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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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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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朝廷,开创了黄老学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司马迁所说“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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