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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应法国隆布罗索演出公司与巴黎文学艺术公司邀请，武汉杂技团到法国巴黎演出。隆布罗索先生是对华友好人士，1965年曾邀请武汉杂技团到法国演出，与该团夏菊花是老朋友，对武汉杂技团很是熟悉和喜爱。1988年，法方公司与中国演出公司签下合同，邀请武汉杂技团1989年10月到巴黎演出，并预付了30万法郎的预订金。合同规定，如果武汉杂技团到期不能演出，中国演出公司将赔偿法方30万法郎，并退还预订金。
1989年秋冬，正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无理实施制裁、东欧发生剧变之际。巴黎当时又是一些反华分子聚集之所，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我国一般不派大型演出团体到欧美演出。我国驻法使馆也曾向法方公司建议武汉杂技团商演改期进行。但隆布罗索先生对我方非常友好，对武汉杂技团深有信心，坚持要武汉杂技团如期到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演出公司报文化部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由国务委员李铁映签发，同意武汉杂技团到法国演出。文化部分管外事工作的刘德有副部长对夏菊花及武汉杂技团团长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批准武汉杂技团赴法演出，这是第一家。是中央对你们的高度信任。一定要严格进行政审，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外事纪律教育，艺术、作风都要好。要做到绝对保险、万无一失，政治上不出问题。同时要求文化局写下保证书，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
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武汉杂技团此行，“为国争光，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按照中央要求和各级领导指示精神，我们严肃认真，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艺术上、作风纪律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夏菊花代表团部提出了“三过硬”（政治、艺术、作风过硬）、“三放心”（让党和国家放心、各级组织放心、家人放心）、“四满意”（法国观众满意、法方公司满意、我驻法使馆满意、文化部和省市各级领导满意）、满堂红的总要求。同志们说：“这是中央对我们的高度信任，也是我们团、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光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党和国家声誉。请党放心，我们一定听党话，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听从指挥；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对祖国的爱搞好这次演出，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决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交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文化部外联局领导集体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并由夏菊花和我连夜写了书面报告送外联局，也算是立了军令状。
第二天，我们离开北京，踏上赴法演出的非常之旅。
巴黎号称世界艺术之都。据使馆同志介绍，巴黎每天有130多种演出，其中不乏世界知名的表演团体；还有上千家电影院和娱乐、体育活动场所。要想在巴黎演出界占有一席之地不容易，要在巴黎一个剧场连续演出几个月杂技来赢得观众喜爱更不容易。法方公司曾请我们看了一场阿根廷拉丁舞团的演出，演出很棒，观众很多。可是请我们看另一场马戏演出，情况就大为不妙，观众席可容纳2500人，而连我们全团60人在内，一共只有100多名观众观看。由于政治气候特殊，法国媒体一般不登我们演出的广告；我们这次决定成行较晚，法方也未能像通常那样提前半年宣传、组织观众，只是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才在酒楼橱窗等地方贴出海报，也只能在我们边演出时边售票。但是隆布罗索先生深信我们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同时根据法国观众的欣赏口味，要求我们增加中国传统特色的、热热闹闹的《大武术》，并且一定要演出《耍花坛》《水流星》等传统节目，以突出中国特色。
我们10月25日到达巴黎，稍事休息，当晚全团就到冬季马戏场装台、整理道具。26日从早到晚，在马戏场紧张排练了一整天。因为时差关系，头天晚上大家都未睡好，白天排练时昏昏欲睡，有些演员连眼皮子都睁不开。马戏场的表演圈比通常的要小，台板又比较软，所有节目都需重新调度、调整。《大武术》要组合演员重新赶排。许多节目的高难动作一下都难以完成。大家硬是咬牙拼搏，一遍不成，再来一遍，直到节目达到演出标准为止。紧接着马不停蹄，在27日晚进行彩排并招待新闻界，28日晚正式公演。全团同志没休息一天，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彩排完成得非常精彩，受到媒体和我方使馆同志高度赞扬。隆布罗索先生高兴地对团长说：“这个团是第一流的！”首场演出正如隆布罗索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从开场到结束，见多识广的法国观众一直沉浸在惊喜、欢乐、紧张、陶醉之中。两个小时的节目，观众掌声多达200多次。高潮处，全场轰动，许多人起立鼓掌，不停呼唤着：“Bravo！”（好！）欢呼声、口哨声、跺脚声，连连不断。有个小姑娘看得高兴，一下回过头去抱着妈妈脸上一亲，一下又回过头来使劲拍着小手。演出闭幕时，许多观众大声喊着：“NO！NO！”迟迟不愿离去。演员们卸完妆离开剧场时，还未散尽的观众向我们鼓掌致意；有的人车子已经启动，又停下来伸出大拇指叫好；有的请演员签名留念。首演完满成功，取得了轰动性的
效应。
为了巩固演出质量，团长决定，将一次法方安排的参观活动取消，改为排练。在只有一场演出的周二周五上午，都坚持练功。每场演出，团部领导和节目编导必有一人坐在观众席中，和观众一起观看节目，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各个节目组的同志，每次演完下来，也都自行交换意见，随时切磋，改进提高。
但是，由于边演出边售票，11月上中旬上座情况并不理想。除有少数包场外，一般只在五成左右。演员们深知责任重大，人人关心上座情况。他们说：“越是观众不多，我们越要演好。我们要用我们的演出做活宣传，用我们的艺术征服巴黎人。”他们说到做到，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搞好演出上。正是由于演员们怀着爱国之心、为国之志，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对待每场演出都像对待首场那样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因而每场都博得满堂彩，每场都取得和首场同样的效果，影响不断扩大，观众反映强烈，街谈巷议，有口皆碑。媒体陆续进行报道。《巴黎晚报》发表了《十四个中国青年乘一辆自行车》的简短报道，幽默地说：“这无疑是解决交通拥挤的最佳方式，条件是，必须具有和以陈汉生为首的这些中国青年艺术家同样娴熟的车技。”《费加罗报》以《真正的杰作》为题，对演出节目逐一做了赞评，称整个演出“无须任何联想，因为每一幕都是一部杰作，都自有其高超与令人陶醉之处”，“真是天上之圣境”。“然而，更圣之圣境还得靠李莉萍”。高度赞扬李莉萍“是一位举世无双、美丽得像一颗心的姑娘”。“1985年她年方13岁，便以其腰功、柔软和平衡能力在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上荣膺金小丑奖。”她的表演“使观众惊呆了：这是怎样的多姿多彩，怎样的潇洒，怎样的优美，怎样的不可思议！”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则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以黑体字刊登了《武汉杂技团在巴黎，精湛表演掌声如雷》的报道，说：“惊险动作，高超技艺，风靡巴黎，机会难逢，万勿错过。”并在第四版以近半版的版面登载了多幅节目剧照。终于，法国国家电视台二台、三台和民办一台，先是在新闻节目中对演出做了简短报道，并一致称赞“节目非常优美，演员水平很高”。接着，电视二台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了《转碟》的全部录像。局面终于打开，武汉杂技团声名远播。从11月下旬起，连连满场、包场。接着，不但日场满场，夜场也满场（在巴黎，夜场满场比日场满场要难）。使馆同志说：“你们能够满场，真不容易！” 虽然当时中法关系处于低谷，但仍有政府官员如内政部部长、教育部负责人、农业部前部长等观看了演出。其中，内政部部长是自己买票一家八口一起来看的，看后交口称赞。巴黎市政府主管外事与文化的副市长，受市长希拉克委托来看演出，并与演员合影。他对演员说，演出“非常优美，富有诗意，很有艺术魅力，使巴黎人民得到了美的享受，我代表巴黎市政府和巴黎人民对你们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在巴黎生活得愉快。如果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一位观众对翻译说：“去年看过一个团的演出，他们不行。你们个个节目都好，个个都是冠军。你们应该每年来巴黎演出。”一位剧场工作人员说：“我每天都在看你们的节目，你们不是一天演得好，是每一天每一场都演得好；不是一个节目好，是每个节目都好。”一位巴尔勒瓦太太向杂技团捐赠了500法郎。她说她是搞护理工作的，怕有演员负伤需要治疗，象征性地捐一点钱表表心意。照看剧场洗手间的一位老太太，每当演狮子的两位演员下台经过，她都要给他们糖吃，说是“吃了顺气，不吃容易喘气”。后来又送了三盒糖给全团演员吃。她说：“我捐不起500法郎，只有买点糖表示表示。”华人钱法仁先生全家观看了演出，写信给两位团长：“贵团此次在巴黎胜利演出，观众一致称赞。街谈巷议，均谓叹为观止。执事为国海外贤劳，所收国民良好外交，无法估计。”
法方安排我们每周演出九场，每星期六从下午2时到晚上连续演出三场，星期日下午、晚上接连演出两场。演员、乐队员从中午12时进入马戏场，直到晚上12时才能离开，其间不能吃顿饱饭，不能很好地休息，只能在后台或舞台找个角落小憩一下，然后补一补妆。法方要求演出的大型节目比较多，全体演职员，尤其男演员相当劳累、辛苦，但仍鼓足精神，把每一场演好。有的演员不适应巴黎的气候，感冒发烧，照样演出不误。有的演员有伤痛，在演出间隙就趴在地上，请别的演员在他身上踩一踩，帮助活动活动筋骨，继续上场。个别实在伤得比较厉害、一时难以上场的，马上就有别的演员替他补上，尽管那位演员本身负担已经很重，也二话不讲。大家团结友爱，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埋怨，从不“偷工减料”。一上舞台，精神抖擞，面含微笑，显得轻松自如。曾经邀请武汉杂技团到荷兰演出的美登先生，偕夫人专程从荷兰来观看星期六晚上最后一场演出，极力称赞演员精神面貌良好。他说：“你们今天已经是连续演出的第三场了，但看上去还像演第一场一样，艺术水平比过去更高，更有魅力了。”法国观众说：“一天连演三场，还是那么精彩，简直不可思议。”我国核安全局两位专家，看了演出和观众欢腾的热烈场景，红着眼眶到后台来说：“我都几乎要掉泪了。我们中国不是什么都不行。你们的艺术就非常好。你们完全应该多出来演，多宣传。”北京、天津两位到法国举办画展的一级美术师，其中一位是湖北人，激动地对我们说：“你们演得太好了，太美了！我为祖国感到自豪！为老乡感到自豪！”
由于当时政治气候特殊，团部制订了一些特殊的措施和纪律，演员都能理解，自觉遵照执行，决不自行其是。他们处处讲文明，有礼貌，守纪律，受到各方好评。在后台，演员的服装、道具、化妆品等，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场演出结束后，将后台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季马戏场是有名的百年老剧场，接待过无数著名的表演团体。马戏场经理开始对我们比较冷淡，见了我们不理不睬，渐渐变得热情起来，主动和我们打招呼问好。后来他对使馆同志和团长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凡是到我们剧场来演出的，我没有不对他们发脾气、不对他们提出批评的。唯独你们这个团，我没有发脾气。开始以为这么多人的团，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搞得乱糟糟。不想这个团不仅演出好，而且很文明，很有礼貌，又讲卫生，后台很有条理，与我们的工作人员相处都很好。特别是对观众非常负责任，不管人多人少，都一样认真、热情，非常难得。我真舍不得你们走。希望你们以后再来这里，演三个月，演一年，我都欢迎。请一定将我的意思转达给全体演员。”法方舞台监督也说：“我干这工作已经15年了，接待过不少团，但像你们这样好的团，算是第一个。”经理在最后举行了鸡尾酒会，为武汉杂技团饯行。
当时已78岁高龄的隆布罗索先生对我使馆文化参赞和中国演出公司代表说：“这个团是中国最好的团，是第一流的团。”他还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一定会很快克服困难。我对中国人民充满希望。我很喜欢你们中国人。”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们的演员自己做了一桌菜，请使馆同志作陪，团长请他在我们下榻的旅馆房间里吃饭。他知道我们的演员喜欢喝中国白酒，亲自买了几瓶茅台给演员喝。
此时正逢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巴黎的恐怖活动也有所增加。原来法方和我们都曾担心会有人来乘机捣乱（以前有过此类事件），采取了预防措施。结果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使馆同志说：“关键是队伍内部的素质。你们人多，演出这么好，影响大，管理、组织又严密，无缝可钻，那些人也就不敢来找麻烦了。”
演出越到后期，买票情况越是紧张。马戏场卖了加票、站票，仍不敷需要，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法国外交部文化联络司要来看演出，那一周的票却已全部卖完，法方公司无票可给，只有反过来找我们要工作票进行调剂。
演出后期，法国台尔蒙音像公司与我们签订合同，以较高的酬金将我们的节目全部录像，准备将两个小时的演出编制成80分钟的录像，待我们回国后在法国播映。这在那些年是前所未有的。
上座率越好，演员情绪越高，但是他们毫不自满。他们说：“我们直到最后一场也要让观众满意，决不把遗憾留在巴黎。”与此同时，
我们对舞台装置、道具、保险设施进行了多次安全检查，防止出现任何意外事故。演出越来越顺，质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过去还有提高，直到12月31日晚上落下帷幕，盛况一直不衰。使馆同志和法方公司的人都说：“你们的艺术征服了巴黎人。”
这次演出成功，从始至终与使馆的领导、关心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以吴春德文化参赞为首，文化处的同志全力以赴。他们三天两头到我们这里来，从政治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指导，帮助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演出的最后一场，文化处全体同志来帮助拆台，第二天和我们一起欢度元旦，直到最后一天把我们送到机场，大家依依不舍，几致洒泪而别。我国驻法大使周觉，12月30日晚上观看了演出。他对全体演员十分高兴地说：“你们这次能到法国演出，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高度信任。你们在巴黎演出80多场，场场观众都这么热烈，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和精湛艺术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不仅欣赏了你们的艺术，也分享了法国人民的友谊和热情掌声给予的荣誉。你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帮助使馆开展了文化外交，不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取得了非常非常圆满的成功！”1990年元旦，周觉大使向全团每位同志赠送了新年贺卡。
我们于1990年1月初回到武汉。《湖北日报》立即派记者对此行进行采访。1月18日，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该报记者刘庆林采写的长篇报道《祖国，在他们心中》。
1月22日，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表彰武汉杂技团的通知》。通知写道：“武汉杂技团自一九八九年十月下旬至年底赴巴黎执行有偿演出任务，现已圆满完成使命回国。在为期两个月，多达八十二场的演出活动中，该团全体同志自始至终以精湛的艺术、严格的纪律和良好的道德风貌赢得了法国观众、演出商和剧场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和高度赞誉，得到我驻法使馆的表扬，在当前的形势下，武汉杂技团的演出成功为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宣传我国形象和反映我国人民精神风貌做出可贵贡献，特予表扬。希望武汉杂技团继续发扬好思想、好作风，在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次商业性的演出受到文化部的表彰，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与此同时，武汉市人民政府也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全团同志不负党和国家的信任，不负各级组织的嘱托，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为国争光，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圆满地实现了“三过硬”“三放心”“四满意”满堂红的目标。（编辑 王 雪）
（作者是武汉市文化局原党委书记）
1989年秋冬，正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无理实施制裁、东欧发生剧变之际。巴黎当时又是一些反华分子聚集之所，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我国一般不派大型演出团体到欧美演出。我国驻法使馆也曾向法方公司建议武汉杂技团商演改期进行。但隆布罗索先生对我方非常友好，对武汉杂技团深有信心，坚持要武汉杂技团如期到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演出公司报文化部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由国务委员李铁映签发，同意武汉杂技团到法国演出。文化部分管外事工作的刘德有副部长对夏菊花及武汉杂技团团长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批准武汉杂技团赴法演出，这是第一家。是中央对你们的高度信任。一定要严格进行政审，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外事纪律教育，艺术、作风都要好。要做到绝对保险、万无一失，政治上不出问题。同时要求文化局写下保证书，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
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武汉杂技团此行，“为国争光，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按照中央要求和各级领导指示精神，我们严肃认真，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艺术上、作风纪律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夏菊花代表团部提出了“三过硬”（政治、艺术、作风过硬）、“三放心”（让党和国家放心、各级组织放心、家人放心）、“四满意”（法国观众满意、法方公司满意、我驻法使馆满意、文化部和省市各级领导满意）、满堂红的总要求。同志们说：“这是中央对我们的高度信任，也是我们团、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光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党和国家声誉。请党放心，我们一定听党话，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听从指挥；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热情，用我们对祖国的爱搞好这次演出，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决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交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文化部外联局领导集体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并由夏菊花和我连夜写了书面报告送外联局，也算是立了军令状。
第二天，我们离开北京，踏上赴法演出的非常之旅。
巴黎号称世界艺术之都。据使馆同志介绍，巴黎每天有130多种演出，其中不乏世界知名的表演团体；还有上千家电影院和娱乐、体育活动场所。要想在巴黎演出界占有一席之地不容易，要在巴黎一个剧场连续演出几个月杂技来赢得观众喜爱更不容易。法方公司曾请我们看了一场阿根廷拉丁舞团的演出，演出很棒，观众很多。可是请我们看另一场马戏演出，情况就大为不妙，观众席可容纳2500人，而连我们全团60人在内，一共只有100多名观众观看。由于政治气候特殊，法国媒体一般不登我们演出的广告；我们这次决定成行较晚，法方也未能像通常那样提前半年宣传、组织观众，只是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才在酒楼橱窗等地方贴出海报，也只能在我们边演出时边售票。但是隆布罗索先生深信我们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同时根据法国观众的欣赏口味，要求我们增加中国传统特色的、热热闹闹的《大武术》，并且一定要演出《耍花坛》《水流星》等传统节目，以突出中国特色。
我们10月25日到达巴黎，稍事休息，当晚全团就到冬季马戏场装台、整理道具。26日从早到晚，在马戏场紧张排练了一整天。因为时差关系，头天晚上大家都未睡好，白天排练时昏昏欲睡，有些演员连眼皮子都睁不开。马戏场的表演圈比通常的要小，台板又比较软，所有节目都需重新调度、调整。《大武术》要组合演员重新赶排。许多节目的高难动作一下都难以完成。大家硬是咬牙拼搏，一遍不成，再来一遍，直到节目达到演出标准为止。紧接着马不停蹄，在27日晚进行彩排并招待新闻界，28日晚正式公演。全团同志没休息一天，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彩排完成得非常精彩，受到媒体和我方使馆同志高度赞扬。隆布罗索先生高兴地对团长说：“这个团是第一流的！”首场演出正如隆布罗索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从开场到结束，见多识广的法国观众一直沉浸在惊喜、欢乐、紧张、陶醉之中。两个小时的节目，观众掌声多达200多次。高潮处，全场轰动，许多人起立鼓掌，不停呼唤着：“Bravo！”（好！）欢呼声、口哨声、跺脚声，连连不断。有个小姑娘看得高兴，一下回过头去抱着妈妈脸上一亲，一下又回过头来使劲拍着小手。演出闭幕时，许多观众大声喊着：“NO！NO！”迟迟不愿离去。演员们卸完妆离开剧场时，还未散尽的观众向我们鼓掌致意；有的人车子已经启动，又停下来伸出大拇指叫好；有的请演员签名留念。首演完满成功，取得了轰动性的
效应。
为了巩固演出质量，团长决定，将一次法方安排的参观活动取消，改为排练。在只有一场演出的周二周五上午，都坚持练功。每场演出，团部领导和节目编导必有一人坐在观众席中，和观众一起观看节目，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各个节目组的同志，每次演完下来，也都自行交换意见，随时切磋，改进提高。
但是，由于边演出边售票，11月上中旬上座情况并不理想。除有少数包场外，一般只在五成左右。演员们深知责任重大，人人关心上座情况。他们说：“越是观众不多，我们越要演好。我们要用我们的演出做活宣传，用我们的艺术征服巴黎人。”他们说到做到，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搞好演出上。正是由于演员们怀着爱国之心、为国之志，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对待每场演出都像对待首场那样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因而每场都博得满堂彩，每场都取得和首场同样的效果，影响不断扩大，观众反映强烈，街谈巷议，有口皆碑。媒体陆续进行报道。《巴黎晚报》发表了《十四个中国青年乘一辆自行车》的简短报道，幽默地说：“这无疑是解决交通拥挤的最佳方式，条件是，必须具有和以陈汉生为首的这些中国青年艺术家同样娴熟的车技。”《费加罗报》以《真正的杰作》为题，对演出节目逐一做了赞评，称整个演出“无须任何联想，因为每一幕都是一部杰作，都自有其高超与令人陶醉之处”，“真是天上之圣境”。“然而，更圣之圣境还得靠李莉萍”。高度赞扬李莉萍“是一位举世无双、美丽得像一颗心的姑娘”。“1985年她年方13岁，便以其腰功、柔软和平衡能力在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上荣膺金小丑奖。”她的表演“使观众惊呆了：这是怎样的多姿多彩，怎样的潇洒，怎样的优美，怎样的不可思议！”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则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以黑体字刊登了《武汉杂技团在巴黎，精湛表演掌声如雷》的报道，说：“惊险动作，高超技艺，风靡巴黎，机会难逢，万勿错过。”并在第四版以近半版的版面登载了多幅节目剧照。终于，法国国家电视台二台、三台和民办一台，先是在新闻节目中对演出做了简短报道，并一致称赞“节目非常优美，演员水平很高”。接着，电视二台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了《转碟》的全部录像。局面终于打开，武汉杂技团声名远播。从11月下旬起，连连满场、包场。接着，不但日场满场，夜场也满场（在巴黎，夜场满场比日场满场要难）。使馆同志说：“你们能够满场，真不容易！” 虽然当时中法关系处于低谷，但仍有政府官员如内政部部长、教育部负责人、农业部前部长等观看了演出。其中，内政部部长是自己买票一家八口一起来看的，看后交口称赞。巴黎市政府主管外事与文化的副市长，受市长希拉克委托来看演出，并与演员合影。他对演员说，演出“非常优美，富有诗意，很有艺术魅力，使巴黎人民得到了美的享受，我代表巴黎市政府和巴黎人民对你们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在巴黎生活得愉快。如果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一位观众对翻译说：“去年看过一个团的演出，他们不行。你们个个节目都好，个个都是冠军。你们应该每年来巴黎演出。”一位剧场工作人员说：“我每天都在看你们的节目，你们不是一天演得好，是每一天每一场都演得好；不是一个节目好，是每个节目都好。”一位巴尔勒瓦太太向杂技团捐赠了500法郎。她说她是搞护理工作的，怕有演员负伤需要治疗，象征性地捐一点钱表表心意。照看剧场洗手间的一位老太太，每当演狮子的两位演员下台经过，她都要给他们糖吃，说是“吃了顺气，不吃容易喘气”。后来又送了三盒糖给全团演员吃。她说：“我捐不起500法郎，只有买点糖表示表示。”华人钱法仁先生全家观看了演出，写信给两位团长：“贵团此次在巴黎胜利演出，观众一致称赞。街谈巷议，均谓叹为观止。执事为国海外贤劳，所收国民良好外交，无法估计。”
法方安排我们每周演出九场，每星期六从下午2时到晚上连续演出三场，星期日下午、晚上接连演出两场。演员、乐队员从中午12时进入马戏场，直到晚上12时才能离开，其间不能吃顿饱饭，不能很好地休息，只能在后台或舞台找个角落小憩一下，然后补一补妆。法方要求演出的大型节目比较多，全体演职员，尤其男演员相当劳累、辛苦，但仍鼓足精神，把每一场演好。有的演员不适应巴黎的气候，感冒发烧，照样演出不误。有的演员有伤痛，在演出间隙就趴在地上，请别的演员在他身上踩一踩，帮助活动活动筋骨，继续上场。个别实在伤得比较厉害、一时难以上场的，马上就有别的演员替他补上，尽管那位演员本身负担已经很重，也二话不讲。大家团结友爱，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埋怨，从不“偷工减料”。一上舞台，精神抖擞，面含微笑，显得轻松自如。曾经邀请武汉杂技团到荷兰演出的美登先生，偕夫人专程从荷兰来观看星期六晚上最后一场演出，极力称赞演员精神面貌良好。他说：“你们今天已经是连续演出的第三场了，但看上去还像演第一场一样，艺术水平比过去更高，更有魅力了。”法国观众说：“一天连演三场，还是那么精彩，简直不可思议。”我国核安全局两位专家，看了演出和观众欢腾的热烈场景，红着眼眶到后台来说：“我都几乎要掉泪了。我们中国不是什么都不行。你们的艺术就非常好。你们完全应该多出来演，多宣传。”北京、天津两位到法国举办画展的一级美术师，其中一位是湖北人，激动地对我们说：“你们演得太好了，太美了！我为祖国感到自豪！为老乡感到自豪！”
由于当时政治气候特殊，团部制订了一些特殊的措施和纪律，演员都能理解，自觉遵照执行，决不自行其是。他们处处讲文明，有礼貌，守纪律，受到各方好评。在后台，演员的服装、道具、化妆品等，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场演出结束后，将后台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季马戏场是有名的百年老剧场，接待过无数著名的表演团体。马戏场经理开始对我们比较冷淡，见了我们不理不睬，渐渐变得热情起来，主动和我们打招呼问好。后来他对使馆同志和团长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凡是到我们剧场来演出的，我没有不对他们发脾气、不对他们提出批评的。唯独你们这个团，我没有发脾气。开始以为这么多人的团，两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搞得乱糟糟。不想这个团不仅演出好，而且很文明，很有礼貌，又讲卫生，后台很有条理，与我们的工作人员相处都很好。特别是对观众非常负责任，不管人多人少，都一样认真、热情，非常难得。我真舍不得你们走。希望你们以后再来这里，演三个月，演一年，我都欢迎。请一定将我的意思转达给全体演员。”法方舞台监督也说：“我干这工作已经15年了，接待过不少团，但像你们这样好的团，算是第一个。”经理在最后举行了鸡尾酒会，为武汉杂技团饯行。
当时已78岁高龄的隆布罗索先生对我使馆文化参赞和中国演出公司代表说：“这个团是中国最好的团，是第一流的团。”他还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一定会很快克服困难。我对中国人民充满希望。我很喜欢你们中国人。”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们的演员自己做了一桌菜，请使馆同志作陪，团长请他在我们下榻的旅馆房间里吃饭。他知道我们的演员喜欢喝中国白酒，亲自买了几瓶茅台给演员喝。
此时正逢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巴黎的恐怖活动也有所增加。原来法方和我们都曾担心会有人来乘机捣乱（以前有过此类事件），采取了预防措施。结果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使馆同志说：“关键是队伍内部的素质。你们人多，演出这么好，影响大，管理、组织又严密，无缝可钻，那些人也就不敢来找麻烦了。”
演出越到后期，买票情况越是紧张。马戏场卖了加票、站票，仍不敷需要，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法国外交部文化联络司要来看演出，那一周的票却已全部卖完，法方公司无票可给，只有反过来找我们要工作票进行调剂。
演出后期，法国台尔蒙音像公司与我们签订合同，以较高的酬金将我们的节目全部录像，准备将两个小时的演出编制成80分钟的录像，待我们回国后在法国播映。这在那些年是前所未有的。
上座率越好，演员情绪越高，但是他们毫不自满。他们说：“我们直到最后一场也要让观众满意，决不把遗憾留在巴黎。”与此同时，
我们对舞台装置、道具、保险设施进行了多次安全检查，防止出现任何意外事故。演出越来越顺，质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过去还有提高，直到12月31日晚上落下帷幕，盛况一直不衰。使馆同志和法方公司的人都说：“你们的艺术征服了巴黎人。”
这次演出成功，从始至终与使馆的领导、关心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以吴春德文化参赞为首，文化处的同志全力以赴。他们三天两头到我们这里来，从政治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指导，帮助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演出的最后一场，文化处全体同志来帮助拆台，第二天和我们一起欢度元旦，直到最后一天把我们送到机场，大家依依不舍，几致洒泪而别。我国驻法大使周觉，12月30日晚上观看了演出。他对全体演员十分高兴地说：“你们这次能到法国演出，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高度信任。你们在巴黎演出80多场，场场观众都这么热烈，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和精湛艺术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不仅欣赏了你们的艺术，也分享了法国人民的友谊和热情掌声给予的荣誉。你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帮助使馆开展了文化外交，不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取得了非常非常圆满的成功！”1990年元旦，周觉大使向全团每位同志赠送了新年贺卡。
我们于1990年1月初回到武汉。《湖北日报》立即派记者对此行进行采访。1月18日，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该报记者刘庆林采写的长篇报道《祖国，在他们心中》。
1月22日，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表彰武汉杂技团的通知》。通知写道：“武汉杂技团自一九八九年十月下旬至年底赴巴黎执行有偿演出任务，现已圆满完成使命回国。在为期两个月，多达八十二场的演出活动中，该团全体同志自始至终以精湛的艺术、严格的纪律和良好的道德风貌赢得了法国观众、演出商和剧场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和高度赞誉，得到我驻法使馆的表扬，在当前的形势下，武汉杂技团的演出成功为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宣传我国形象和反映我国人民精神风貌做出可贵贡献，特予表扬。希望武汉杂技团继续发扬好思想、好作风，在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次商业性的演出受到文化部的表彰，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与此同时，武汉市人民政府也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全团同志不负党和国家的信任，不负各级组织的嘱托，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为国争光，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圆满地实现了“三过硬”“三放心”“四满意”满堂红的目标。（编辑 王 雪）
（作者是武汉市文化局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