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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的两部电影在4月下旬“背靠背”公映,其引发的社会舆论反映出人们尤其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正在以怎样的态度和历史观,来面对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巨大创伤。
都是叙述1937年冬天的南京,《南京!南京!》说着中国人在破城之后的抵抗和营救,《拉贝日记》说着德国人拉贝在南京城难民营里的拯救。这两部电影在4月下旬“背靠背”公映,其引发的社会舆论反映出人们尤其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正在以怎样的态度和历史观,来面对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巨大创伤。
影像最有可能跨越各个民族的文化隔阂,它的影响力往往胜过了文字。在如今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这个题材就决定了影片根本没有平庸的可能,过多的质疑会被爱国情绪所唾弃。电影人以尊重历史的前提出发,来唤回公众的思考,是值得称赞的,但不该因此忽略了对电影拍摄艺术和制作上的探讨和评价。
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南京!南京!》在大规模公映前,曾在杭州的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放映。4月17日,足以容纳2000多人的剧场几乎座无虚席,影片结束后大家的激动情绪让陆川觉得仿佛身处一场演唱会。一位男观众冲上台前,“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看到这部电影。记住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强自立”。陆川将自己刚收到的鲜花献给了这个观众:“观众们远远跑在了我们电影人前面。他们的自信、宽容以及内心的强大让我觉得特别棒。”
现场也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日本演员中泉英雄(士兵角川的扮演者)准备发言时,二楼的观众席位上忽然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巴嘎(日文中笨蛋的意思)。”陆川非常紧张,中泉似乎在哭,气氛凝重起来。很快观众席上传出了另外一种声音,“不要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很勇敢”……还有年轻人站起来用日文发言,他对中泉说,“谢谢你,日本朋友”。中泉回到休息室后嚎啕大哭,“受不了现场那种感觉,心情很复杂。为什么他会那么说?”中泉听懂了那人说的“巴嘎”。
陆川说,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真实的力量。他对电影开头那场巷战的要求就是符合战争规律,不要犯军事错误,现场逼真度达到了95%。影片黑白的色调和结尾一张张的人物黑白照,加重了影片的真实度和厚重感。电影里的所有角色几乎都有原型,陆川在前期准备时阅读了所有可能搜集到的日本兵日记和中国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拍摄现场也到处堆满了供演员们阅读的书籍和资料。但把多个原型的故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真实了吗?
刘烨扮演的中国下层军官陆剑雄是当初在南京坚持守城和巷战的中国军人的代表;和刘烨一起进行巷战的娃娃兵小豆子,原型来自于陆川在四川建川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张照片,“是一张娃娃兵的照片,叫季万方,浑身挂满了水壶和杯子。他是被日军俘虏的年龄最小的士兵,据说后来也是被杀掉了。”陆川在参阅大量的日记和史料后提出,当年中国军人在破城后的抵抗太激烈了,才导致了日本人报复性的大屠杀。但观众在电影里可能很难直接获得这种感受。
高圆圆扮演的安全区领导者之一姜淑云综合了一些中国教师的事迹,角川是根据多个日本兵的日记综合而成的角色。美国传教士维特琳在日记里记载了日本兵向她索要十字架,陆川将这个故事安在了角川和姜淑云两人的身上。陆川在一个中国教师的日记里看到“日本兵在一次行动中搜查(中国)男人,经过外国人的协商,日军答应有亲属的可以走(记者注:同意释放有妻子的男人),有一位老师就换衣服救了六个人,最后被日本兵发现”。于是姜淑云在《南京!南京!》中重现了这位老师当年的英勇,另外这个人物也是陆川献给张纯如(第一个向英语世界披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和魏特琳(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领导者之一)这两位女性的。
陆川在电影里还花了大量笔墨细致地刻画了妓女小江这个角色,“日军入城后凌辱了两万到八万的女性。但在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里,中国女性除了被污辱,也有过反抗和拯救别人的历史”。妓女小江自愿去当慰安妇,她在教堂的阳光下伸出的手是电影里最感人的段落之一。同时慰安所也在中国银幕上第一次得到了够分量的呈现。
即使已经把大量素材集中在了个别人物身上,《南京!南京!》还是没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所有的中国人角色如散兵式分布在影片的各个段落,分别承担着代表当时某个人群的功能。尤其是在拉贝秘书唐先生一家三口的角色设置上,范伟扮演的唐先生是最终醒悟的汉奸角色,唐妻是享受安逸的母亲角色,唐小妹代表着当初南京城里忽遭劫难的大量青春少女。或许正是太过于在乎对南京城里各式人物的展现,《南京!南京!》在后半段失去了节制,成了暴行的不断累积,摸不清导演真实的意图。
陆川的野心和欲望
陆川本来安排了陆剑雄和姜淑云的爱情故事,他最初准备让陆剑雄进入难民营直到最后逃出南京,以此来贯穿电影始终。但拍摄进程改变了陆川的想法,因为刘烨1米86的个子站在难民营的群众演员里太扎眼,“我要是日本人一枪就给他崩了,不可能给他活着的机会,他太像当兵的了。”陆川不想让电影在逻辑上有漏洞,于是第一主演刘烨作出了牺牲,他只出现在了影片前半小时的段落里。
于是《南京!南京!》贯穿前后的只剩下了角川这条明线,和小豆子这条暗线。角川这个角色代表着陆川本人对于战争的反思,但这样善良甚至对战争进行反思的日本兵是否真实,正在成为争论的焦点。小豆子被陆剑雄保护着活了下来,然后传递到姜淑云的手里,又是姜淑云用自己的生命震撼了角川,使得角川把孩子释放了。
电影自日本兵角川开篇,到角川最后饮弹自杀时本可以结束,但陆川在结局处安排了一段和之前的影像完全不同风格的写意镜头:小豆子和老赵活了下来,在阳光下吹着蒲公英,大笑。这一段落让很多人觉得憋闷,但陆川说他拍到那儿时已经快崩溃,他不想再收获当初《可可西里》公映后的“导演真没人性”这种评价,“我特别希望孩子能够活下来,能够大声笑着走出阴霾和死亡”。
尽管如此,陆川的影像风格整体上还是过于冷静。他偶尔会情绪失控,结局处是一例,还有就是电影中段让刘烨等大批中国军人临死前高呼“中国不会亡”,这个段落完全不像是陆川的作品。但陆川大多时候还是任性和孤傲的,尤其是在日本兵的入城仪式上,让无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该段落在这部意图以真实取胜的影片中的含意。这是陆川在剧本之初就想好的场景,他承认该段落的象征意义大于真实意义,但这是他特别想拍的一个场景。
约翰·拉贝
陆川试图书写的是中国人自己拯救自己的历史,但他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约翰·拉贝这个人物。约翰·拉贝是当时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负责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和国际女子学校的外籍老师瓦莱莉·杜普雷、威尔逊大夫、外交官乔治·罗森等人为数十万的南京老百姓们提供一个寻求庇护和依靠的安全区。他留下了珍贵的《拉贝日记》,最近被翻拍成同名电影即将上映,于是人们难免将两个拉贝进行一番对比。
坦率地说,《南京!南京!》的拉贝是个次要角色,陆川将笔墨着重放在了拉贝秘书唐先生这个虚构的角色上。观众对拉贝在《南京!南京!》中最深的记忆可能就是他中途离开安全区,抛下了难民,为此向被他保护着的中国人下跪这个场景。这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和不快,“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汤道銮教授在观看《南京!南京!》时,看到拉贝下跪,愤然离场。汤道銮还提出,唐先生这个角色是以拉贝的秘书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但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过汉奸,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
人们肯定会好奇,德国导演会如何看待这个颇似辛德勒的德国人。《拉贝日记》这部中德合拍片告诉我們,拉贝其实是纳粹,屠杀最猛烈的时候他还对求助于德国元首抱有幻想,他当上安全区的负责人是被逼上梁山的,糖尿病发作的他捐出了所有的家当是因为当时已经找不到胰岛素。
在拉贝自己的日记里,我们也能轻易察觉拉贝对中国人的成见:他想给难民的孩子们零用钱,可是争抢的人们几乎要把他的衣服撕破;他为一些难民支付医疗费,可是却从一位声称没钱又希望得到免费治疗的病人的被褥下发现了300元钱;他曾让佣人去买一根旗杆,佣人将价值3元的旗杆算作35元向拉贝报账。拉贝还写道,佣人们往往认为富人该对穷人多付出一点,但他认为抱有这样观点的这些人想要赢得战争——根本不可能。
德国导演傅瑞安的这版《拉贝日记》是标准的欧美主流商业电影,从外籍主要演员的选择到摄影、美术、服装、音乐等各方面都异常工整,唯一的遗憾就是中国人成了电影里的背景板,群众演员的选择和表演都异常轻率。张静初饰演的南京女大学生琅书是电影里分量最重的中国角色,也是电影里唯一虚构的人物。但拉贝曾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珍贵照片的年轻人们致谢,这可以看成是拿着照相机的琅书的创作出处。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不得不扮演了这个角色,并且这个角色要求他做出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位英雄,甚至克服了自身的抵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个人命运和历史事件的联系。”傅瑞安说自己想要塑造一个不同寻常的英雄式人物。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拉贝不是完人。“(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在德国还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本片正是借拉贝来向人们讲述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