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写专栏的时候，这是一个月过去的标志。而在各种年度评选如火如荼的时候，这是一年过去的标志。过去的两年中，虽然没有年度总结这样的硬性任务，但是自己还是忍不住煞有介事地总结和展望一番，最主要的是，借机大大地感慨一番。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热闹的关头，由于身在国外的缘故，就年复一年地错过了。不过，国外有国外的好处，他们每年的圣诞本来就像我们的春节一样隆重，满街的灯火灿烂，加上披上彩装的圣诞树，更加温暖和亲切。每一年，我也要置办一番，买来一棵真的诺曼底长大的圣诞树，挂上彩灯，尽管其实我大抵享受不到这样的氛围。过去十年的圣诞节，我几乎都是和儿子一起在滑雪场度过的。而圣诞之后，我就要像候鸟一样飞往达喀尔的起点了。
　　
那是梦开始的地方！我还记得第一次报道达喀尔是在2003年底，那时候我对于这项赛事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很报料地承认，我和组委会都在一个楼里办公。这个楼里还有另外一个更有名的组委会，那就是环法自行车。这是两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赛事，也只能是这些空想出了社会主义的法国佬儿才能说做就做，当年多么二的一群人，成就了后来多么传奇的故事。
　　
那一年，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就像打开了一扇宝藏的大门。对于那一群和我每天在一个食堂吃饭的哥们，心里骤然间充满了敬意。我就开始幻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加入到这个勇敢的行列，在撒哈拉沙漠乃至于整个非洲大陆上纵情穿越？
　　
这是一个多么奢侈的愿望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提出了这个要求的时候，鉴于达到了6位数的报名费，让当时老板犹豫万分。但是当我回法国前一天，他还是批准了我的计划，并且很感慨地说：“有些赛事，我们的读者需要我们的报道；有些赛事，我们需要用来引导我们的读者。”
　　
从此之后，整整十年的时间，我的生活几乎和这项赛事连在了一起。2005年，我在上海筹办了达喀尔拉力赛在中国的第一届推广会，并且正式成为这项赛事在中国的联络人，正式站在了中国汽车越野的最前沿。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差不多最好的车手和车队都参加了达喀尔，并且以参加达喀尔为荣。
　　
更为准确地说，很多人都是以参加过达喀尔，并且取得过怎样的名次为荣，而不是对于这样的挑战，感受到磁石般的吸引力。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像我一样，这个世界上多的都是沽名钓誉和叶公好龙之徒。真的在黄沙弥漫之中，敢于像唐吉坷德一样冲上去的哥们还真是屈指可数。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有了很多朋友，也因为这个缘故，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仅仅是貌似而已。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更为残酷的是，这个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赛事，最终也无法在那块世界上最蛮荒的大路上举办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了太久的年代，虽然没有大型的战争，但是基地组织这样的病毒却让整个文明世界都找不到药方。具体到非洲，2008年的里斯本，赛事在即，法国和西班牙政府临时叫停，最终比赛取消。在非洲生长，并且打着非洲胎记的达喀尔拉力赛并没有由此消失，在另外一块大陆上，甚至迸发出了更强的生命力。
　　
从2009年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的新鲜，到2015年再次回到了阿根廷和智利的老线路上，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比赛缺乏新意，更不要说那种冒险精神和那种极限挑战了。这是怎样一块富足的大陆啊，这是怎样漂亮的风景啊，这是怎样热情地人群啊，也难怪，组委会获得了怎样的欢迎，获得了怎样的影响力，还有现实的经济收益。
　　
一个人，从贫穷变得富有，这不是一个坏事。不过，从此之后，他必须小心翼翼，必须维护这个富有的阶层的所有利益，于是，他也就不得不丧失了勇气，拄起文明的拐杖，不得不变得文明起来。所有的烽烟变得更加道具，所有的角逐更加像一场厂商的游戏，车手们迎接不再是可以吞噬他们的浩瀚大漠，而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公式。
　　
差不多所有的运动项目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比如世界杯，比如奥运会，比如欧洲杯。看起来越来越美，但是如果深入其中，那一群逐利的群像，真的就像黄丹丹说的那样，面目狰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