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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病人间的信任关系对心理疾病的治疗效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由于缺乏监管，一些医生在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越过职业操守的界限，利用病人的心理弱点，实施虐待、操控甚至性侵。在心理治疗的乱象中，我们该何去何从？
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往往有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两个人相对而坐，其中一人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另一人——那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得帮助他走出困境。但是，他知道该怎么做吗？他能使用正确的治疗方法吗？向他敞开心扉是个好主意吗？雖然心理疗法确实可能治愈心理疾病，但让病人痛苦加倍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丈夫去世后，维多利亚在黑暗中越陷越深。这位曾经的急救员和警察生活在博登湖附近，目睹了她的伴侣痛苦死去的全过程。现在她和4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充满绝望，脆弱不堪，过往的噩梦重回——孩提时期她曾遭受严重性侵。维多利亚感觉自己需要帮助。她找到一位创伤治疗师——埃德加·施拉姆。在他的主页上，他自称为精神科专业医生、心理疗法治疗师和创伤治疗师。如今她说：“这个男人给我造成了新的创伤。”在接受了63次治疗后，她才停止见这位医生。如今3年过去了，她试图让这个男人无法继续实施心理治疗，而这是一次非常困难的尝试。
在德国，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一生要陷入一次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的危机：抑郁、恐惧、睡眠障碍、恐慌或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20年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抑郁及让情绪严重失衡的相关障碍将成为继心脏循环系统疾病之后的第二大全民疾病。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但男病人的数量也在不断上涨。每年有约1000万德国人被确诊为某种精神障碍，约120万人接受能够医保报销的心理治疗。
和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人们更有勇气和医生谈起自己的心理困扰。以前的医生很可能要患有睡眠障碍和恐惧症的病人回家好好休息，如今的医生则更倾向于为他们推荐一种心理疗法。
研究证明，65%的病人在接受治疗后感觉有所好转，有些甚至只在少数几次面谈后就看到了疗效。手术、疼痛疗法或物理疗法等其他治疗手段一直以来都疗效欠佳，但是在几十次心理治疗后病情仍然毫无改善的情况也不少。据研究，高达20%的病人在治疗后问题甚至比治疗前更多，也就是说仅仅在德国，就有每年24万人次。
没有什么医疗领域比心理治疗领域更缺乏监管。首先是心理疾病很难确诊，毕竟精神上的痛苦不像血压或血糖值一样可以准确量化。每种疗法都必须为每个人量身定制。同样难以判断的还有，到底是哪一部分治疗方案对症状的改善或恶化起了作用。如果一个病人陷入了更深的痛苦，是因为生活所逼，还是心理治疗师的错误疗法？
在心理疗法中，医生和病人的性格特点比在其他任何治疗手段中都要重要。一名外科医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还是个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一位病人是不友好还是有魅力，都无关紧要，但这些对心理治疗而言却意义重大。研究证实，安全感对于治愈率尤其重要。但是病人如何能保证自己确实得到了值得信赖的专业心理治疗呢？
和其他医学科目一样，心理疗法也有保证质量的准则。每个联邦州都设有的心理治疗师协会确立了“行业义务”，即专业协会道德标准。据规定，治疗师有义务让自己接受继续教育，详实记录治疗过程，为病人解释说明治疗目标。身体接触是禁忌，除非是握手欢迎等接触。尤其重要的是“节制准则”，以“荣誉监守”自居的独立协会“心理疗法中的伦理”将之定义为：“在心理疗法治疗或训练的过程中，我和信任我的病人没有私下、职业上或是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我不会虐待、操控我的病人，或是从事政治、世界观和宗教方面的教化活动。”
58岁的维多利亚来到汉堡讲述她的故事。她带来了5本日记和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打印出的电子邮件，以及创伤治疗师埃德加·施拉姆寄给她的宗教资料。维多利亚对这位医生行为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和所有心理治疗原则背道而驰的男人。
在第一次和施拉姆面谈时，维多利亚就感觉他不知道保持距离。他要求通过实时聊天软件、电子邮件时刻和她保持联系。而在接下来的面谈中，这种令人难受的感觉不断加重。有时候施拉姆会握住她的手，抚摸她，说她是得到了因果报应，必须受到惩罚。治疗和私生活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不清。施拉姆让她去机场接他，有次还要求她为他包扎脐疝。“他总是有理由。”她说，“比如他说自己没法去医院看医生，而我是个急救员，知道如何换绷带。”施拉姆告诉她，他喜欢射击，有次会谈时，他从柜子中拿出了一把自动步枪，让她和他一起将之拆卸、擦净。为何她不拒绝这一切呢？因为他和她说过：“我正在实行一项独特的疗法，它能帮助你。”“施拉姆对我的态度既傲慢又草率。”如今她说。那时她只想恢复健康，她以为自己必须忍受这一切。
然而有一天，她终于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在治疗中，施拉姆告诉她，她有24种人格，而她相信了这个轻率的结论。施拉姆说，他很了解“分离型人格障碍”。他要和她一起毁掉她的一个名为“布鲁图斯”的邪恶面。接下来，施拉姆对她动粗了，直到这时，维多利亚才终于清醒过来，结束了这噩梦般的治疗。同时，她向施拉姆所属的医生联合会以及精神创伤协会等专业协会提出了申诉。对此，施拉姆将责任推给了维多利亚，表示一切的起因是她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他只是不想让她失望才施此权宜之计。
米夏埃拉·胡博等专家对这位医生的行为摇头不已。胡博领导着位于哥廷根的“德国创伤和分裂症”协会。她不认识施拉姆，只看到了维多利亚的报告和施拉姆的陈述。“分裂型人格障碍”是她的专长领域。她表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做个结构性问卷调查，并下诊断。即使维多利亚真的存在这种障碍，“试图像驱赶魔鬼一样毁掉某种人格”的治疗方法也是不对的。胡博认为这种行为是危害社会的江湖骗术。
维多利亚的经历虽然有些极端，但也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怀抱康复希望的病人愿意忍受怎样糟糕的医生。心理治疗师安德莉亚·施罗伊是“心理治疗中的伦理”协会的主席，我们在埃森市中心的一家酒馆会面。“在透明化方面，我们问题很大。”她说。13年前，她建立起这个协会。当时她是医保联合会代表，在了解到心理治疗师的数量后，她表示必须裁减规模，因为很多人都不是真正的治疗师。施罗伊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仔细监管治疗师及其工作内容。因为虽然“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协会可以吊销某个医生的执业许可，但是它们是医生群体的利益代表，在问题出现时，会维护其成员的利益，病人的处境往往会非常艰难。如果他们无法证明治疗造成了伤害，或是没有达到刑事案件的程度，他们的大部分信件都会永远躺在抽屉里。
“心理治疗中的伦理”协会每年能收到约200份病人投诉，考虑到令人担忧的现状，这一数量其实非常少。安德莉亚·施罗伊推测，只有很少一部分病人有勇气发出声音，大部分病人都会怀疑自己，而不是质疑治疗师的能力或性格。
一些病人在开始接受心理治疗时，并没有了解相关信息。大部分人既不知道治疗的指导方针和方法，也不知道和治疗师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于疗效有多重要。如果讨厌治疗师，那么每次面谈都是浪费时间。为了让其成员有选择的自由，德国医疗保险会帮助支付最初的6次面谈体验。病人可以在行为疗法、精神分析基础上的心理疗法和精神分析法之间做出选择。但实际上，选择自由极少能够实现。因为在德国，对于每年超过100万病人来说，只有22323个持证治疗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治疗师的人，绝不愿意将名额拱手让出，哪怕这位治疗师十分不可信，令人讨厌。
朱利安是个大学生，这个爱好体育运动的23岁年轻人希望以后能成为一名教师。两年前他进入大学，突然开始恐惧发言。做大学第一次专题报告时，他就无法发出声音了。他心跳加速，不得不中断演讲，满脸通红地回到自己的座位。那之后，他就不再敢公开发言。他的恐惧不断扩大。不久之后，他开始害怕每次考试。他决定去咨询一位心理医生。那位精神分析师是个严厉的女人，她每周约见他3次。她让他躺在沙发上讲述自己心中所想，她则倾听着，几乎一句话都不说。这个年轻人说起很久以前父母的离异，多年前从加尔米施-帕滕基兴搬家到杜塞尔多夫的经历。“我滔滔不绝，讲得事无巨细。”他回忆道。然而，在治疗室之外，他仍然害怕发言，他的学业不断落后，不久他开始不再关心学业。“我就像处在一个封闭的气泡中，从此只关注自身。”就这样过了一年，在116次心理面谈过后，朱利安的父亲担忧地观察到，他的儿子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以前能够顺利处理的问题，如今却都无法面对了。父亲带他来到一家教会的咨询机构。在那里，心理医生仔细询问他的病情后得出结论，这个年轻人并不需要精神分析，而是需要行为治疗。朱利安同意了。他学习放松地呼吸，使自己恢复平静，参加团体心理治疗，在此过程中练习在其他人面前发言。6个星期后，他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如今他说：“我找错了治疗师。”
安德莉亚·施罗伊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病人咬紧牙关，忽略他们完全正常的直觉。“哪怕在本该50分钟的面谈中，只过了20分钟就被打发走，有些人仍然简单地接受了。就算治疗师没有对他们病情的诊断做出说明，他们仍然会选择容忍。”安德莉亚·施罗伊讲述道，“有些治疗师的治疗没有任何意义和目标，有些心理医生倾诉起他们自己的苦恼，在治疗期间打起了与治疗无关的电话，放下电话后又开始讲其他病人的故事。”有时候病人突然被告知，他们的治疗结束了。“病人们猜测，他们可能让治疗师太累了，也不敢多说什么。”施罗伊说。
一位在巴符州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遇到了一位爱上他的女病人。这个43岁的女秘书渴望得到关注，而这在心理治疗中常常很容易达成。这个女人鼓起勇气才向治疗师坦露了自己的心迹。毕竟他们曾达成一致：她要充满信任地说出一切感想。最初，治疗师很兴奋：这是治疗的一个有价值的进步！后来却显然越来越被这件事情所困扰。他结束了这段信任关系，并把责任归咎于她：他不能为一个爱上了他的病人做心理治疗！女病人很愧疚，同时感觉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安德莉亚·施罗伊说：“在一个病人感到自己终于获得了理解之后，爱情悄悄萌芽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治疗师必须专业地处理这种感情。”安斯巴赫发生的一个案件告诉我们，如果治疗师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此案件中，一个喜欢在傍晚时分为女病人提供治疗的心理治疗师被拘留。他被指和5位病人发生了性关系，一共远超数百次。其中一个女人报了警。现在这位治疗师指出，他并没有实施传统意义上的性侵犯。他的辩护律师表示，这位治疗师始终在维持“真实的感情关系”。
但是，只要一位心理治療师和他的病人发生了性关系，就是一个严重的治疗错误，依照德国法律应判处最高5年监禁：“利用咨询、治疗或照料的时机实施性侵犯。”伦理协会认为，在治疗室中，每年会发生约1400起性侵犯案件。它们刚开始时一般都很隐蔽，仅仅表现为私下会面、牵手和安慰性拥抱，但当女病人敞开心扉之后，治疗师就会突然得寸进尺。
埃德加·施拉姆没有和维多利亚发生性关系。这个男人很可能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因为心理治疗师的伦理准则虽然很美好，但并不是法律。
周三傍晚，埃德加·施拉姆刚刚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创伤心理治疗，很快接起了记者的电话。说到维多利亚对他的指责，他显得有些失望。他表示自己在做很多治疗师做不到的事情：“我允许自己和病人建立亲密关系。”此外，他强调自己所受教育非常全面，可以将不同的治疗方式按需进行混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帮助！他坚信，维多利亚和他之间的这种治疗关系有着自身的活力。
施拉姆说，维多利亚提起投诉的位于柏林的医生协会，将不会跟进这件事。与此相反，心理创伤治疗师协会决定将这位治疗师告上仲裁法庭。只有当他们严重怀疑某位成员时才会这样做，接下来施拉姆可能会被他所在的专业协会除名。在极端的情况下，他所在的医生协会甚至会收回他的工作许可。但是就算没有许可，他仍然可以继续实施治疗，治疗资源的稀缺为他在私人市场带来了最好的机会。
5年前，鲁尔区的一名治疗师性侵了他的一位女病人，被判处缓刑，并被禁止继续行医。现在他的门牌上不再写着“精神分析师”，而是“顾问、教练和组织开发师”，并为那些不知道该在困境中何去何从的心理治疗师提供咨询服务。
[译自德国《明星》]
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往往有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两个人相对而坐，其中一人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另一人——那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得帮助他走出困境。但是，他知道该怎么做吗？他能使用正确的治疗方法吗？向他敞开心扉是个好主意吗？雖然心理疗法确实可能治愈心理疾病，但让病人痛苦加倍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丈夫去世后，维多利亚在黑暗中越陷越深。这位曾经的急救员和警察生活在博登湖附近，目睹了她的伴侣痛苦死去的全过程。现在她和4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充满绝望，脆弱不堪，过往的噩梦重回——孩提时期她曾遭受严重性侵。维多利亚感觉自己需要帮助。她找到一位创伤治疗师——埃德加·施拉姆。在他的主页上，他自称为精神科专业医生、心理疗法治疗师和创伤治疗师。如今她说：“这个男人给我造成了新的创伤。”在接受了63次治疗后，她才停止见这位医生。如今3年过去了，她试图让这个男人无法继续实施心理治疗，而这是一次非常困难的尝试。
心理疗法乱象
在德国，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一生要陷入一次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的危机：抑郁、恐惧、睡眠障碍、恐慌或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20年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抑郁及让情绪严重失衡的相关障碍将成为继心脏循环系统疾病之后的第二大全民疾病。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但男病人的数量也在不断上涨。每年有约1000万德国人被确诊为某种精神障碍，约120万人接受能够医保报销的心理治疗。
和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人们更有勇气和医生谈起自己的心理困扰。以前的医生很可能要患有睡眠障碍和恐惧症的病人回家好好休息，如今的医生则更倾向于为他们推荐一种心理疗法。
研究证明，65%的病人在接受治疗后感觉有所好转，有些甚至只在少数几次面谈后就看到了疗效。手术、疼痛疗法或物理疗法等其他治疗手段一直以来都疗效欠佳，但是在几十次心理治疗后病情仍然毫无改善的情况也不少。据研究，高达20%的病人在治疗后问题甚至比治疗前更多，也就是说仅仅在德国，就有每年24万人次。
没有什么医疗领域比心理治疗领域更缺乏监管。首先是心理疾病很难确诊，毕竟精神上的痛苦不像血压或血糖值一样可以准确量化。每种疗法都必须为每个人量身定制。同样难以判断的还有，到底是哪一部分治疗方案对症状的改善或恶化起了作用。如果一个病人陷入了更深的痛苦，是因为生活所逼，还是心理治疗师的错误疗法？
在心理疗法中，医生和病人的性格特点比在其他任何治疗手段中都要重要。一名外科医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还是个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一位病人是不友好还是有魅力，都无关紧要，但这些对心理治疗而言却意义重大。研究证实，安全感对于治愈率尤其重要。但是病人如何能保证自己确实得到了值得信赖的专业心理治疗呢？
和其他医学科目一样，心理疗法也有保证质量的准则。每个联邦州都设有的心理治疗师协会确立了“行业义务”，即专业协会道德标准。据规定，治疗师有义务让自己接受继续教育，详实记录治疗过程，为病人解释说明治疗目标。身体接触是禁忌，除非是握手欢迎等接触。尤其重要的是“节制准则”，以“荣誉监守”自居的独立协会“心理疗法中的伦理”将之定义为：“在心理疗法治疗或训练的过程中，我和信任我的病人没有私下、职业上或是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我不会虐待、操控我的病人，或是从事政治、世界观和宗教方面的教化活动。”
不专业的治疗师
58岁的维多利亚来到汉堡讲述她的故事。她带来了5本日记和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打印出的电子邮件，以及创伤治疗师埃德加·施拉姆寄给她的宗教资料。维多利亚对这位医生行为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和所有心理治疗原则背道而驰的男人。
在第一次和施拉姆面谈时，维多利亚就感觉他不知道保持距离。他要求通过实时聊天软件、电子邮件时刻和她保持联系。而在接下来的面谈中，这种令人难受的感觉不断加重。有时候施拉姆会握住她的手，抚摸她，说她是得到了因果报应，必须受到惩罚。治疗和私生活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不清。施拉姆让她去机场接他，有次还要求她为他包扎脐疝。“他总是有理由。”她说，“比如他说自己没法去医院看医生，而我是个急救员，知道如何换绷带。”施拉姆告诉她，他喜欢射击，有次会谈时，他从柜子中拿出了一把自动步枪，让她和他一起将之拆卸、擦净。为何她不拒绝这一切呢？因为他和她说过：“我正在实行一项独特的疗法，它能帮助你。”“施拉姆对我的态度既傲慢又草率。”如今她说。那时她只想恢复健康，她以为自己必须忍受这一切。
然而有一天，她终于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在治疗中，施拉姆告诉她，她有24种人格，而她相信了这个轻率的结论。施拉姆说，他很了解“分离型人格障碍”。他要和她一起毁掉她的一个名为“布鲁图斯”的邪恶面。接下来，施拉姆对她动粗了，直到这时，维多利亚才终于清醒过来，结束了这噩梦般的治疗。同时，她向施拉姆所属的医生联合会以及精神创伤协会等专业协会提出了申诉。对此，施拉姆将责任推给了维多利亚，表示一切的起因是她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他只是不想让她失望才施此权宜之计。
米夏埃拉·胡博等专家对这位医生的行为摇头不已。胡博领导着位于哥廷根的“德国创伤和分裂症”协会。她不认识施拉姆，只看到了维多利亚的报告和施拉姆的陈述。“分裂型人格障碍”是她的专长领域。她表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做个结构性问卷调查，并下诊断。即使维多利亚真的存在这种障碍，“试图像驱赶魔鬼一样毁掉某种人格”的治疗方法也是不对的。胡博认为这种行为是危害社会的江湖骗术。
错误的疗法
维多利亚的经历虽然有些极端，但也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怀抱康复希望的病人愿意忍受怎样糟糕的医生。心理治疗师安德莉亚·施罗伊是“心理治疗中的伦理”协会的主席，我们在埃森市中心的一家酒馆会面。“在透明化方面，我们问题很大。”她说。13年前，她建立起这个协会。当时她是医保联合会代表，在了解到心理治疗师的数量后，她表示必须裁减规模，因为很多人都不是真正的治疗师。施罗伊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仔细监管治疗师及其工作内容。因为虽然“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协会可以吊销某个医生的执业许可，但是它们是医生群体的利益代表，在问题出现时，会维护其成员的利益，病人的处境往往会非常艰难。如果他们无法证明治疗造成了伤害，或是没有达到刑事案件的程度，他们的大部分信件都会永远躺在抽屉里。
“心理治疗中的伦理”协会每年能收到约200份病人投诉，考虑到令人担忧的现状，这一数量其实非常少。安德莉亚·施罗伊推测，只有很少一部分病人有勇气发出声音，大部分病人都会怀疑自己，而不是质疑治疗师的能力或性格。
一些病人在开始接受心理治疗时，并没有了解相关信息。大部分人既不知道治疗的指导方针和方法，也不知道和治疗师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于疗效有多重要。如果讨厌治疗师，那么每次面谈都是浪费时间。为了让其成员有选择的自由，德国医疗保险会帮助支付最初的6次面谈体验。病人可以在行为疗法、精神分析基础上的心理疗法和精神分析法之间做出选择。但实际上，选择自由极少能够实现。因为在德国，对于每年超过100万病人来说，只有22323个持证治疗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治疗师的人，绝不愿意将名额拱手让出，哪怕这位治疗师十分不可信，令人讨厌。
朱利安是个大学生，这个爱好体育运动的23岁年轻人希望以后能成为一名教师。两年前他进入大学，突然开始恐惧发言。做大学第一次专题报告时，他就无法发出声音了。他心跳加速，不得不中断演讲，满脸通红地回到自己的座位。那之后，他就不再敢公开发言。他的恐惧不断扩大。不久之后，他开始害怕每次考试。他决定去咨询一位心理医生。那位精神分析师是个严厉的女人，她每周约见他3次。她让他躺在沙发上讲述自己心中所想，她则倾听着，几乎一句话都不说。这个年轻人说起很久以前父母的离异，多年前从加尔米施-帕滕基兴搬家到杜塞尔多夫的经历。“我滔滔不绝，讲得事无巨细。”他回忆道。然而，在治疗室之外，他仍然害怕发言，他的学业不断落后，不久他开始不再关心学业。“我就像处在一个封闭的气泡中，从此只关注自身。”就这样过了一年，在116次心理面谈过后，朱利安的父亲担忧地观察到，他的儿子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以前能够顺利处理的问题，如今却都无法面对了。父亲带他来到一家教会的咨询机构。在那里，心理医生仔细询问他的病情后得出结论，这个年轻人并不需要精神分析，而是需要行为治疗。朱利安同意了。他学习放松地呼吸，使自己恢复平静，参加团体心理治疗，在此过程中练习在其他人面前发言。6个星期后，他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如今他说：“我找错了治疗师。”
性侵的温床
安德莉亚·施罗伊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病人咬紧牙关，忽略他们完全正常的直觉。“哪怕在本该50分钟的面谈中，只过了20分钟就被打发走，有些人仍然简单地接受了。就算治疗师没有对他们病情的诊断做出说明，他们仍然会选择容忍。”安德莉亚·施罗伊讲述道，“有些治疗师的治疗没有任何意义和目标，有些心理医生倾诉起他们自己的苦恼，在治疗期间打起了与治疗无关的电话，放下电话后又开始讲其他病人的故事。”有时候病人突然被告知，他们的治疗结束了。“病人们猜测，他们可能让治疗师太累了，也不敢多说什么。”施罗伊说。
一位在巴符州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遇到了一位爱上他的女病人。这个43岁的女秘书渴望得到关注，而这在心理治疗中常常很容易达成。这个女人鼓起勇气才向治疗师坦露了自己的心迹。毕竟他们曾达成一致：她要充满信任地说出一切感想。最初，治疗师很兴奋：这是治疗的一个有价值的进步！后来却显然越来越被这件事情所困扰。他结束了这段信任关系，并把责任归咎于她：他不能为一个爱上了他的病人做心理治疗！女病人很愧疚，同时感觉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安德莉亚·施罗伊说：“在一个病人感到自己终于获得了理解之后，爱情悄悄萌芽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治疗师必须专业地处理这种感情。”安斯巴赫发生的一个案件告诉我们，如果治疗师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此案件中，一个喜欢在傍晚时分为女病人提供治疗的心理治疗师被拘留。他被指和5位病人发生了性关系，一共远超数百次。其中一个女人报了警。现在这位治疗师指出，他并没有实施传统意义上的性侵犯。他的辩护律师表示，这位治疗师始终在维持“真实的感情关系”。
但是，只要一位心理治療师和他的病人发生了性关系，就是一个严重的治疗错误，依照德国法律应判处最高5年监禁：“利用咨询、治疗或照料的时机实施性侵犯。”伦理协会认为，在治疗室中，每年会发生约1400起性侵犯案件。它们刚开始时一般都很隐蔽，仅仅表现为私下会面、牵手和安慰性拥抱，但当女病人敞开心扉之后，治疗师就会突然得寸进尺。
埃德加·施拉姆没有和维多利亚发生性关系。这个男人很可能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因为心理治疗师的伦理准则虽然很美好，但并不是法律。
周三傍晚，埃德加·施拉姆刚刚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创伤心理治疗，很快接起了记者的电话。说到维多利亚对他的指责，他显得有些失望。他表示自己在做很多治疗师做不到的事情：“我允许自己和病人建立亲密关系。”此外，他强调自己所受教育非常全面，可以将不同的治疗方式按需进行混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帮助！他坚信，维多利亚和他之间的这种治疗关系有着自身的活力。
施拉姆说，维多利亚提起投诉的位于柏林的医生协会，将不会跟进这件事。与此相反，心理创伤治疗师协会决定将这位治疗师告上仲裁法庭。只有当他们严重怀疑某位成员时才会这样做，接下来施拉姆可能会被他所在的专业协会除名。在极端的情况下，他所在的医生协会甚至会收回他的工作许可。但是就算没有许可，他仍然可以继续实施治疗，治疗资源的稀缺为他在私人市场带来了最好的机会。
5年前，鲁尔区的一名治疗师性侵了他的一位女病人，被判处缓刑，并被禁止继续行医。现在他的门牌上不再写着“精神分析师”，而是“顾问、教练和组织开发师”，并为那些不知道该在困境中何去何从的心理治疗师提供咨询服务。
[译自德国《明星》]