啊”，他的丧钟便敲响，他便把灵魂交予靡菲斯陀。努力进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或许这是《浮士德》带给却步者某种程度上的宽慰。
　　的确，浮士德身上所再现的人性解放和向上精神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浮士德激越的奋进精神真如山洪暴发般，有着无限的张力。但仔细想来，浮士德的情感却又过于奔腾而毫无节制，压抑于心中的本能欲望充溢于社会每个角落——人的善与恶、美与丑也一样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带来了不光是自由解放的兴奋，同时也带来了毫无束缚的极端化现象。这异化的思想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自我膨胀、自私自利，由进取蜕变为野心勃勃、欲壑难填，最终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直到走向了撒旦的怀抱，酿成的悲剧与惨象也是无法挽回的。
　　追求葛丽卿时，浮士德将葛丽卿的哥哥瓦伦亭杀死。无独有偶，浮士德和海伦的孩子欧福良说：“现在让我跳动，现在让我飞跃！排空驭气直上就冲霄，我不能抑制激荡的心潮。”欧福良这般鲁莽和冲动使他最终纵身于空中，最后坠落在父母的脚边，惨痛的景象正如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不听从劝告，用蜡缝合的翅膀在空中飞舞，最终翅膀在太阳的灼热中消融，生命也在过于激进中走向衰亡。无节制地朝太阳出发，无理性地横冲直撞，势必酿成暴饮冯河的悲剧。毫无疑问，勇于追求值得赞扬，可一旦过分便会适得其反，正如老子所言的“有无相生”，正如文艺复兴末期因人文主义的过分宣扬引发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危机，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追求经济发展将河流都染成了彩色：辩证两面的转化正如两股争锋相对的力量，平衡历来是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值得反省和追问的逻辑命题。施泰格尔否认浮士德的发展，他说：“浮士德表现为壮年和青年，表现为恋人和学者；根本上他是个永不满足的人。”雷克瓦特也认为把浮士德理想化为不断发展是错误的：“这种发展中不断出现彻底性的变化，最多只能断言，他在生活历程中，错误不断增加。”
　　的确，浮士德充满浮躁和狂放，浮士德精神在某些角度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在现今这个充斥着“非理性”的时代，把浮士德精神当作不择手段的借口不仅是对精神本身的亵渎，更是一种赤裸裸的野蛮。于是西方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有名的“浮士德难题”：怎样使个人欲望的自由发展同社会和个人道德所必需的控制和约束协调一致起来——怎样谋取个人幸福而不出卖个人灵魂。从哲学上讲，就是康德所探讨的自然欲求与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人性是亘古不变的，古今中外的人始终在这个怪圈中循环——金钱、荣誉、地位和精神、道德、人格之间如何兼而有之，如何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式。拉斯蒂涅、包法利夫人、伊阿古選择了前者，庄子、屈原、巢由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