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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最早关于夏天的记忆似乎是我四五岁时幼儿园举办的一次庆祝“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汇演在上午举行，地点在幼儿园空场语录牌下临时搭的舞台上，那应该是1971年左右。那次汇演似乎很隆重，老师们都很紧张，似乎是有什么领导来观看。对了，我上的那个幼儿园就叫六一幼儿园，前身是延安保育院，我记得我们的园长，一个老太太，就是延安时期过来的。那么，那次汇演之所以隆重，可能也是庆祝建院多少周年？
撇清一下，我之所以能上六一幼儿园，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红色背景，只是因为我妈大学学的是幼教，毕业后被分到了这里。
那天暴晒，巨热。我记得我们一帮小孩穿着花里胡哨的演出服在烈日炎炎的台侧候场，我还记得一个女老师为我抹红脸蛋，她先用手指蘸了点红颜料抹我脸上，然后在手心里啐口唾沫也抹我脸上了，我现在似乎还能闻见那唾沫的腥味，当时我可能想到的是男孩抹红脸蛋很难看，再有就是明白了他人的唾沫是这么难闻啊。
然后的感觉就是巨热巨闷，候场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就在这时，一阵凉风袭来，我跟所有小朋友都深深吸了一口，这口气终于算透上来了，这时一个平时爱卖弄的男孩说了一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话，他说：你们知道吗，这阵风是从东北吹来的，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凉风……我现在想，如此愚蠢的一句话却让我记了一辈子，很可能就是那天被热坏了，如果没有这阵凉风，搞不好我会热昏过去，我小时候心脏不好，平时就有喘不上气的毛病，为此，我妈还带我去阜外医院检查过，好像是先天性心脏有什么缺陷，没得治，等长全乎了就好了，此话不虚。
人在绝境下一丁点的纾解都会让你感恩戴德同时刻骨铭心地难忘。这就是我对夏天的第一个记忆，或许这多少也造成了我日后对集体活动的反感继而对集体的反叛？
我现在也有了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类似什么文艺演出一类的集体活动我一概鼓动他别掺和，能拆台就拆台，甚至不惜多次对他说傻逼才上台表演呢，但丫却似乎对这类活动挺上心，也好，不像我多好啊，起码省心。
再后来对夏天的记忆就是声音，每到夏天，除了大自然里知了的聒噪，就是来自家家户户的各种声音。我住三里河一区国家计委宿舍，那是一片灰砖宿舍楼，那时没有空调，每到夏天，家家门户大开，各种声音从各家飞出，汇聚在这片小区上空，有锅碗瓢盆炒菜声，夫妻吵架孩子哭闹声，各种乐器声（那年头正规教育瘫痪几乎每家孩子都被逼迫学一门乐器），最常见的是手风琴、笛子、琵琶、小提琴、黑管、小号、扬琴、快板……也有姑娘小伙练美声的，在我听来，所有这些都不好听，但也谈不上多难听。很少有钢琴，那时钢琴太贵，一般人家买不起。也沒有吉他，是因为吉他当时被归入资产阶级专有的乐器吗？为什么单单是吉他而不是手风琴或小提琴？这个令人费解。然后等到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所有以上那些乐器都被束之高阁，吉他开始大行于世，我记得80年代初玉渊潭公园晚上茬琴的已经很疯狂（他们茬的琴可不是什么手风琴小提琴，就是吉他），我去过好几次，俩哥们你来我往，一人一首，多是刘文正、张帝，偶尔有无名氏或者就是作者自己的创作，也有调侃革命歌曲的，我记得一哥们光着膀子原地打转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唱得荒腔走板又铿锵有力，然后周围一片掌声口哨声叫好声。可见在那个禁锢年代，吉他一直在“地下”流行不绝……
也许是那时我还小睡觉早，但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道德禁锢，我没听到过叫床声（如今即便是开着空调门窗紧闭我偶尔还能听到），不知那个年代有叫床习惯的夫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无论怎么解决，那会让他们更压抑还是更来劲呢？
那个年代，作风不好（男女关系上有问题）大概是仅次于政治有问题的第二宗罪，甚或在民间就是第一宗罪，因为在很多老百姓眼里，政治问题与己无关，而在“有识之士”眼里，对有政治问题的人要么为其惋惜要么干脆就视其为英雄好汉，但，一个人若有作风问题，甭管老百姓还是“有识之士”，他/她就永远都别想抬头。我记得我家对面那个楼就有那么一位“作风不好”的叔叔，这哥们身材魁梧（就是有点胖），浓眉大眼（就是皮肤有点黑两个脸蛋一边一块疙瘩肉，抑或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审美？），背头梳得一丝不苟，锃亮（那年头有发胶吗？抑或发蜡？），他每天上下班都骑一辆打理得崭新的二八锰钢飞鸽（这是那时最好的男款自行车，我觉得他应该骑的就是这个，最好的女款似乎是二六凤凰），干净挺括的白衬衫扎在带裤线的深色西裤里，足蹬一双带网眼的皮凉鞋，脚上是那年头特有的尼龙丝袜。见到过他在楼门口抽烟，那时的香烟很少带过滤嘴，他是把烟卷插在三寸长的烟嘴里，一只手横托着那么抽。没见过他老婆。大人们说他作风不好，我们小孩懵懵懂懂，就觉得他挺臭美的，街坊邻居好像没人理他，但似乎他自我感觉不错，精神头十足。现在想，是这帮大人嫉妒人家吧？愿他一生平安！
那时没有电视，一年到头人们的夜晚（至少我家的夜晚）就是在家里听广播，大人们会看报纸，我家还打过扑克，我、我姐、我爸我妈我姥姥，五个人围坐在床上床沿，床上垫着报纸，我还小刚识字，我姥姥干脆不识字，好在我俩都认识牌，应该是打争上游，五个人加上我和我姥姥这俩“弱智”，不玩这个玩什么呢？对了，玩过“拉大车”，类似接龙，那是比争上游更弱智的一种牌戏（我估计训练一下黑猩猩也会），印象中也挺其乐融融的，可见人总有办法打发无聊时光，也可见如今眼花缭乱的各种娱乐某种意义上纯属多余甚至越眼花缭乱反而越无聊了……在夜晚，我和我姐都被逼着练过大字，我姐练隶书，我练柳公权颜真卿，我姐练得比我好，她写的隶书条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被我爸装裱在玻璃框里在墙上挂了多年，我则在这方面一点没长进，除了对传统文化更加地心生厌恶，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还有就是每天临睡前大家都泡脚，早早儿就洗洗睡了，那时的生活方式多健康啊。
夏天的夜晚要丰富多彩很多，我们小孩可以在楼下玩，好像玩得最多的是“电报”，一种躲猫猫游戏，玩得每个孩子浑身大汗满身是泥，还有时我们一帮小孩会围在某个大孩子身边听故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一双绣花鞋》等等，印象深的是还有一些不知怎么流传过来的日本侦探兼色情故事，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说一男的如何杀了99个女人每杀一个保存一根阴毛……这些故事显然比课本里包括课外书都有趣，但我觉得它们对我日后的写作以及人生趣向都影响不大，八成是这些故事本身就粗糙加之当年给我们讲故事的大孩子水平有限吧。幸亏那时我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和这类非正规教育都非常low，让我们日后既没变成白痴也没变态。 夏天的夜晚，我们小孩在追跑打闹，不远的楼门口就坐着一堆挥舞着蒲扇的老太太，我姥姥是其中之一，那时很多老太太还是小脚。（待我们稍长，她们中那些身体健朗的还兼职干起了威震四方的侦缉队。）印象中怎么没有老头呢？我爸我妈这样的中年人也不多见，那时不仅没空调，连电扇也没有，在北京夏日的酷暑时节，这帮老头和成年人难道就那么汗流浃背憋家里？莫非成年人尤其男人该着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吗？细想，显然不是。
先说为什么我印象中院子里乘凉的没有老头，因为，我爸我妈他们那一代共产党干部，他们的爸爸，也就是我们的爷爷姥爷，一般都在老家务农或者已然过世，城市里不需要他们估计他们也不爱来，他们对于远在北京的儿女的想象应该跟古人对家族里出了个做官的想象差不多吧，你做你的官，我过我的日子。当然，跟古代不同的是，那些年我们的爷爷姥爷在乡下的日子可不那么好过（就是饥饿！），那时严苛的户籍制度断了他们进城投奔子女的念头，尤其是乡下还有别的子女一大家子，要进城也轮不到老人吧。我爸的弟弟我的叔叔在我出生（1966年）前几年在老家因为吃不饱死掉了，我爷爷据说来北京看了一眼襁褓中的我，回老家没多久也去世了。
但我爸妈他们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奶奶姥姥，她们能来北京以至于在北京留下来最终死在这里，原因就是她们是来给子女带孩子的，政府虽然最大限度地分担干部们的育儿重担（那时我们上幼儿园都是全托，日托的孩子被瞧不起），但孩子刚出生总得有人带吧，像我爸妈他们这种普通干部，不可能雇得起保姆，孩子大点上小学家里有个老人照料总好些吧（虽說那时不用接送），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都是奶奶姥姥一手带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大院里乘凉的只有老太太没有老头的主要原因吧。
至于说我爸妈他们在夏日的夜晚是如何避暑的，我想就是串门。妇女们串门大概就是聊天，男人们或许花样多点，比如他们可能会聚在某人家交流小道消息、议论政治局人员变动、分析政治走势（世易时移，但中国男人们的这个爱好至今没变）；或者会凑四个人打升级（终于带点智力成色了），我爸他们那哥几个估计都是农民进城，血统的局限让他们还“飞跃”不到打桥牌的境界。我小时候多次看着我爸和另外三个叔叔在我家打升级，其中一个叔叔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个叔叔不停地打榧子逗我玩。某次，这个打榧子的叔叔进门时递给我爸一本用报纸包着皮的书被我爸飞快地塞进公文包。那次他们打完牌不知出门干什么去了，于是我翻我爸的包，那本用报纸包着书皮的书叫《色情间谍》，讲克格勃女特务的，内部资料，那时我八九岁，我飞快翻了翻，好像没翻出什么“色情”，现在想，在那个《新华字典》都能让某些人产生性幻想的年代，《色情间谍》，单这书名就够黄的了吧。那时我爸他们也就四十来岁，正是精力充沛干事业的大好年华，但那时整个国民经济接近瘫痪，这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干部们估计够百无聊赖的。那年头可玩的又少，我记得我爸和他那几位牌友多次在星期天包括夏日夜晚，聚在街边围着某人的自行车修车玩，一修就是半天，各种工具，调调这儿调调那儿的，我爸有一辆不知从哪买的二手德国倒轮闸自行车，蓝黑色，这车让那哥几个乐此不疲了很久。
后来，我爸多次跟我慨叹“文革”时要是能把背老三篇的时间拿来学外语就好了，我心想，您就念好吧，万一学外语再被打成白专道路，谁还敢跟您玩牌玩车？
那个年代没有喝酒的风气，我爸一辈子不吸烟，酒能喝一点，我见过的最多也就一瓶啤酒吧。小时候我见到的大人们喝酒都是来亲戚了，那时一般都在家请客，街上也没什么饭馆，“下馆子”是件挺奢侈而且名声也不怎么好的事，大概只有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没被整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有“下馆子”的习气，至于说老北京酒腻子解放前也下不起馆子，解放后他们要么闷家里喝，要么聚在胡同口的副食店，我上中学时还碰到过这样的酒腻子，喝过一两回，一个老酒腻子还教我们抽烟时如何从耳朵眼里出烟……
小时候我们家就没下过馆子，我下馆子是上初中以后跟所谓不良少年一起玩的时候的事情了。小时候，我妈的一个朋友的丈夫，是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叫欧阳，我妈一直就是这么叫的，欧阳如何，欧阳家怎样，至于欧阳叫什么，不得而知，这“欧阳”听着就牛逼，就洋，不像我们家，我爸姓贾（废话），这是中国数得过来的若干个最不好听的姓氏之一，他们管我爸叫老贾，管我们家叫老贾家，稍微一恍惚还以为进村了……印象中欧阳家经常下馆子，因为我妈说过欧阳家会吃，会享受，礼拜天动不动就出去吃，西单王府井一类，我家那片好像也是没什么饭馆。如前所述，我小学的时候也曾跟欧阳家二女儿学过小提琴，欧阳家也是我小时候去过的人家里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九吋黑白，有印象的是有一年国庆还是粉碎“四人帮”大游行，华国锋站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念稿子，电视直播，我正在欧阳家学琴，欧阳老婆对着小电视说华国锋拿手指头沾唾沫翻篇太土了。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没两年，欧阳一家子等不及北京的饭馆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街小巷，迫不及待去了美国，据说美国那边还是没什么饭馆，美国人一般也不爱下馆子。
1976年秋天的某日中午，大家都在午休，楼下有人憋着嗓子叫我爸：“老贾！老贾！”我家住二楼，我爸去阳台答应，片刻喜形于色回到屋里，差点没原地转三圈。那天我没午睡，目睹了这一幕。后来很快知道，楼下那哥们告诉我爸：“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从此，我的童年也结束了，世界变了模样，而且越变越快令人目不暇接。
春节
过年这事，对我来说，感觉好像已经结束了。
小时候，我应该是喜欢过年的，至少可以放炮，可以吃好吃的。
那时候的鞭炮烟花种类不多。每到春节前，我爹一般会买100或200响小鞭儿，也许更多，但总之不会超过500响。买回家的鞭炮放在暖气上，这我现在也很疑惑，北方这么干燥不至于吧？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爹办事追求完美，在暖气上烘过的鞭炮肯定不会有蔫炮或臭子儿。好在我们家没人抽烟。我爹说每天放十个，到过年正好放完，似乎有时他因为什么事一高兴（比如我考试得高分了）也说今天可以放二十个。比小鞭儿大点的炮仗叫“钢鞭”，我爹没买过。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得计划，我爹又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但我想这主要是他性格使然。国家计委里大手大脚的人估计一点也不会少。我们放炮时，经常遇见不定哪家邻居就会在街边噼里啪啦来一挂鞭，待硝烟散去，跟我一样家教严格的孩子就会去打扫战场拣没炸过的鞭炮，有时第二天白天再去现场还会有收获。 放炮一般用半尺来长的线香，但似乎我们小孩更喜欢用线头（一种粗棉线），大概是线头燃烧的味道更好闻（没那么香），还有可能就是用线头放炮更刺激（你的手离炮更近），你得捏着线头将那点红火星儿对准炮捻儿，有时为了鼓足勇气还要对着线头上的那点火星吹两口气（将它吹亮）。花炮主要是窜天猴，一般我爹会买十个或二十个，偶尔让放一个，除夕那天好像可以都放了。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妈的东北亲戚来北京，那个叔叔给我买了超出平时两倍的鞭炮花炮，他叼着烟带我在门口放炮，他还让我用烟头点炮（他倒是没让我吸两口）。我爹山东人，小时候随我爷爷闯关东到了东北哈尔滨一带，后来在那认识了我妈。
我小时候我妈的东北亲戚没少来我们家，有看病的，有找我爹走后门跑关系的，也有出差顺便来串门的。东北亲戚来我们家，总要喝酒，我有印象的是下酒菜，什么炸花生米，香肠，松仁小肚，真他妈好吃，酒鬼就是会吃，我就不明白我们家怎么平时就想不起来吃这些呢？肯定不是吃不起，平时我们家吃饭也有荤有素，至少两菜一汤，汤我记得有西红柿鸡蛋汤，海米或虾皮冬瓜汤，卞萝卜汤，菜有炒土豆丝啦，肉丝蒜苗啦，酸菜粉条啦，烧茄子啦，土豆焖豆角啦，炝炒圆白菜啦，逢年过节也会有红烧肉或红烧带鱼等“硬菜”，主食米饭或馒头，晚饭喝粥偏多，怎么就不知道炸点花生米切盘香肠呢？这也太健康了吃得，我想我们家以我爹为主，就是不好这口儿吧，或者说，就是没有酒鬼那么馋，这算美德吗？
说到炸花生米，我妈炸糊过几回，所以后来都是我爹炸，那时我就知道，炸花生米要用凉油，小火，花生米变色后一小会就盛盘，撒盐，饱含着刚才油锅里高温的花生米会自熟，在慢慢变凉的过程中花生米是软的，也不香，凉透后才会变得香脆可口。应该是有一两回我爹也没把握好火候，出锅早了，那盘花生米变凉变硬后也能吃，但不香，就是没熟透，而且，好像不能回锅。
我记得喝的酒主要是白酒，那时我家柜子里常年存着几瓶白酒，家里来了客人会开一瓶喝一喝，经常喝不完就拧上盖儿继续搁柜子里存着。白酒应该都是好白酒，我听我爹和他们聊过，中国八大白酒之类的，我记得他们喝过西凤和竹叶青，或许还有五粮液。绝无二锅头。我想应该都是我爹出差外地人送的，而且那个年代白酒也就那几个牌子。夏天也喝啤酒，就是瓶啤，那个年代应该是北京白牌或双合盛五星吧，我还小，不记得了。很少喝用暖瓶从饭馆里现打来的熟啤，我想应该是我爹对啤酒外行吧，现在一些所谓老炮儿总爱回忆那个年代五毛六一升的熟啤如何如何好喝，我高中开始喝酒的时候喝过，确实好喝，至少在记忆中。
那也是我最早体会到酒桌上的欢乐了，比如东北叔叔们叼着烟开怀大笑之类的，我爹不怎么喝酒，但我爹脸上也会绽放出开心的笑纹（我这辈子就没见我爹开怀大笑过）。我记得有一年来我家的东北亲戚是个副县长，带着两个跟班，在酒桌上他跟我爹说你要是能给我批一辆212吉普就怎么怎么样……好像就是那次，他们正喝着，我吃完下了饭桌去喂鸟，那时我养了只黄雀，不小心那鸟从笼子里飞了出来（来客人受惊了？），出了笼子的黄雀更加惊慌，满屋乱窜，最后在窗帘上方的横杆上惊魂未定立住，幸亏副县长的一个戴眼镜瘦高个的跟班，但见他脱鞋上床，小心翼翼靠近，单手抓住，再双手护着将鸟送进笼子。我至今对这个跟班叔叔的身手矫健记忆犹新。
说回放炮。鞭炮以外，窜天猴我们只让它在大人面前“窜天”，一般我们用来“打炮仗”。两拨小孩在院里马路上分距五六十米对立，地上用砖码好一个“发射台”，向对方发射窜天猴，大孩子会放二踢脚。那时我还小，我爹没给我买过二踢脚。窜天猴还可以向别人家窗户发射，那时（我想现在也如是）一群小孩里总有一两个是大家欺负的对象，他们家窗子就成了窜天猴的目标。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悄悄把半挂鞭炮塞进他家门缝，將一小段线头系在炮捻儿上，点燃线头让其慢慢燃烧，我们躲在距离不远处，比如他们家住二楼我们就在一楼楼道里（跑没影了恶作剧就失效了，就真成了电影里不共戴天搞破坏的特务了），大约两三分钟后，线头燃尽引燃炮捻，接着噼里啪啦一阵闷响，成功！我们一群小孩忍着坏笑从楼道里狂奔而出……人多坏啊，我多坏啊。现在想来，那些被欺负的小孩并非性格软弱（至少主要不是软弱），就是善良！我自认我从小到大也软弱、胆小，但我从小到大就没变成被欺负的对象，我通过谄媚、耍心眼每次面临被欺负的境况都能顺利逃脱。
当然还有更恶的，就是用炮仗虐待小动物，我见过一个比我们略大的孩子，有次不知从哪捉来只野猫，把一小挂鞭炮绑在猫尾巴上点燃，看着那只尾巴上噼里啪啦火星乱溅的猫在夜晚狂奔……这类事我没做过……我想这不是恶或者坏了，这是变态。事实也是，那个虐猫男孩后来从院里消失了，据说离家出走了，也有大人说他死了。那孩子好像是个蹲班生，长得黑不溜秋，他们家家境也不好，属于劳动人民家庭，好像是院里打扫卫生一类的。但印象中他跟我们玩得很好，从不欺负人。
至于好吃的，我首先想起来的是有一年我爹过年前买了巧克力，好像就一块，也许是别人给他的吧，是那种长条带横凹纹的，他跟我说每天只能掰一小块，到春节正好吃完，那年我大概六七岁；还有就是我们院食堂的香酥鸭，我爹逢年过节必买；其他也想不起什么了，比如我妈是东北人，逢年过节必包饺子，我姥姥还会包黄米粘豆包，我记得这些活儿一直要忙到三十儿半夜，中间晚饭大家主要吃菜什么的，好像也煮一点饺子，一个是让等不及的孩子解解馋，一个是尝尝咸淡，淡了好办再往饺子馅儿里加盐或酱油，若是咸了，需要再剁半棵白菜以及二两生猪肉什么的重新拌馅儿。然后把盖帘儿上的包好的饺子或粘豆包放到阳台冻上，第二天早上把冻硬了的饺子及粘豆包装入塑料袋，扎好口，移至北窗外的窗台，那时没有冰箱，但那时冬天比现在冷，尤其是北窗外的窗台，几乎就是家家户户的天然冰箱冷冻室，相比而言，朝南的阳台就相当于冷藏室吧。那时，每到冬天尤其是春节前后，你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那些机关部队大院，必能看到各家各户（二层以上）朝北的窗台上用报纸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用绳子扎好系牢的各种冷冻食品，大约是带鱼、鸡鸭、牛羊肉一类，那时逢年过节也就发这些，尤其带鱼，说某人在单位里是“分带鱼的”，就相当于说此人是个机关里不招人待见的闲杂人等，大概那时带鱼是北京难得不算紧俏的鱼类了吧。 阿坚现在在饭馆里一有机会还老点红烧带鱼，据说上岁数后，儿时饮食的滋味最让人回味，这一点有阿坚为证。相比于那些对豆汁臭豆腐念念不忘的老北京，阿坚这种共产党后代所谓“新北京人”物质生活明显上了个档次吧。不过又想也不尽然，豆汁那种东西是上瘾，没人回忆窝头咸菜。
有时赶上不冷的冬天，这些窗外的包包裹裹会化冻洇湿，这时家家户户估计一方面加紧煎炒烹炸煮炖（迫不得已改善了生活），一方面盼望赶快来一场寒流让“冷冻室”的温度回归正常。
我记得那时我和我爹或我妈在大院里行走时还抬头品评过谁家穷谁家富，那时没有防盗窗，有些人家的窗台上就一两个包裹，有些人家则大包小包甚至窗台上堆不下就拿绳子捆好垂吊下来，家家户户的财富通过这些冻鱼冻肉多少可以管窥一见吧。那时好像没有中纪委，也没有巡视组，当然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似乎也没有贪官，没得可贪嘛，但糟糕的是，那时穷人可一点没少，在这些机关大院以外，在广大的农村，穷人乃至饿死人的事可不少，这一点，我小时候不知道，直到我初二那年暑假（1981年）回山东老家，亲眼看到那些光着屁股挺着大肚子的小孩，那时我还纳闷，不是吃不饱吗怎么肚子那么大？后来每当在电视里看到那些非洲饥民尤其是挺着大肚子闪着亮晶晶眼睛的小黑孩儿，都会想到当年我在老家见到的那些比我小不了几岁甚至还沾亲带故的孩子。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烦过年，每到春节，都是我最郁闷的时刻之一，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是“我见不得人类无缘無故地瞎高兴”，真够狂妄的。
现在，我不再年轻了，我对过年也是越来越麻木了，既不高兴，也没有郁闷。文中提到的我姥姥、我妈、我爹已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爹是上个月走的。
“走的”还有副县长，搞不好那个帮我捉鸟的瘦高个跟班也跟了去了？
现在，我教育孩子的方式有点像我爹。
此刻是2018年2月15日，除夕，鸡年的最后一天。我爹是1932年2月4号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天也是除夕，羊年的最后一天。
年还得过，但肯定不一样了。比如此刻，除夕晚上八点，窗外静悄悄的，一直都没有放炮的，从今年起北京五环内禁放烟花炮竹。
我爹一辈子基本不喝酒，他身体还行的时候，我见他喝过两三杯啤酒（通常是一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喝大过一次，太难受了，自此远离酒精。
我已经喝了半辈子大酒了。
这一点，我可一点都不像他……
最早关于夏天的记忆似乎是我四五岁时幼儿园举办的一次庆祝“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汇演在上午举行，地点在幼儿园空场语录牌下临时搭的舞台上，那应该是1971年左右。那次汇演似乎很隆重，老师们都很紧张，似乎是有什么领导来观看。对了，我上的那个幼儿园就叫六一幼儿园，前身是延安保育院，我记得我们的园长，一个老太太，就是延安时期过来的。那么，那次汇演之所以隆重，可能也是庆祝建院多少周年？
撇清一下，我之所以能上六一幼儿园，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红色背景，只是因为我妈大学学的是幼教，毕业后被分到了这里。
那天暴晒，巨热。我记得我们一帮小孩穿着花里胡哨的演出服在烈日炎炎的台侧候场，我还记得一个女老师为我抹红脸蛋，她先用手指蘸了点红颜料抹我脸上，然后在手心里啐口唾沫也抹我脸上了，我现在似乎还能闻见那唾沫的腥味，当时我可能想到的是男孩抹红脸蛋很难看，再有就是明白了他人的唾沫是这么难闻啊。
然后的感觉就是巨热巨闷，候场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就在这时，一阵凉风袭来，我跟所有小朋友都深深吸了一口，这口气终于算透上来了，这时一个平时爱卖弄的男孩说了一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话，他说：你们知道吗，这阵风是从东北吹来的，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凉风……我现在想，如此愚蠢的一句话却让我记了一辈子，很可能就是那天被热坏了，如果没有这阵凉风，搞不好我会热昏过去，我小时候心脏不好，平时就有喘不上气的毛病，为此，我妈还带我去阜外医院检查过，好像是先天性心脏有什么缺陷，没得治，等长全乎了就好了，此话不虚。
人在绝境下一丁点的纾解都会让你感恩戴德同时刻骨铭心地难忘。这就是我对夏天的第一个记忆，或许这多少也造成了我日后对集体活动的反感继而对集体的反叛？
我现在也有了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类似什么文艺演出一类的集体活动我一概鼓动他别掺和，能拆台就拆台，甚至不惜多次对他说傻逼才上台表演呢，但丫却似乎对这类活动挺上心，也好，不像我多好啊，起码省心。
再后来对夏天的记忆就是声音，每到夏天，除了大自然里知了的聒噪，就是来自家家户户的各种声音。我住三里河一区国家计委宿舍，那是一片灰砖宿舍楼，那时没有空调，每到夏天，家家门户大开，各种声音从各家飞出，汇聚在这片小区上空，有锅碗瓢盆炒菜声，夫妻吵架孩子哭闹声，各种乐器声（那年头正规教育瘫痪几乎每家孩子都被逼迫学一门乐器），最常见的是手风琴、笛子、琵琶、小提琴、黑管、小号、扬琴、快板……也有姑娘小伙练美声的，在我听来，所有这些都不好听，但也谈不上多难听。很少有钢琴，那时钢琴太贵，一般人家买不起。也沒有吉他，是因为吉他当时被归入资产阶级专有的乐器吗？为什么单单是吉他而不是手风琴或小提琴？这个令人费解。然后等到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所有以上那些乐器都被束之高阁，吉他开始大行于世，我记得80年代初玉渊潭公园晚上茬琴的已经很疯狂（他们茬的琴可不是什么手风琴小提琴，就是吉他），我去过好几次，俩哥们你来我往，一人一首，多是刘文正、张帝，偶尔有无名氏或者就是作者自己的创作，也有调侃革命歌曲的，我记得一哥们光着膀子原地打转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唱得荒腔走板又铿锵有力，然后周围一片掌声口哨声叫好声。可见在那个禁锢年代，吉他一直在“地下”流行不绝……
也许是那时我还小睡觉早，但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道德禁锢，我没听到过叫床声（如今即便是开着空调门窗紧闭我偶尔还能听到），不知那个年代有叫床习惯的夫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无论怎么解决，那会让他们更压抑还是更来劲呢？
那个年代，作风不好（男女关系上有问题）大概是仅次于政治有问题的第二宗罪，甚或在民间就是第一宗罪，因为在很多老百姓眼里，政治问题与己无关，而在“有识之士”眼里，对有政治问题的人要么为其惋惜要么干脆就视其为英雄好汉，但，一个人若有作风问题，甭管老百姓还是“有识之士”，他/她就永远都别想抬头。我记得我家对面那个楼就有那么一位“作风不好”的叔叔，这哥们身材魁梧（就是有点胖），浓眉大眼（就是皮肤有点黑两个脸蛋一边一块疙瘩肉，抑或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审美？），背头梳得一丝不苟，锃亮（那年头有发胶吗？抑或发蜡？），他每天上下班都骑一辆打理得崭新的二八锰钢飞鸽（这是那时最好的男款自行车，我觉得他应该骑的就是这个，最好的女款似乎是二六凤凰），干净挺括的白衬衫扎在带裤线的深色西裤里，足蹬一双带网眼的皮凉鞋，脚上是那年头特有的尼龙丝袜。见到过他在楼门口抽烟，那时的香烟很少带过滤嘴，他是把烟卷插在三寸长的烟嘴里，一只手横托着那么抽。没见过他老婆。大人们说他作风不好，我们小孩懵懵懂懂，就觉得他挺臭美的，街坊邻居好像没人理他，但似乎他自我感觉不错，精神头十足。现在想，是这帮大人嫉妒人家吧？愿他一生平安！
那时没有电视，一年到头人们的夜晚（至少我家的夜晚）就是在家里听广播，大人们会看报纸，我家还打过扑克，我、我姐、我爸我妈我姥姥，五个人围坐在床上床沿，床上垫着报纸，我还小刚识字，我姥姥干脆不识字，好在我俩都认识牌，应该是打争上游，五个人加上我和我姥姥这俩“弱智”，不玩这个玩什么呢？对了，玩过“拉大车”，类似接龙，那是比争上游更弱智的一种牌戏（我估计训练一下黑猩猩也会），印象中也挺其乐融融的，可见人总有办法打发无聊时光，也可见如今眼花缭乱的各种娱乐某种意义上纯属多余甚至越眼花缭乱反而越无聊了……在夜晚，我和我姐都被逼着练过大字，我姐练隶书，我练柳公权颜真卿，我姐练得比我好，她写的隶书条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被我爸装裱在玻璃框里在墙上挂了多年，我则在这方面一点没长进，除了对传统文化更加地心生厌恶，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还有就是每天临睡前大家都泡脚，早早儿就洗洗睡了，那时的生活方式多健康啊。
夏天的夜晚要丰富多彩很多，我们小孩可以在楼下玩，好像玩得最多的是“电报”，一种躲猫猫游戏，玩得每个孩子浑身大汗满身是泥，还有时我们一帮小孩会围在某个大孩子身边听故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一双绣花鞋》等等，印象深的是还有一些不知怎么流传过来的日本侦探兼色情故事，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说一男的如何杀了99个女人每杀一个保存一根阴毛……这些故事显然比课本里包括课外书都有趣，但我觉得它们对我日后的写作以及人生趣向都影响不大，八成是这些故事本身就粗糙加之当年给我们讲故事的大孩子水平有限吧。幸亏那时我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和这类非正规教育都非常low，让我们日后既没变成白痴也没变态。 夏天的夜晚，我们小孩在追跑打闹，不远的楼门口就坐着一堆挥舞着蒲扇的老太太，我姥姥是其中之一，那时很多老太太还是小脚。（待我们稍长，她们中那些身体健朗的还兼职干起了威震四方的侦缉队。）印象中怎么没有老头呢？我爸我妈这样的中年人也不多见，那时不仅没空调，连电扇也没有，在北京夏日的酷暑时节，这帮老头和成年人难道就那么汗流浃背憋家里？莫非成年人尤其男人该着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吗？细想，显然不是。
先说为什么我印象中院子里乘凉的没有老头，因为，我爸我妈他们那一代共产党干部，他们的爸爸，也就是我们的爷爷姥爷，一般都在老家务农或者已然过世，城市里不需要他们估计他们也不爱来，他们对于远在北京的儿女的想象应该跟古人对家族里出了个做官的想象差不多吧，你做你的官，我过我的日子。当然，跟古代不同的是，那些年我们的爷爷姥爷在乡下的日子可不那么好过（就是饥饿！），那时严苛的户籍制度断了他们进城投奔子女的念头，尤其是乡下还有别的子女一大家子，要进城也轮不到老人吧。我爸的弟弟我的叔叔在我出生（1966年）前几年在老家因为吃不饱死掉了，我爷爷据说来北京看了一眼襁褓中的我，回老家没多久也去世了。
但我爸妈他们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奶奶姥姥，她们能来北京以至于在北京留下来最终死在这里，原因就是她们是来给子女带孩子的，政府虽然最大限度地分担干部们的育儿重担（那时我们上幼儿园都是全托，日托的孩子被瞧不起），但孩子刚出生总得有人带吧，像我爸妈他们这种普通干部，不可能雇得起保姆，孩子大点上小学家里有个老人照料总好些吧（虽說那时不用接送），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都是奶奶姥姥一手带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大院里乘凉的只有老太太没有老头的主要原因吧。
至于说我爸妈他们在夏日的夜晚是如何避暑的，我想就是串门。妇女们串门大概就是聊天，男人们或许花样多点，比如他们可能会聚在某人家交流小道消息、议论政治局人员变动、分析政治走势（世易时移，但中国男人们的这个爱好至今没变）；或者会凑四个人打升级（终于带点智力成色了），我爸他们那哥几个估计都是农民进城，血统的局限让他们还“飞跃”不到打桥牌的境界。我小时候多次看着我爸和另外三个叔叔在我家打升级，其中一个叔叔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个叔叔不停地打榧子逗我玩。某次，这个打榧子的叔叔进门时递给我爸一本用报纸包着皮的书被我爸飞快地塞进公文包。那次他们打完牌不知出门干什么去了，于是我翻我爸的包，那本用报纸包着书皮的书叫《色情间谍》，讲克格勃女特务的，内部资料，那时我八九岁，我飞快翻了翻，好像没翻出什么“色情”，现在想，在那个《新华字典》都能让某些人产生性幻想的年代，《色情间谍》，单这书名就够黄的了吧。那时我爸他们也就四十来岁，正是精力充沛干事业的大好年华，但那时整个国民经济接近瘫痪，这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干部们估计够百无聊赖的。那年头可玩的又少，我记得我爸和他那几位牌友多次在星期天包括夏日夜晚，聚在街边围着某人的自行车修车玩，一修就是半天，各种工具，调调这儿调调那儿的，我爸有一辆不知从哪买的二手德国倒轮闸自行车，蓝黑色，这车让那哥几个乐此不疲了很久。
后来，我爸多次跟我慨叹“文革”时要是能把背老三篇的时间拿来学外语就好了，我心想，您就念好吧，万一学外语再被打成白专道路，谁还敢跟您玩牌玩车？
那个年代没有喝酒的风气，我爸一辈子不吸烟，酒能喝一点，我见过的最多也就一瓶啤酒吧。小时候我见到的大人们喝酒都是来亲戚了，那时一般都在家请客，街上也没什么饭馆，“下馆子”是件挺奢侈而且名声也不怎么好的事，大概只有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没被整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有“下馆子”的习气，至于说老北京酒腻子解放前也下不起馆子，解放后他们要么闷家里喝，要么聚在胡同口的副食店，我上中学时还碰到过这样的酒腻子，喝过一两回，一个老酒腻子还教我们抽烟时如何从耳朵眼里出烟……
小时候我们家就没下过馆子，我下馆子是上初中以后跟所谓不良少年一起玩的时候的事情了。小时候，我妈的一个朋友的丈夫，是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叫欧阳，我妈一直就是这么叫的，欧阳如何，欧阳家怎样，至于欧阳叫什么，不得而知，这“欧阳”听着就牛逼，就洋，不像我们家，我爸姓贾（废话），这是中国数得过来的若干个最不好听的姓氏之一，他们管我爸叫老贾，管我们家叫老贾家，稍微一恍惚还以为进村了……印象中欧阳家经常下馆子，因为我妈说过欧阳家会吃，会享受，礼拜天动不动就出去吃，西单王府井一类，我家那片好像也是没什么饭馆。如前所述，我小学的时候也曾跟欧阳家二女儿学过小提琴，欧阳家也是我小时候去过的人家里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九吋黑白，有印象的是有一年国庆还是粉碎“四人帮”大游行，华国锋站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念稿子，电视直播，我正在欧阳家学琴，欧阳老婆对着小电视说华国锋拿手指头沾唾沫翻篇太土了。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没两年，欧阳一家子等不及北京的饭馆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街小巷，迫不及待去了美国，据说美国那边还是没什么饭馆，美国人一般也不爱下馆子。
1976年秋天的某日中午，大家都在午休，楼下有人憋着嗓子叫我爸：“老贾！老贾！”我家住二楼，我爸去阳台答应，片刻喜形于色回到屋里，差点没原地转三圈。那天我没午睡，目睹了这一幕。后来很快知道，楼下那哥们告诉我爸：“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从此，我的童年也结束了，世界变了模样，而且越变越快令人目不暇接。
春节
过年这事，对我来说，感觉好像已经结束了。
小时候，我应该是喜欢过年的，至少可以放炮，可以吃好吃的。
那时候的鞭炮烟花种类不多。每到春节前，我爹一般会买100或200响小鞭儿，也许更多，但总之不会超过500响。买回家的鞭炮放在暖气上，这我现在也很疑惑，北方这么干燥不至于吧？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爹办事追求完美，在暖气上烘过的鞭炮肯定不会有蔫炮或臭子儿。好在我们家没人抽烟。我爹说每天放十个，到过年正好放完，似乎有时他因为什么事一高兴（比如我考试得高分了）也说今天可以放二十个。比小鞭儿大点的炮仗叫“钢鞭”，我爹没买过。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得计划，我爹又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但我想这主要是他性格使然。国家计委里大手大脚的人估计一点也不会少。我们放炮时，经常遇见不定哪家邻居就会在街边噼里啪啦来一挂鞭，待硝烟散去，跟我一样家教严格的孩子就会去打扫战场拣没炸过的鞭炮，有时第二天白天再去现场还会有收获。 放炮一般用半尺来长的线香，但似乎我们小孩更喜欢用线头（一种粗棉线），大概是线头燃烧的味道更好闻（没那么香），还有可能就是用线头放炮更刺激（你的手离炮更近），你得捏着线头将那点红火星儿对准炮捻儿，有时为了鼓足勇气还要对着线头上的那点火星吹两口气（将它吹亮）。花炮主要是窜天猴，一般我爹会买十个或二十个，偶尔让放一个，除夕那天好像可以都放了。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妈的东北亲戚来北京，那个叔叔给我买了超出平时两倍的鞭炮花炮，他叼着烟带我在门口放炮，他还让我用烟头点炮（他倒是没让我吸两口）。我爹山东人，小时候随我爷爷闯关东到了东北哈尔滨一带，后来在那认识了我妈。
我小时候我妈的东北亲戚没少来我们家，有看病的，有找我爹走后门跑关系的，也有出差顺便来串门的。东北亲戚来我们家，总要喝酒，我有印象的是下酒菜，什么炸花生米，香肠，松仁小肚，真他妈好吃，酒鬼就是会吃，我就不明白我们家怎么平时就想不起来吃这些呢？肯定不是吃不起，平时我们家吃饭也有荤有素，至少两菜一汤，汤我记得有西红柿鸡蛋汤，海米或虾皮冬瓜汤，卞萝卜汤，菜有炒土豆丝啦，肉丝蒜苗啦，酸菜粉条啦，烧茄子啦，土豆焖豆角啦，炝炒圆白菜啦，逢年过节也会有红烧肉或红烧带鱼等“硬菜”，主食米饭或馒头，晚饭喝粥偏多，怎么就不知道炸点花生米切盘香肠呢？这也太健康了吃得，我想我们家以我爹为主，就是不好这口儿吧，或者说，就是没有酒鬼那么馋，这算美德吗？
说到炸花生米，我妈炸糊过几回，所以后来都是我爹炸，那时我就知道，炸花生米要用凉油，小火，花生米变色后一小会就盛盘，撒盐，饱含着刚才油锅里高温的花生米会自熟，在慢慢变凉的过程中花生米是软的，也不香，凉透后才会变得香脆可口。应该是有一两回我爹也没把握好火候，出锅早了，那盘花生米变凉变硬后也能吃，但不香，就是没熟透，而且，好像不能回锅。
我记得喝的酒主要是白酒，那时我家柜子里常年存着几瓶白酒，家里来了客人会开一瓶喝一喝，经常喝不完就拧上盖儿继续搁柜子里存着。白酒应该都是好白酒，我听我爹和他们聊过，中国八大白酒之类的，我记得他们喝过西凤和竹叶青，或许还有五粮液。绝无二锅头。我想应该都是我爹出差外地人送的，而且那个年代白酒也就那几个牌子。夏天也喝啤酒，就是瓶啤，那个年代应该是北京白牌或双合盛五星吧，我还小，不记得了。很少喝用暖瓶从饭馆里现打来的熟啤，我想应该是我爹对啤酒外行吧，现在一些所谓老炮儿总爱回忆那个年代五毛六一升的熟啤如何如何好喝，我高中开始喝酒的时候喝过，确实好喝，至少在记忆中。
那也是我最早体会到酒桌上的欢乐了，比如东北叔叔们叼着烟开怀大笑之类的，我爹不怎么喝酒，但我爹脸上也会绽放出开心的笑纹（我这辈子就没见我爹开怀大笑过）。我记得有一年来我家的东北亲戚是个副县长，带着两个跟班，在酒桌上他跟我爹说你要是能给我批一辆212吉普就怎么怎么样……好像就是那次，他们正喝着，我吃完下了饭桌去喂鸟，那时我养了只黄雀，不小心那鸟从笼子里飞了出来（来客人受惊了？），出了笼子的黄雀更加惊慌，满屋乱窜，最后在窗帘上方的横杆上惊魂未定立住，幸亏副县长的一个戴眼镜瘦高个的跟班，但见他脱鞋上床，小心翼翼靠近，单手抓住，再双手护着将鸟送进笼子。我至今对这个跟班叔叔的身手矫健记忆犹新。
说回放炮。鞭炮以外，窜天猴我们只让它在大人面前“窜天”，一般我们用来“打炮仗”。两拨小孩在院里马路上分距五六十米对立，地上用砖码好一个“发射台”，向对方发射窜天猴，大孩子会放二踢脚。那时我还小，我爹没给我买过二踢脚。窜天猴还可以向别人家窗户发射，那时（我想现在也如是）一群小孩里总有一两个是大家欺负的对象，他们家窗子就成了窜天猴的目标。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悄悄把半挂鞭炮塞进他家门缝，將一小段线头系在炮捻儿上，点燃线头让其慢慢燃烧，我们躲在距离不远处，比如他们家住二楼我们就在一楼楼道里（跑没影了恶作剧就失效了，就真成了电影里不共戴天搞破坏的特务了），大约两三分钟后，线头燃尽引燃炮捻，接着噼里啪啦一阵闷响，成功！我们一群小孩忍着坏笑从楼道里狂奔而出……人多坏啊，我多坏啊。现在想来，那些被欺负的小孩并非性格软弱（至少主要不是软弱），就是善良！我自认我从小到大也软弱、胆小，但我从小到大就没变成被欺负的对象，我通过谄媚、耍心眼每次面临被欺负的境况都能顺利逃脱。
当然还有更恶的，就是用炮仗虐待小动物，我见过一个比我们略大的孩子，有次不知从哪捉来只野猫，把一小挂鞭炮绑在猫尾巴上点燃，看着那只尾巴上噼里啪啦火星乱溅的猫在夜晚狂奔……这类事我没做过……我想这不是恶或者坏了，这是变态。事实也是，那个虐猫男孩后来从院里消失了，据说离家出走了，也有大人说他死了。那孩子好像是个蹲班生，长得黑不溜秋，他们家家境也不好，属于劳动人民家庭，好像是院里打扫卫生一类的。但印象中他跟我们玩得很好，从不欺负人。
至于好吃的，我首先想起来的是有一年我爹过年前买了巧克力，好像就一块，也许是别人给他的吧，是那种长条带横凹纹的，他跟我说每天只能掰一小块，到春节正好吃完，那年我大概六七岁；还有就是我们院食堂的香酥鸭，我爹逢年过节必买；其他也想不起什么了，比如我妈是东北人，逢年过节必包饺子，我姥姥还会包黄米粘豆包，我记得这些活儿一直要忙到三十儿半夜，中间晚饭大家主要吃菜什么的，好像也煮一点饺子，一个是让等不及的孩子解解馋，一个是尝尝咸淡，淡了好办再往饺子馅儿里加盐或酱油，若是咸了，需要再剁半棵白菜以及二两生猪肉什么的重新拌馅儿。然后把盖帘儿上的包好的饺子或粘豆包放到阳台冻上，第二天早上把冻硬了的饺子及粘豆包装入塑料袋，扎好口，移至北窗外的窗台，那时没有冰箱，但那时冬天比现在冷，尤其是北窗外的窗台，几乎就是家家户户的天然冰箱冷冻室，相比而言，朝南的阳台就相当于冷藏室吧。那时，每到冬天尤其是春节前后，你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那些机关部队大院，必能看到各家各户（二层以上）朝北的窗台上用报纸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用绳子扎好系牢的各种冷冻食品，大约是带鱼、鸡鸭、牛羊肉一类，那时逢年过节也就发这些，尤其带鱼，说某人在单位里是“分带鱼的”，就相当于说此人是个机关里不招人待见的闲杂人等，大概那时带鱼是北京难得不算紧俏的鱼类了吧。 阿坚现在在饭馆里一有机会还老点红烧带鱼，据说上岁数后，儿时饮食的滋味最让人回味，这一点有阿坚为证。相比于那些对豆汁臭豆腐念念不忘的老北京，阿坚这种共产党后代所谓“新北京人”物质生活明显上了个档次吧。不过又想也不尽然，豆汁那种东西是上瘾，没人回忆窝头咸菜。
有时赶上不冷的冬天，这些窗外的包包裹裹会化冻洇湿，这时家家户户估计一方面加紧煎炒烹炸煮炖（迫不得已改善了生活），一方面盼望赶快来一场寒流让“冷冻室”的温度回归正常。
我记得那时我和我爹或我妈在大院里行走时还抬头品评过谁家穷谁家富，那时没有防盗窗，有些人家的窗台上就一两个包裹，有些人家则大包小包甚至窗台上堆不下就拿绳子捆好垂吊下来，家家户户的财富通过这些冻鱼冻肉多少可以管窥一见吧。那时好像没有中纪委，也没有巡视组，当然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似乎也没有贪官，没得可贪嘛，但糟糕的是，那时穷人可一点没少，在这些机关大院以外，在广大的农村，穷人乃至饿死人的事可不少，这一点，我小时候不知道，直到我初二那年暑假（1981年）回山东老家，亲眼看到那些光着屁股挺着大肚子的小孩，那时我还纳闷，不是吃不饱吗怎么肚子那么大？后来每当在电视里看到那些非洲饥民尤其是挺着大肚子闪着亮晶晶眼睛的小黑孩儿，都会想到当年我在老家见到的那些比我小不了几岁甚至还沾亲带故的孩子。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烦过年，每到春节，都是我最郁闷的时刻之一，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是“我见不得人类无缘無故地瞎高兴”，真够狂妄的。
现在，我不再年轻了，我对过年也是越来越麻木了，既不高兴，也没有郁闷。文中提到的我姥姥、我妈、我爹已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爹是上个月走的。
“走的”还有副县长，搞不好那个帮我捉鸟的瘦高个跟班也跟了去了？
现在，我教育孩子的方式有点像我爹。
此刻是2018年2月15日，除夕，鸡年的最后一天。我爹是1932年2月4号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天也是除夕，羊年的最后一天。
年还得过，但肯定不一样了。比如此刻，除夕晚上八点，窗外静悄悄的，一直都没有放炮的，从今年起北京五环内禁放烟花炮竹。
我爹一辈子基本不喝酒，他身体还行的时候，我见他喝过两三杯啤酒（通常是一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喝大过一次，太难受了，自此远离酒精。
我已经喝了半辈子大酒了。
这一点，我可一点都不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